第2章 非常秘密
秦始皇的“不死药”竟是野生猕猴桃
徐福渡海为秦始皇寻找不死药的传说，由来已久。日本方面有研究说，不死药名叫“千岁”，就出产在地处濑户内海的祝岛，更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它正在进行人工种植。
在中国和日本流传着一个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徐福为秦始皇求不死药而东渡的传奇。
徐福，在中国古籍中，是一个头脑聪明、胆大心细的骗子，因为当过“方士”，大概还是个早期化学家。秦始皇完成了他一统天下和建造长城的伟业，便开始憧憬不老不死的神奇。于是，徐福在公元前219年来到秦王的宫廷，声称《山海经》上面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他愿意为秦王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第一次东渡徐福并没有带回长生之药。他告诉始皇，东方的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三千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弓劲弩射退大鱼。秦始皇全盘答应条件，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在东方“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来复命了。根据考证，徐福并非传说人物。1982年，更考证出他的故乡正是今天江苏省连云港郊外的徐阜村。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生疑，秦始皇何许人也？荆轲那样的职业刺客都死在他的手里，怎么会上徐福的大当？除非……除非他能让秦始皇相信东方真的有仙山，仙山上真的有不死药？
传说中的仙岛，倒并不全是虚妄，仙没有，岛是有的。按照日本的记载，徐福所说的就是日本的本州岛、四国、九州岛三岛。日本的文字史料中，对徐福的记载含糊不清。这也不能责怪日本人，因为徐福登陆的时代，日本还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呢！但是按照部分日本史学界人士的观点，徐福，就是日本古代著名君主——神武天皇，他登陆日本的地点，便在日本的关西平原。“神武东征”横扫日本的传说就是基于徐福登陆日本，南征北战的事迹。
日本人的思维比较独特，因此他们在考证徐福问题的时候，想法也一样富有个性。他们通过分析古代墓葬遗骨证明，徐福东渡时期，日本关西近畿地区的居民平均身高骤然升高了5厘米，由此推断，这很可能是徐福和他的部属登陆后造成的局部人种改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日本科学家发现日本人的基因里，有1%来自中国云南地区，而日语训读发音（土语发音）也和云南纳西族的语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徐福东渡，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根据中国方面的史籍记载，徐福要求的三千童男童女，秦始皇也没法一下子凑齐，这个时候，秦军刚巧征服了西南夷，于是秦始皇就下令这些被征服的部族提供所需要的童男童女。西南夷，就是现代云南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如果这些西南夷的后代借徐福东渡融入日本人种，带给日本人1%的云南基因便有据可循了。
在日本，有徐福传说的地方至少有20处，北到富士山所在的静冈，南到九州岛的熊野、鹿儿岛以及关西地区，它们都涉及两个主题：蓬莱和不死药。
秦始皇从来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若徐福全靠造谣生事，怎能骗得了这位精明过人的千古一帝？那可是统一六国的一代枭雄啊！就算是求药心切，徐福第一次的失败，难道不会引起他的怀疑？而徐福也很奇怪，如果他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他怎么知道一直往东航行就可以到达日本？而且依靠几千人加强弓劲弩的高技术兵器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他显然对日本有一定的了解。
假如日本真的一直是传说中的仙药产地，而且徐福善于花言巧语鼓吹一番，骗取秦始皇信任，再得到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就比较符合逻辑了。否则，在生土上种花，要想让秦始皇拿出血本来，只怕更大的可能是忽悠掉自己的脑袋。
问题在于，古代日本真的有“不死药”存在吗？幸运的是，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日本“徐福会”理事重村定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这种神奇的不死药，不但存在，而且就出产在他的故乡祝岛，更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它依然留下了孑遗。
祝岛，地处濑户内海，在九州岛、本州岛、四国三岛环绕之间，人烟稀少。自古以来就流传，在它的深谷腹地有一种神奇的植物果实，俗名“窠窠”，日本古书中名为“千岁”，大小如核桃，汁浓，味甘。据说食用可保千年不死，即使闻一闻也可以增寿3年3个月。
19世纪末，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曾经慕名前往，经过艰苦工作，采到了“千岁”的标本，并欣喜若狂地给友人写信：“这是我最弥足珍贵的发现，它的价值无法形容。”在祝岛民间，还有用这种植物的枝条制作手杖的习惯，称为蓬莱杖。
如果“千岁”的传说曾经在当年传入中土，徐福家住东海之滨，听到它应该不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的传说，加以附会，通过其他途径传入秦始皇耳朵里并非不可能，那么此时徐福就会极有说服力了。甚至，祝岛的人至今相信徐福曾经光顾过他们的岛屿，因为在海湾的岩石上，留有一副石刻的棋盘，当地人讲，就是徐福所留。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当年徐福为秦始皇寻找的不死药，很可能就是出产在祝岛的神奇之果——“千岁”——它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野生猕猴桃”。
鉴于秦始皇的老家，陕西秦岭一带就是野生猕猴桃的产地之一，这东西只怕皇上经常用它来开胃，……难怪徐福找到了“长生不死药”，也不敢归国了。
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竟因一个弥天大谎
长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它盘踞在重峦叠嶂之间，蜿蜒在沙漠之上，气势磅礴，坚固雄伟，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有权威人士做过统计，修筑长城所用的砖石，如果用来修建一道厚1米、高5米的长墙，这道长墙足以环绕地球一周；而如果用来铺筑宽5米、厚35厘米的马路，则可以环绕地球三周以上。但今天的人们在感叹其浩大伟岸的同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出其背后的辛酸。修筑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平民百姓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千多年前修筑长城的起因听起来颇为荒唐。
“亡秦者胡也”，万里长城因一句谎言而修。
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不解的渊源，提到长城就不能不说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感的帝王。当上皇帝之后，他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农民起义从未间断。如何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心病，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
大秦帝国在将新政推向全国的过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获得民众对大秦帝国的认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不断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点先是选择在秦国境内，试行一年之后，逐步推广到秦国以外的领地。始皇二十八年，他从咸阳出发，经齐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到达海边，又转经江苏、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阳，其行程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即便是在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长得令人生畏。
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识受到很大冲击，思维方式也受到很大影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处于西部边陲，论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论发达程度，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与齐国等中原核心地带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虽然辛苦却也令秦始皇大开眼界，一种流行于齐地的方术吸引了他，使他对求仙问道以及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方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位名为卢生的方士逐渐成为秦始皇的宠臣，他就是那位编造谎言引动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主角。卢生原本燕人，虽然仅为一个方士，但对秦始皇的施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历史学家都绕不开两件事，一是修长城，二是坑儒，这两桩事的始作俑者都是卢生。
按理说，当时正值壮年的秦始皇不应该对生死问题有那么紧迫的危机感，但长生不老似乎与长治久安有着天然的关系。为了寻求不死药，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物力，求仙、封禅无所不用其极，最为典型的是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却一去杳无音信。
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术之道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临的现实威胁反而越来越大。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东巡的过程中遇刺，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不过两年，他在咸阳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袭击。这一次的打击更甚前次，当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这一次危险发生在首都咸阳。连京城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他内心的无奈与恐慌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急于想找出威胁秦帝国的准确原因和有关自身安危的确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他派卢生去求仙人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卢生此去没有任何收获，回来后，他对秦始皇大肆歌功颂德，吹拍溜须，言辞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人们的阿谀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强烈渴望的是对巩固政权真正有益的东西。于是他再派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秘密：“亡秦者胡也”。
一直渴望对手的秦始皇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打击的目标，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便要迅速释放。卢生一句搪塞责任的话引发了中国一场空前的战略大震荡。秦始皇立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多年，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止辽东，绵延万里大规模修筑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胡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威胁，使得秦始皇如此兴师动众？
卢生所传“亡秦者胡也”中的“胡”为何人？他们对秦帝国的威胁究竟何在？秦始皇为何要下此血本豪赌明天？
秦时指的胡人，就是以后的匈奴。追溯历史渊源，匈奴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斗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秦昭襄王时，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
战国中后期，胡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匈奴首领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单于”是广大的意思，中原人习惯上将他们简称为单于。
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
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
他在庙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
第一，匈奴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
第二，攻击匈奴，大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而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
第三，即便取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但若将他们杀掉，那更不是天下苍生和陛下所愿意看到的事。
李斯得出的结论是，劳师远征匈奴只会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没有实际收益，不利于秦国的长远发展。
应该说李斯的分析相当有见地，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
一晃6年过去了，中原的稳定并没有如期望中的那样取得很大的进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胁反而越来越大。这种威胁常常是莫名的，因为不知秦国的未来如何，因为无处发泄内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强悍的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军对匈奴此战，表面上看应该是大获全胜，但正如李斯当年所指出的那样，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秦军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可言，反而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烦。
匈奴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法令秦军非常头疼，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秦始皇决定修筑长城。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池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修城御敌并不是秦始皇的首创，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各诸侯为了抵御对方的进攻，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被称之为长城。公元前4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也相继修建长城。
修筑长城御敌是古已有之的办法，并不是什么创举，但却被秦始皇发挥到极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秦代以后，没有修过长城的朝代寥寥无几。
秦始皇不仅把赵、秦、燕、韩等国的旧有长城连成一线，又增筑扩充了许多部分，形成了长达12000华里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不仅筑长城，还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长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证秦不为“胡”所灭。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国的骑兵在三天三夜之内直抵阴山，给“胡人”以致命一击。
在今天看来，长城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修筑长城对黎民苍生来说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秦始皇修筑长城为秦帝国的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
长城功过万古评说，秦究竟因何而亡？
秦始皇是我国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而他所倾力打造的长城也是争议不断。关于长城的功过，或褒或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
孙中山先生虽然对长城青睐有加，但一些有见地的史学家对此却并不苟同。他们敏锐地指出，秦帝国看似解决了北患，但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匈奴问题，游牧民族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灭秦者胡”是他内心挥之不去的痛。长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汉唐之所以兴盛不是因为长城，而是其开放的文化与国力的强大。大明是修建长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终免不了被外族所灭的命运。
长城从来就没能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明朝兵部尚书刘焘对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说修建长城是自古以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修长城抵御外患是一个怪圈，几乎达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修长城下的工夫越大，人们对外敌入侵的担心就越强烈，国家的钱财耗费也就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更弱。国家没有哪一年不为修长城耗费巨资，但长城的功效与价值却并不能体现出来。长城成了消极防御的代名词，因为防线过于漫长，僵化消极的城墙很难抵得住敌人的突然来袭，其弱点显而易见。
清朝入关以后，决定不再修筑长城。康熙时，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设计害死了长子扶苏夺得帝位，称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继位，横征暴敛，变本加厉，终于引发农民起义。大秦帝国最终亡在二世胡亥手中，这使得人们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汉朝大儒郑玄曾对“亡秦者胡”加过注解，称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这种事后诸葛般的解释，我们权且一笑听之。但笑过之后不免疑惑，大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是谁灭亡了大秦帝国？
赵高三年搞垮大秦帝国的内幕
秦始皇病重，不能处理祭山川之事。于是，他派出了内政大臣蒙毅代替自己来行使此事。直到他死，蒙毅也没有回来。这是为什么呢？蒙毅本是大将蒙恬的弟弟，蒙恬为将军主攻伐，蒙毅为上卿主内政，位在李斯之上。秦始皇巡游，蒙毅始终跟随。可就在最后一次，他居然被秦始皇外派。这只是个偶然事件，但却使赵高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假设，如果蒙毅不走，接受遗诏的肯定是赵高、李斯与蒙毅。且不说蒙毅的政治觉悟，赵高想要谋害他的哥哥蒙恬，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
据此看来，秦始皇的遗诏本可以明示天下，而今天，我们只能假想这种光明了。假设蒙毅不离开秦始皇，假设扶苏不死，假设蒙恬不放兵权，秦帝国的历史必将改写。
但是，这道第一个皇帝的第一份遗诏居然走进了黑暗，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黑暗，并以雷霆之势冲向灭亡。
赵高登上秦帝国的舞台后，先是哄骗胡亥脱离朝政，疏远朝臣。他对胡亥说：“天子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不能常见人面。群臣不能见到您的面，是为神秘，天子就是神秘的代名词，所以称为‘朕’。”
胡亥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赵高独揽了朝中大权，朝臣怨声载道，然而无论如何都见不到神秘的胡亥。
接着，他又怂恿胡亥肆意纵乐，把秦始皇时的严刑苛法更推进一步。于是，法令诛罚日益严酷，群臣人人自危，文官想要逃跑，武将想要造反。
最后，他将秦室的宗亲全部剪除，他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都很怀疑，而诸公子都是您的兄长，大臣们又都是先帝时的臣子，您刚刚坐江山，还没有稳当，我很担心他们会搞鬼。”
胡亥惊讶，赵高立即让他安心：“全交由我处置。”
于是，赵高将秦始皇的12个公子和10个公主全部处死，秦始皇辛苦撒下的种子还没有长成大树，就被赵高一一砍断。想必秦始皇在地下肯定是咬牙切齿、怒目圆睁的。
在各地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时，帝国最伟大的将军纷纷被赵高弄死，蒙恬、章邯等，这些本可以暂时挽救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死在了赵高与胡亥的手里。由此，秦朝的中枢系统被破坏殆尽，等待秦朝的只有灭亡。
为了验证自己的努力，赵高玩起了指鹿为马的把戏，对其中敢指鹿为鹿的大臣一一打击，于是，群臣都对他恐惧不已，到了这种地步，胡亥也只能身不由己了。
秦始皇经营30多年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江山，还有足以维持一个帝国的文臣武将，而赵高只用了3年时间就将这一切破坏掉。一个没有了臣子的帝国，已经不能称为帝国，支撑帝国的柱子早被赵高抽走了。
秦始皇死后才1年，帝国就烽火连天了。一方面是这些被压迫了很久的百姓武装从外部攻击这个帝国；另一方面赵高从内部挖掘这个帝国的地基，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赵高在帝国的内部，不容易被清除；可百姓在外部，却能有效地预防他们“犯上”。秦始皇死后，帝国虽然危机四伏，但当时的情势也并非完全不可挽救。每一新任皇帝都会给百姓带来希望，新主继位，有着良好的政治的客观条件，只要统治政策略作调整，省刑轻徭，社会危机就会大大减缓。
让人可惜的是，我们那位二世皇帝胡亥像是很怕自己的皇位传给三世一样，他选择了肆意纵乐，在赵高的操纵下，他领着帝国迅速地走向深渊。
秦朝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到奇怪的朝代。历来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对它的迅速强盛与迅速衰败震惊不已。就像是一只从森林里冲出来的威风凛凛的老虎，人们还没来得及欣赏它的雄伟风姿，老虎就突然倒地死掉了。事实上，秦朝的灭亡并非是短时间的事。这样一个大帝国即使有胡亥那样的人来折腾，凭借惯性，它也能走得更远。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一直激战了两年，秦帝国才宣告灭亡。
有人说，它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也有人说是因为它的军队的主力在南方，北方的造反大军才能屡屡得胜；还有人说，它的灭亡只不过是因为赵高和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
帝国未来的光明与黑暗只在一线间，可它是如何走向黑暗的？
关键是什么？
无疑，秦始皇是中华民族的伟人，至少是帝制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
第一，他结束了战乱纷争的历史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第二，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奠定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留下的遗嘱并没有错，秦帝国以法立国，以法治国，走到他要死的那步时，已经举步维艰。秦始皇在最后的时刻，或许悟透了这一点。即使他没有悟透这一点，他把江山传给扶苏，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无可指摘的。秦朝疆域关键就在，这道遗诏能否顺利地实现他的想法和价值。
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赵高会篡改遗诏，而赵高之所以敢篡改遗诏，贪欲之心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对扶苏的态度。尤为关键的是，赵高太了解秦始皇与扶苏的一切。
对赵高篡改遗诏的事件，许多人都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如果不是秦始皇把自己喜欢的小儿子胡亥带在身边，还有掌管印玺的赵高陪同，那么，沙丘政变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如果没有象征着皇帝权力的印玺，政变也不可能成功。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赵高曾经被蒙毅审查过，险些丧命，所以他对蒙氏成员怀着很大愤恨，借此机会来铲除蒙氏成员。这样的分析结果就给人一种感觉：沙丘政变只是赵高个人的心血来潮、机诈权变的结果。
但无论是李斯还是赵高，都知道扶苏与自己不是同路中人，扶苏的那一套俨然是把百姓全部当做好人来指导。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了牧民之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指斥不如指导。在李斯看来，倘若辅臣卖力，扶苏肯定能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治世帝王。但当他们看到秦始皇怒气冲冲地将扶苏赶到荒芜的上郡时，他们就不对这个储君抱有希望了，甚至都不想多看一眼，多想一想。赵高对扶苏的了解还不仅限于此，他曾对李斯说，扶苏孝心可鉴，父亲让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做。而对于蒙恬，赵高更是一语中的：他只听皇帝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给了赵高篡改诏书的勇气。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关键的，人心难测。一个人的性格并不可靠，人往往在危机来临时，会做出逆于平时的行为。赵高虽然对扶苏与蒙恬的性格了解，但这并非是他敢篡改诏书的最根本原因。
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的暗箱政治，这一政治形式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的始终。当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就跟赵高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两天能赶到的。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处理。”
于是，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为了掩盖尸体发出的臭味，他们还特地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都放一筐。就这样，车队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如果我们假设，秦始皇死的消息被立即公布，扶苏还会自杀吗？
帝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暗箱政治的存在的合理性。君主集权专制，秉承上天旨意治理天下，无论是什么事都不希望百姓知晓。孔子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帝王的行事尽可能地少人知为最妙。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暂时的局势，但弊端显而易见。秦始皇的遗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游戏，参加游戏的第一个人偷偷地说给第二个人一句话，第二个人再把这句话传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到最后一个人时，要他把那句话说出来，结果肯定不是第一个人说的那句。
这是一种信息的单方面传递，即使是没有恶意的传递都能发生问题，更何况是传递的人不怀好意呢！
事实上，秦始皇所创建的帝国是开天辟地第一遭，我们知道，在秦大一统前，中国是四分五裂的。也正是因为国家林立，疆域狭小，所以，任何一个君主，只要不是太昏庸，治理起国家来就并非是难事。在秦始皇之前，没有人能统治这么辽阔的疆域，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秦始皇心里没底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秦始皇对帝国未来（他死后）的走向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他吞并天下后，曾召集群臣说道：“古时五帝把位子禅让给别人，三王却是让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位置，诸位以为如何？我该怎么做？”
许多人都不敢应对，只有一人回答道：“五帝禅让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成了一个官职，三王玩继承是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
秦始皇听了这一解释，就仰天长叹：“我德要比五帝高尚，我想玩禅让，诸位有什么人选吗（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
讲话的人嘲讽道：“陛下您行桀、纣之道，却想行五帝之禅，怎么可以呢？”
秦始皇险些就跳了起来，怒道：“你给我滚过来！敢说我是行桀、纣之道，解释给我听，如果不耐听，杀你！”
那人就慢慢解释道：“陛下您大兴土木，把各地美女都招进后宫，又在骊山累死人命无数，依我之见，天下苦您久矣，即使您真想禅让他人，弄得这样半残的天下，谁敢接受？”
秦始皇默然良久，叹息作罢。
记载于《说苑·至公》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秦始皇自己创建的大一统帝国面前，对未来江山之主的设计蓝图并没有展开。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秦始皇遗嘱的前因后果，那就是，由于创建的帝国制度并没有达到十全十美的完善程度，尤其是在挑选继承人这方面，他更是没有经验，所以，秦朝由此走向死亡。
祸国殃民：荒唐皇帝汉灵帝如何亡国
汉灵帝（156—189）刘宏，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在其统治期间，党锢之祸兴起，宦官把持大权，公开标价卖官，肆意大兴土木，百姓难以为生。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的皇帝。
灵帝继位之后立宋氏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因为她性情平和，缺乏女人味而得不到灵帝的好感。但是又处在正宫的风口浪尖上，后宫里受到宠爱的嫔妃都交相诋毁她。中常侍王甫枉杀勃海王刘恢及他的王妃宋氏，宋氏是宋皇后的姑母，王甫怕宋皇后迁怒于自己，就与太中大夫程阿诬陷宋皇后在宫廷里挟巫蛊诅咒皇帝。灵帝正愁没有废去皇后的借口，于是在光和元年收回她的玺绶，宋皇后不久忧虑而死。
接着宋皇后的父亲以及兄弟全部被杀，宫中众常侍及大小黄门在省署的人都暗中可怜宋皇后。有一天灵帝梦见已故的桓帝对他说：“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任用奸邪的大臣和嬖姬使宋皇后绝命。以前勃海王刘恢，既然已经自贬了，但还是被你杀死。现在宋皇后和刘恢都到天帝那儿告你。天帝极为气愤，你的罪过太大，很难赦免！”灵帝被惊醒了，梦中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他将这件事说给羽林左监许永，问他这是什么征兆。许永就趁机把宋后和渤海王无辜之状说给他听，并且请求改葬以使冤魂得到安宁，灵帝终究没有听从许永的话。不过梦是心境的外显，可见在内心的深处他多少也有一些愧疚。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
宋皇后被废之后过了两年，灵帝耽于淫乐还没有打算再册立皇后。朝臣上表请求他赶紧确立中宫，因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象征。灵帝便册立了贵人何氏为皇后。何皇后的出身很微贱，她是一个杀猪屠夫的女儿。但何氏的容貌美艳无比，她身高七尺一寸，肌肤如雪，亭亭玉立。灵帝一见到何氏就喜欢上了她。于是她夜夜独占灵帝，后宫又多了许多灯下打发寂寞光阴的女子。几度春风之后，何皇后怀孕生下了皇子刘辩。
何皇后的兄长何进被封为侍中，她已故的父亲何真被追封为车骑将军。何后性情刚刻多忌，正位中宫之后，时刻提防其他的嫔妃夺宠，宫里的嫔妃都很害怕她。赵国人王氏是前五官中郎将王苞的孙女，她在后宫里的姿色比何后还略胜一筹，而且能诗擅画，谈吐优雅，举止端庄。灵帝对她极为宠爱，不久王氏怀了孕，被晋封为美人。在汉朝宫廷妃媵制度里美人比贵人要低一等。
何皇后将王氏恨之入骨，私下里时刻图谋加以陷害。王美人生性聪敏，她早知道妒忌心强烈的何后不会容她，所以在进谒何后的时候用帛束住腰部，不让何后看出她怀了孕。只是腹中的胎儿一天比一天大，王美人朝夕辗转不安，便买了堕胎药喝下去。因为一旦生下儿子，可能母子都保不住性命，但是多次服用堕胎药并不见效，她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不再喝堕胎药，听天由命了。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男婴，灵帝十分高兴，给婴儿取名为刘协，这就是后来的汉献帝。
生下了孩子，王美人要服药调理，何后密遣心腹内侍用鸩毒代替药物，毒死了王美人。灵帝听到王美人忽然去世的消息，急忙前去探视。他一看王美人四肢青黑，就知道是中毒而死，不禁流下了泪。不久追查到是何后下的毒，灵帝顿时愤怒难遏，打算将何后废去。胆大包天的何后这才感到害怕了，她急忙花钱贿赂曹节、张让等宦官为她说情，灵帝一生最相信宦官，于是何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放过了何后，但灵帝对她从此心生顾忌，他将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寄居在永乐宫让董太后抚养。由于董太后的精心呵护，刘协才没有遭到何后的暗算。灵帝怀念王美人不已，因而撰写了《追德赋》与《令仪颂》两篇辞赋纪念她，辞赋里的字句缠绵悱恻，如泣如诉。常言说失去的才是最好的，也仅此而已。
汉灵帝时，宦官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已经朝不保夕了。灵帝此时也显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欲好像逊色了不少。传说郁林郡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灵帝到来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14岁的皇子刘辩即位，尊何后为皇太后。何太后临朝称制。何后的兄长大将军何进想诛杀宦官，反而被宦官所害，并州牧董卓带兵入洛阳，诛杀了宫廷里全部的宦官，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而立王美人所生的儿子刘协为皇帝。不久何后与她的母亲舞阳君也被董卓逼迫而死。这时的汉朝实质上已经灭亡，汉献帝刘协成了一个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傀儡。一个群雄并起的三国时代拉开了帷幕。
忽必烈东征日本为何失败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要求或许是最苛烦的，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4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9世纪中叶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他们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作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忽必烈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
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1.5万人的军队和6000～8000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7000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的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300艘大船和四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岛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岛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岛东岸的博德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德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1.3万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着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了。
明教与明朝是什么关系？大明国号之谜
朱元璋在凤阳老家种地的时候，对自己贫穷的生活是束手无策的。当瘟疫、旱灾和蝗灾来临时，他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死去，他家穷得连埋葬亲人的地方也没有，在哀伤之余，他埋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还可能改变。所以，当他做了三年游方僧之后，又回到了皇觉寺。然而，汤和一封信让他明白：这个时代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竟然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他在义军中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朱元璋也逐渐明白：有朝一日，他可以改变整个天下。
无论朱元璋后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他对当年在社会底层的种种苦难有着切肤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自然会分外体恤百姓的生活。他不愿意看到老百姓再过他当年的日子，并非因为他天生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他的道德良心不允许他忘记过去。因此，朱元璋要使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他不用发明什么新的理论武器，民间世代流传的——不论是传说中所有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教义里所描述的，各式各样理想社会的蓝图已经够诱人的了。而最能让朱元璋信服并愿意付诸实现的，就是无所不在的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遗产，刘伯温这些人当年不是随便出山的，他们作为儒者，不仅要帮助朱元璋夺天下，而且还希望借以实现他们的儒家理想。这些，最终都成了朱元璋的理论武器，他兼收并蓄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各支文化的精神营养。那么，他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国呢？
国号，也许是诠释一位开国皇帝政治理想最简捷的途径。在以往王朝的国号中，有的标注姓氏、家族，有的标明地望、徽号。当然，有的国号也寄托了开国者的理想，比如元朝，其国号取自《周易》中“大哉乾元”这一句。这个顶天立地的“元”，不仅表明了元世祖的胸襟，也正是元朝最明显的特征——元朝疆域之辽阔，在中国历代皇朝中可谓空前绝后了。那么，明朝的“明”是什么意思，它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人们很容易想到，明朝的“明”，来自于元朝末年的小明王。朱元璋最初投到郭子兴麾下，郭子兴的红巾军所奉之主就是小明王韩林儿。后来，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大宋政权的旗号下先被封为吴国公，后又称吴王，在这期间他所用的年号都是大宋龙凤年号。“龙凤”，就是小明王韩林儿所用的年号。所以，明朝的“明”来自小明王的“明”，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为什么朱元璋抛弃了小明王，却要留下“明”字作为国号呢？那我们就首先说说，小明王的“明”字从何而来。
自唐朝以来，有那么一群又一群“吃菜事魔”的人，夜聚晓散，参拜着一个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魔”。几百年来，他们世世代代，都希望摆脱现实的黑暗，他们祈求的是一个光明世界，在那里，人人相恤相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吃菜”就是吃素，那么这个“魔”是谁呢？就是明教崇拜的是光明之神。这个被称为“魔”的光明之神，与佛祖一样，也是外来的神，但它不像佛那样消极退让，因此为不满于现实的人提供了精神武器。对现实不满的人侍奉这个神，就是用他来组织民众、对抗政府。因而，他们一再被打入地下，只能夜聚晓散。为了保护自己，教众们用各种各样土生的以及外来的口号、形式装扮自己，但永远也不能改变与现实对抗、与官府对抗的本质。
小明王韩林儿本为韩山童之子，而韩山童则是元末活动于河南、河北一带的白莲教首领。《元史·顺帝本纪》记载：栾城人韩山童的祖父，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遭到处罚后，被迁到广平府永年县去了。到了韩山童这一辈，他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及江淮一带的民众都翕然信从。与此同时，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人也散布传言，说韩山童本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当为中国主。于是，刘福通等聚众，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计划共同起兵造反。事情不慎泄露，地方官紧急搜捕，刘福通于是迅速起兵。韩山童被捕后，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
韩山童等人为了号召民众，还暗中雕刻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在石人背上刻了“石人一眼，天下四反”几个字，埋在河道里，结果被修河民夫挖出来，民众大为惊诧，更加相信“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之说。韩山童等约定起兵，以红巾为标志，造反的队伍被称为“红巾军”或者“红军”，这就是元末的红巾大起义。
摩尼教经典在唐朝武则天统治时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我国。当时，明教先是传入了回鹘，并且在回鹘获得很高的地位。大唐朝廷为了笼络回鹘，不得不优待明教，加上唐朝本来对于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因而明教一度在唐朝很得势。后来，唐朝击败了回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摩尼教也遭到了严厉禁止。从此，明教的活动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组织。
后梁年间（公元907～923年），明教曾发动起义，但遭到镇压。后晋时（公元936～946年），明教又开始在民间秘密传播。北宋时，《二宗三际经》被编入《道藏》，明教一度广泛流传。但是，只要民间一遇水旱饥馑，百姓不满时，富有斗争精神的明教便会被利用来聚众造反，所以政府又不能不对它加以镇压。
红巾军以明教为起事的招牌，很自然要有一个现实的人来作为偶像，也就是需要一个活生生的明王。但明王毕竟是神，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为了增强号召力，义军又不得不给明王再加上一道光环，即称他为宋朝皇室之后——天下本是大宋的，只是后来被蒙古贵族夺去了。按照普通中原老百姓的理解，宋朝皇室之后有理由出来重掌天下。人们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不仅要消除阶级压迫，还应该消除民族压迫，于是，小明王就有了双重身份。
明王出世，战胜黑暗，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无疑，幸福生活是所有人向往的。世道越黑暗，幸福生活对穷苦老百姓的诱惑力就越强烈，他们迫切期盼明王出世。而在元朝，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根源则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统治者，只有推翻蒙元政权，才能迎来光明世界。所以，小明王又以大宋政权的旗号作为号召，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他们以此将各种反元势力和穷苦百姓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红巾军要壮大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小明王就成为最好的招牌。
红巾军大起义以白莲社为聚众手段，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汝、颖、蕲、黄诸州，进而蔓延到钟离、定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朱元璋作为僧人云游四方时，所到之地正是彭莹玉、杜遵道传教布道的地区，因此他也接触到了白莲教。
郭子兴、孙德崖等以白莲社烧香聚众，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濠州起兵。其时朱元璋已二十五岁，在走投无路之际投入红巾军就是很自然的了。郭子兴要增强自己的权威，就要借小明王的牌子，遥奉大宋小明王为主。郭子兴死后，大宋政权授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朱元璋为左右副元帅，他们都是小明王的部下。这样，朱元璋便与“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也因为实力不够强大，还要借用小明王的旗号。但是，为什么他直到建了国、当了皇帝后还离不开这个“明”字呢？
朱元璋的队伍由于知识分子的加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传统。历史上，儒家学说多次与佛、道发生激烈冲突，邪神、杂教更是儒生们抨击的对象，摩尼教（明教）、白莲社这样的秘密宗教会社更为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前面我们讲过，刘伯温就强烈反对朱元璋在元旦时向韩林儿御座行礼。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固然有其用心所在，而在刘伯温看来，身为孔门弟子，凭什么要向一个“邪教教主”下拜！
朱元璋和他的军队经过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改造，从此与红巾军本来所依托的明教、白莲社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也就是大宋龙凤十二年，朱元璋在声讨张士诚的檄文中就说，元末农民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倡言之妄诞，误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而且“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从这番言辞激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时候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跟以前的兄弟们划清界限了。
也就是在这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部将廖永忠将小明王韩林儿从徐州接到应天来。在瓜州渡江的时候，廖永忠凿沉小明王御座之船，韩林儿就稀里糊涂地淹死了。从此，朱元璋与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的红巾军完全脱离关系了。
但是，朱元璋在称帝后却仍然将“明”字定为国号，那些儒生怎么会容忍拿这么一个与“邪教”渊源甚深的字作为国号呢？
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原因：
一方面，朱元璋终究还是不能将反元起义的旧部人马一脚踢开，朱元璋军队及其归附者的主要成分是原红巾军将士，这些人参加起义，就是为了投奔“明王”或者迎接“明王”出世，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抛弃原来的迷信思想。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失望，以“大明”立国，就回应了“明王出世”之说，暗示自己就是明王，地位无可取代。
另外一方面，面对儒生们，这个“明”字又有了另外一番解释：明，义为光明，分为日、月，合则为明。历朝统治者所遵行的正统祭礼，都有“大明”“朝日”“夕月”这样的祭礼，这就使得“明”这个国号看起来堂堂正正，表明新皇帝乃是受命于天，与日月齐光。再者，按中国传统的五德终始之说，新朝建立在南方，南方属火，为祝融氏；北方属水，为玄冥氏。元起自北方，北方为水德，以火克水，以明制暗，正合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而且，朱元璋的姓氏，“朱”字也与祝融氏拉上了关系。朱姓本是从远古祝融氏而来。祝融，本是颛顼帝之子，是帝喾（kù）的火正，就是掌管火的官。在远古，管火可是很重要的职务，因为祝融为天下安定立了大功，就被另行划分为一个姓氏，这就是祝融氏的来由。祝融掌管火，火就是光明。明朝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为国号。为了宣扬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起自火德和火德之盛，明代的官私记载都对此大加渲染。《明实录》中对此一再加以夸大的记述描绘，民间的传说则越传越玄，总之，都是为了证明明朝乃是受命于天，兴于火德。
这一番附会真是说得有板有眼，明受于天命，合于五行，得天统之正。因此，以“明”作为国号，也得到了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的认可。
明朝建立以后，一再下令严禁白莲社，并将其写入《大明律》：凡巫师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神佛，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如此规定，为的是防止别人再借此来聚集民众，窥伺皇帝宝座，但白莲社还是在民间流传，并且仍有人声称“弥勒佛下世”，僭“明王”之号起而造反。这也正可看出朱元璋自己占据“明王”的位子，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韩林儿靠明教聚众造反，为什么自称“小明王”呢？作为皇帝，却被称为“小明王”，这是极不寻常的。前有大元，后有大明，这“小明王”的称呼是怎么来的，这中间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
明朝人认为，国号前面加大字始于元朝。前面说过，元朝国号称作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既然推倒了大元，继之者必然也要冠以大，因而称作“大明”。但反过来看，为什么韩林儿做皇帝却要称为“小明王”？既然朱元璋要建立大明国，“大明”二字就只能由朱元璋独享，韩林儿就不能不屈居于“小明王”的地位，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大明”天子。
朱元璋在明朝建国前一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年号，但这个年号只有一个字，“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以一个字做年号的。朱元璋身边有不少足智多谋的饱学之士，不会连这点也不清楚。但，就是这一个字的年号，使朱元璋的来历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一年朱元璋仍然使用着大宋龙凤，也就是“小明王”的年号。不久，由于小明王被淹死，龙凤纪年便显得无所依附了。这时新朝还没有建立，当然新的年号也就无法建立。既然这时朱元璋是吴王，便索性以“吴”作为纪年。尽管这个年号有些不伦不类，但总算有了纪年的标志。“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两个词所表露出的正是当时政局风云变幻的痕迹。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其中许多记载都是后来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精心编写的。“吴元年”和“小明王”这些不合常理的字眼，值得人们玩味。
史上和绅死得最谈定
和绅得罪身死的前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出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资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绅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绅兄弟：“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干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特别长于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绅去处理，和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华。这是和绅从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唯有和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满、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绅的死是最谈定的一个。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实上，对和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作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绅说，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止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外，和绅身上还有许多其它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和绅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拴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和绅还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万两白银，他规定每月1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万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大发明。
缘何咸丰在位时慈禧斗不过慈安
慈安皇太后，俗称东太后，简称慈安，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
提起慈安，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长期以来，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缺乏政治才干，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10年中间，清王朝遭遇了空前的外患内忧，使她在忧患中成熟，在忧患中增长阅历。在美女如云的皇宫，在多情的咸丰帝身边，能保持10荣宠不衰，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作比较，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道，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
那么历史上的慈安太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走上政坛，两个女人一台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印章（由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御赏”“同道堂”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又避免后宫专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的临终遗命，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辛酉政变”。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这里不再多说。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訢，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有书记载，慈安“及与孝钦后（慈禧）垂帘听政，首简恭王入军机处。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臣工，咨访利弊，悉中款会”。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
一、重用能臣，“同治中兴”。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发挥己长，励精图治，在朝内重用奕訢、文祥、倭仁等重臣，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指慈安——笔者）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二、慈安端裕皇太后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三、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由上可见，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但是，天不假年，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戌时，慈安崩逝于钟粹宫，终年45岁。
李鸿章挨一枪换得白银1亿两
一件黄马褂，血染东瀛，让50万纽约人追捧，也让百年后的我们看清了李鸿章的真实面影……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干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满清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根据清官规定，三类人可以穿黄马褂：
第一类是皇帝出行时，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随从，必须穿着黄色的马褂以壮行色。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因为是因职而穿，所以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不与皇帝同行时便不能穿。
第二类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可以被治罪的。
最后一种黄马褂是因特殊功勋而得到的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的人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证，这种赏赐方式在清初并不盛行，大概是在道光或咸丰以后才开始出现。特别在对太平军作战时候，赏赐了不少黄马褂给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有功者。后来慈禧太后把规矩给坏了。一次，慈禧太后一高兴，生生地将一件黄马褂赏赐给了为她开火车的司机。
李鸿章的这件黄马褂和这根三眼孔雀花翎故事非常多。当李鸿章过七十大寿时，“两宫赐寿，赏戴三眼花翎”。《异辞录》有一段话说：“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七十大寿这个时候，是李鸿章事业的颠峰，朝廷给他的荣誉和实惠，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
但是这一切因为一场战争刹那间被“拔去”和“褫去”了。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相当于现在的“行政记大过”“严重警告”处分。“戴罪立功”的李鸿章后来还是没打赢仗，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让人家从海陆两路夹击攻占了辽东，威胁京畿。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1895年2月12日慈禧看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的东京来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着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2月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有一篇报道叫《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报道说：“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熟悉清国人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指出，“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同时撤销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圣旨。虽然李只能穿他的普通官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清军统帅。如此看来，黄马褂的回收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警惕，在抗击日本军队时必须有上好的表现。如果成功了，他可以指望重获黄马褂的殊荣，这无疑将是对他丰功伟绩的最高奖赏；但如果失败了，等待着他的可能是割掉他的马尾辫子甚至砍掉脑袋。”
差一点掉脑袋的败将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伊藤博文“媾和”谈判。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第三轮谈判结束过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然后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今天，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正殿内，有一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玻璃橱中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李鸿章黄马褂，应该就是马关的这件。
小山丰太郎用的可能是土枪吧，威力不够大。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73，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一颗子弹换回1亿两白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3亿两降到2亿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他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作调兵姿态，吓得日本不得不接受中国3000万两白银的“补偿”，放弃了辽东。毕竟日本打败清国后，自己也累得只剩一口气了。
李鸿章血染风采的这档子事儿，欧美的报纸都有实时的详细报道。李鸿章和“yellow jacket”（黄马褂）多次上了他们的版面。
他的黄马褂、三眼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且还有一股子血腥味，这些让西方读者浮想联翩：原来，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一个将军打败了，只要脱去他的黄马褂，就等于责罚了他。当黄马褂被重新还回，就意味着一个官员重新被信任。原来血袍可以“报国”。
袁世凯为称帝在新华门修厕所
袁世凯在闹帝制的时候，曾于新华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国会议员、国民党政府国史馆馆长刘成禺，曾写了《洪宪纪事诗本末》一书，书中记载了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丑事。书成之后，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章氏读完后，说：“论载比较真实，诗也写得不错，但尚缺袁氏于新华宫门建厕所一事，应补入。”刘成禺对章氏提议甚为赞成，随即补咏一首：
休言麟定说公孙，鲁语能污帝阙尊。
蜡炬满前君莫笑，沛公入厕在鸿门。
章太炎读后，抚掌大笑曰好诗，遂提笔为刘氏之书作序。
袁世凯因何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厕所呢？说来荒唐可笑。
在北京城的中心，有一组金碧辉煌的古代建筑群，殿宇重重，楼阁层层，巍峨庄严，这就是有名的北京紫禁城，又名“大内”，也就是中外驰名的故宫。其为世界上最优异、最辉煌、并最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东方格调的建筑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
北京原为元之都城，明太祖洪武初年，欲于此建都，修撰鲍频力谏而止，乃改大兴府为北平府，二年，立北平中书省，三年，封燕王。明成祖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谓：“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至此，乃以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在明成祖朱棣称帝的3年内，先后5次从南京、浙江、山西等9省移民几十万到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派泰宁侯陈珪主持北京宫殿的修建。其规模设计是以南京宫殿为蓝本，沿用元大都大内的旧址建造的，只是由北向南推移了近400米。皇宫建在北京古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南北为主，左右对称。
皇城的天坛建筑多采取圆形，而地坛的建筑多采取方形，其基本理念也来自于天圆地方，显然这种形制与古人的宇宙观有关。我国古人在观测天象时，把天空分为四大区域对星辰进行观测。其中把东方的星体想象为龙，西方想象为虎，南方想象为鸟，北方想象为龟蛇，这就是四象。明代北京宫城的北门称玄武门，玄武即龟蛇，其名即来自四象。
古人还把星空分成三个大区，分称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故宫之后以称紫禁城，即源自紫微垣一名。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其名称起源也来自星象。《史记·天官书第五》在叙述太微垣时说：“太微，三光之庭。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所以故宫外朝东为文华殿，西为武英殿；北京内城的南门，东为崇文、西为宣武，这些名称和位置与《史记》所说均相合。在二十八宿中，昴宿与毕宿间称为天街，所以明清时期，天安门前的街道也称为天街。
修筑皇城时，由大江南北各省征调各种工匠和民夫到北京轮流服役，每次达10万人之多。这座建筑群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在明清两代，明朝有14个皇帝，清朝有10个皇帝，都先后居住于这座宫殿。
袁世凯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袁世凯即由铁狮子胡同陆军部搬进了中南海，办公室设在了居仁堂。当其复辟帝制之决心难下之际，一面靠杨度、胡瑛、严复等组织筹安会，制造舆论，一面用迷信卜筮登基之吉凶。其子袁克定，因其欲当太子，亦极欲袁世凯登基，也设法鼓动袁，最后，袁终于下了登基的决心。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操纵的“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袁世凯，“劝进”袁称帝，参议院欣然接受委托，恭上了“总推戴书”，当日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附以半推半就的回文。次日，袁世凯发布申令，表示接受帝位。12月19日，袁称帝大典筹备处的招牌公开挂出。2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关于国体问题的文件，除法律规定者外，所有公私文电一律予以销毁。31日，大典筹备处通告，翌年改为“洪宪元年”。袁世凯还下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
袁世凯一宣布称帝，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反对，蔡锷首先于云南发难，接着，西南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把袁世凯搞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袁又求助于迷信。就在这时，袁之长子袁克定向袁举荐了一位山东的叫贾兴连的风水先生，说这人的风水看得如何如何好，袁世凯正因称帝后被举国上下攻击得内焦外困，便下旨召贾兴连入京，让其看明清两代皇城的气数。
很快，贾兴连便奉旨入京。
前文述过，袁世凯是个极爱风水阴阳的人，接触的风水阴阳先生也多，所以，他要亲自考察考察这位贾先生的本事是真还是假。
贾兴连被带进袁世凯的办公室。这个贾兴连果与其他风水先生不同，一般风水先生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鼻梁架铜腿圆片镜，而贾兴连却身穿西服革履，一副洋派。他不仅接了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衣钵，还上过西洋学校，懂得英文。赐坐之后，袁世凯说：“听说你看阴阳宅上很有些本事？”
跑江湖的大都爱夸海口，这个贾先生因系中西结合型，更与众不同了，虽然在大总统面前，却依然侃侃而谈，牛皮吹的面色不改，其大言不惭地说：“对堪舆之学有所研究，受过异人传授。”
袁世凯所见的多是传统式风水先生，对这个“现代派”的风水先生很感兴趣，遂道：“我想听你谈谈风水学。”
贾兴连说：“关于风水一学，以前叫做‘堪舆’，堪舆两字，最早出现于淮南王刘安所写的《淮南子》一书。这并不是说风水开始于此时，这个时候他除了提到‘堪天道也，舆地道也’之外，没再提出什么。而对天道也、地道也之说，还是别人的注解。接下来就是秦末汉初的黄石公传给了赤松子。黄石公是张良的老师。这位黄老先生传给赤松子的是《青囊经》。又是谁传给黄石公的呢？有说孔圣人的，有说周公的，还有说是黄帝的，这都是万流归宗吧，黄石公的《青囊经》又是根据什么写的？没人知晓。不过其中的干支及八卦符号，可以追溯到伏羲氏。赤松子得了《青囊经》又传给了谁？也无记载。辗转间到了晋朝，郭璞得到了此书。结果郭璞的一个学生把此书偷走了，还没读又被火烧了。这《青囊经》就羽化了。后人只从《郭璞传》中得知有这部《青囊经》的书，至于内容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袁世凯听到此说：“清朝的蒋大鸿不是补撰了《青囊经》吗？”
贾兴连说：“不止清朝，唐朝的杨筠松也写了《青囊奥语》，似乎杨筠松也看到过《青囊经》一书。这是风水学渊源的一笔烂账。不过，自杨筠松之后，堪舆学的著作如雪片般出现。从《青囊经》《葬经》《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以及《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充斥书坊的风水书，不可不谓桃李满天下，可最后的结论还是不知祖宗是谁。若用最通俗的交代法，还是将堪舆学的始祖推给黄帝。我们的信史只能远溯到殷商时代，至于商朝以前的部分全由传说得知。其中经过一个大洪水时代。从黄帝时代到殷商中间到底经过多少年代，并无可信的证据。”
袁世凯听到此，打断贾兴连的话说：“有1000多年。”
贾兴连说：“那为史书记载，若根据命历序的说法，则少说也有40万年。我们并不能轻易断言，人类以前绝没有过比现在还进步的文明，说不定人类已经过了好几度的高度文明，又好几度毁在自己的文明之下，后又几度重新开始也未可知。试看古代传说的天子能御车游云，有什么羽盖云车，今在世界上不是也有了飞机吗。这种说法若是可能，则中国古来从天干地支八卦所发展出来的学术，包括风水一学，其来头就有头有脸了。”
袁世凯听得很感兴趣，也听得很认真，贾兴连继续侃道：“通常被我们称呼的‘风水’，按我多年所得，把风水术翻成现代化的字眼，应该叫‘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中国古代的风水，从内容说，应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讲究峦头形势，另一部分是讲究方位理气。峦头形势怎么解释，通俗地讲，就是追究与人类发生关系的水土结构，例如山川的形势或者建筑的结构。追究何种结构适合人类居住，什么结构能对人类有精神物质的帮助。而今的一些维新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些西方教育，就完全否定了自己祖先的遗产，心浮气躁地指责斥风水为神鬼荒诞学说，其实，有无神鬼尚待为研究的课题，而对含有磁场学说的风水，斥为荒诞更不应该。退一步说，古人若在毫无由来的条件下扯下了风水这么一个庞杂而深奥的大工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对风水一学，绝不能置于漫不经心的态度。”贾兴连谈到此，见袁世凯眯着眼极认真地听着，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维新以来，一些中国人接受了现代教育，就认为中国的文化成就除了历史上杰出的文人著作，各朝代所遗留下的古迹、古董以及伟大的儒家思想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至于对风水学的看法，就更不以为然了。认为黄石公的《青囊经》，不过是秦末汉初的著作，杨筠松的《撼龙经》，不过是唐僖宗时代的产品。这些书的内容同外来文明，外来生物，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事实上，风水之学，既不始创于汉朝黄石公，也不始创唐朝的杨筠松，他们的著作，都是这套学问的体系和理论的进一步完整。”
袁世凯打断贾兴连的话说：“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有许多珍贵的文明遗产都不知来自何处。”
贾兴连说：“中国人治学的最大缺点是秘而不宣。10年前，我跟一位李先生看风水，那位李先生有一把自制的探穴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前无古人的探穴尺，这尺子是金属打造的。我随他到一面山坡地，这地上面有好多坟墓，其中有五个并排的小坟，另外两个是大坟，从坟的规模上，看出是大户人家的。会看风水的，都能从附近的山形水势知道此地是结穴之地，可真要点中正穴就不容易了。这些坟都是奔这穴而来的，可惜都点歪了。李先生要我用他的探穴尺探真穴所在。我按照他的指导，在两个大坟和四周几个地方都屡试不爽，最后，我走到五个小坟的矮墙，在矮墙上走了两步，一股强大的吸力，把我手中的尺柄吸了过去，这才是真穴所在。”说到这儿，贾兴连见袁世凯睁大了眼睛，听得十分入神，遂又道：“风水先生寻真穴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登山涉水不说，而且需要真确的眼力和判断力。没想到这个探穴尺，竟如此之神。我问李先生探穴尺如何打造，可惜他秘而不宣。”
贾兴连说到这儿，袁世凯急不可耐地说：“那个李先生现在哪里？”
贾兴连说：“3年前就死了。”
袁世凯又急急问：“那个探穴尺呢？”
贾兴连道：“也不知到了哪里。”又道：“中国的许多宝贵东西就这样失传了。”
袁世凯听了很泄气。又问了贾兴连几句就让他去看紫禁城的风水。
贾兴连一连看了3天，便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禀报了一番。说：“紫禁城的布局，是按天上的星宿三垣安排的。星宿三垣为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中垣，又称紫微宫、紫宫，在北斗星的东北方，乃天帝居住之所。皇帝乃人间之帝，故也用了‘紫’字，皇宫又为禁地，故名‘紫禁城’。当初建宫时，天上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们视为三座门，名为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为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紫禁城前也设了三座门，即端门，还有午门东西两侧的左掖门、右掖门。紫禁城的核心位置，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开始，经过内城正阳门，进入宫廷广场中华门，穿过广场，便是皇城的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承天门内有端门，端门内为午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山川坛（后改先农坛）。进了午门，所有建筑都为对称排列。最中心的是前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三宫的干清宫、交泰殿和绅宁宫，每座大殿的蟠龙宝座，都坐落在中轴线上。”贾兴连又道：“北京乃古幽燕之地，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杨文敏谓为西接太行，东临碣石，巨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势拔地以峥嵘，气摩空而崱屴，幽燕之地，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桂文襄谓幽燕之地，形胜甲天下，康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着。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贾兴连说到此，稍停又道：“明太祖克元都后，置北平布政司，曾亲策问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修撰鲍频说，‘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南京兴王之地，不必改图。’明遂建都南京。到了明成祖初年，龙潜于北平，奠安神鼎，乃建为北京，始称万世鸿基。明朝沸人岳文肃公正有《都城郊望》诗云，‘神鼎当年定蓟门，舆图遍览此方尊。天文析木三河近，王气全燕万古存。水绕郊畿襟带合，山环宫阙虎龙蹲。何须百二夸周汉？一统今归圣子孙。’明朝济南李攀龙有《帝京篇》，谓，燕京豪侠地，杯洒为君陈。双阙西山下，诸陵北海滨。蓟门行雨雪，黍谷变阳春。驺衍忉临碣，荆轲故入秦。黄金来骏马，白璧售佳人。定鼎还先帝，千年正紫宸。”贾兴连摇头晃脑地说到这儿，面孔严肃地对袁克定说：“紫禁城经元初建，又历经明清两代的修葺，其设计与结构，气足神圆，可保皇帝江山万代。唯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正位之后，难免出现一些波折。”
袁克定急问道：“有甚可救办法吗？”
贾兴连道：“办法是有，只要在新华宫左侧修建一个厕所，聚收秽气，问题便可解决。”
袁克定道：“在那里修厕所，实在不雅了。”
贾兴连道：“美雅之存在是表，而内在靠的是气，若气不旺美雅又如何？”说着，贾兴连举了陕西骊山的例子。贾兴连道：“陕西骊山风景幽美，是名胜之地，而这风景秀美之处却是一凶险之地。”贾兴连见袁克定听得认真，接着又说：“唐朝安史之乱以前，玄宗李隆基在骊山建了行宫，经常带着杨玉环女士前往洗澡宴乐，而这杨玉环又与安禄山不清楚，故以后几朝皇帝和大臣都把骊山与安禄山反叛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凶险之地。唐朝第十六任皇帝李湛不信，要到骊山去洗温泉澡，众朝臣群起进谏。有个叫张权舆的谏官，匍匐在朝堂上叩头说，‘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李湛不听，还是跑到骊山泡了一次温泉。哪知1年后，他竟被宦官宰掉，死时年仅18岁。当时朝臣们都说张权舆的话应验啦！”贾兴连说到此，稍停又道：“骊山美而有秽气，新华宫也美而有秽气，在新华门修厕所收的就是秽气。”
袁克定听得连连点头，便进“宫中”把将贾兴连看皇宫的气数向袁世凯禀报了一番，特别说到要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厕所一事。新华宫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刚刚下旨改名的，如今要在这富丽堂皇的宫门旁修个厕所，实在不太雅观。可他想到他自称帝后，反对之声浪四起，使自己内焦外困，为了皇图永固，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于是，袁氏便接受了贾兴连的建议，在贾的指导之下，在新华宫门左侧修了一个厕所。
厕所虽然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浪愈加高涨。袁世凯终于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呜呼哀哉了。然其下旨在新华宫门修厕所的荒唐事，成了后人的笑料。
黄河花园口大决堤原是德国人策划的
1938年6月9日上午8时，随着几声巨响，滚滚黄河水夺堤而出。顿时，上百万人死于洪水，500万人流亡他乡……当时，沿陇海线积极西进的日军只得转向南京、安庆，沿江而上以攻武汉。而早已布防在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则逐次进行抵抗。直到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比原计划推迟了3个多月才攻占武汉。据敌方的报道：“黄水南流入淮，不仅对于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影响，将来华中战局，亦将受其影响。”
蒋介石实施以水代兵的计划后，密令程潜对外宣传为“敌机炸毁黄河堤”。但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的这一不光彩的“抗敌”手段即大白于天下，以致其至今仍遭到历史的谴责。其实，建议黄河决口的是一个德国人：法肯豪森。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陆军上将。1900年，法肯豪森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的英勇气概令法肯豪森感到震惊，而中国的文化更让他倾慕之至。从此，他的心里有了个中国情结。回国后，法肯豪森先后入参谋大学、柏林东方学院学习，并曾出任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武官。1930年，法肯豪森退休。1934年，法肯豪森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
1935年7月，法肯豪森奉命起草绝密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为将来的中日战争构思战略框架。他先开门见山地将中日矛盾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接着，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认为领袖如无抵抗的意志，会影响人民抗日的决心。法肯豪森预测未来的中日战争：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华北即面临直接的危险。若中方不战而放弃，则纵贯南北的平汉、津浦铁路和连接的陇海铁路及沿线的重要城市开封、巩县、洛阳皆面临直接危险，黄河防线有被敌从山东突破进而席卷而下的可能。
在海上，敌进入的路线有三：上海、乍浦和镇海，该三处俱在长江流域。敌如沿长江而上，迅速占领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武汉，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国民政府西退重庆之水路，抗战大局将无法收拾。因此，“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即南京，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必须在上海、南京等地作坚决抵抗，迟滞敌军沿长江直达武汉。如此，敌军必欲打通平汉线，由郑州直达武汉，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沧州、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万一敌军打到开封、郑州之时，法肯豪森建议：“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3年以后，中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按照法肯豪森的设想进行。
1938年，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国会中公开发表袒护日本的演说，并宣布承认“满洲国”。5月下旬，德国驻中国大使托德曼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召回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7月8日，法肯豪森和20多名顾问被迫离开了中国。
回国后的法肯豪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国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陆军司令，后因涉嫌谋杀希特勒事件而被捕入狱。1966年死于柏林。
沉重打击中国领先地位的七次历史事件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了中国，又作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从现代眼光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焚书”事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
据说在公元前213年，当时有个儒家的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议论对秦始皇的政策不满。丞相李斯是恐怕这些反对他的人危害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能有人喊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豪言，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家，并出现现代实验科学。
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因此中国的科学和文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独尊儒术
由于秦朝的迅速崩坏，取代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
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
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使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现在社会上，我们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断有人以权盖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从这件事种下的根。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
这一点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
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产生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
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还是创造出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
金元入侵
随着历史车轮到达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宋代的科学文化也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这个时机被错过，否则中国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这样好的发展时机。
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
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游牧民族惯例大肆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南方（其中唯一的好处是使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明大大地发展了），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的那次那样明显。
而中国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下坡路。
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步被当地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那样好的时期。这当然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的方面实在是做得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可以说几乎都是失败的，倒退的。
因此，阻碍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里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
明朝的统治方针
这样的段落标题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整个国家在统治下，整个国家生产落后，毫无朝气，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最差的封建时期了。
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的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由于对刚刚从蒙古统治压抑下，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着重，理学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中的伦理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宣扬的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去了，因此在后期，导致粮食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
与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步了。
明朝的八股文
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通称“八股文”。他又规定在科举中，应试考生也要按八股文体做文章，后来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思路。可是读书人为了考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文，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见对文明的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便陷于停顿了。
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那就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0年的船队（由他的副手率领）发现了美洲和澳洲。郑和的功绩我们都知道了，可以这样讲，当时成为世界的霸主，建立日不落中华帝国的不二时机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百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的船才100吨。只要郑和所进行的伟大事业能继续下去，现在在美洲，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将是中国人，可是由于明王朝的理学观念和下文所说的事件，使我们错过了在地球上拓展国土的最好时机。
明清的海禁和刘大夏的极端愚蠢
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
可是前文已经说过，明朝的治国方针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满足于自给自足的思想，发展生产对于明朝来说是不对的，因为这违背了简朴的美德。因此当时的永乐帝和大臣们没有一个从郑和的描述联想到其中的巨大商业利益。当然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国家，这些王孙大臣自然没有动力去海外捞世界。于此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无不梦想着能打开到东方的新航路，带来大量财富，对航海都非常支持。不过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都有出海的传统，当时民间的海上贸易也相当繁荣，因此如果明能支持航海事业，中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完全是可能的。
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沿海，明朝便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宣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宣布“林示濒海民私通诲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明太祖制订律法，对于违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滨海军卫官兵，都要处以严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到沉重打击。至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军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从没有过。从这点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
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时侯欧洲的近代科逐渐起步，中国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国门，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郑和死后，连国家进行的航海事业也停止下来。之后发生的事则是让人发指的损害民族利益的事。
以兵部侍郎刘大夏为主的官员便停止了航海活动，理由是是航海太费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像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很费钱。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点反而是南宋的赵构做得很好，他是历史上最支持海上贸易的皇帝，原因是每年需要交给金国的岁币太多了，只能想办法多赚钱。话归本文，刘大夏这样做其实更深的含义是防止宦官的势力变大，但是从郑和这样少有的有作为的宦官身上下手，也可见这些人的眼光短浅。刘大夏，据说是一个很认真的官员，而且还十分关注百姓疾苦，不过这个人实在受八股文毒害太深，目光短浅，居然做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情，他将郑和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资料从宫里偷出来，全部付之一炬了。这个极端愚蠢的做法，堪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这样使得明的航海技术倒退了几十年，由于这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关键几十年，刘大朝夏的做法可以说改变了历史。
让人惋惜的是，之后满清政府依然延续了“海禁”政策，甚至还在收复台湾后，曾经打算放弃掉，把百姓都迁到大陆，真是让人叹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保守落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科技文明的大幅度进步的。
因此，中国在古代成为海上霸主的梦想，终归还只是梦想罢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中后期。这时候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可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保守、更专制的统治。
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习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
我们都知道，洋务运动最后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还是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可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的明智维新却成功地使日本成了一个强国。
因此，我们必须检讨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而明智维新却成功了。
这个问题很多历史家都有过论述，蒋介石也曾经评论过，笔者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关键是双方领导人的认识不同。伊藤博文的着眼点，在于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有关联的问题——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科的精神和方法。因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远者”，所以日本的建国建军，自始即着眼于基本精神，故其维新的基础颇为深厚。相反的是，我国（清廷）李鸿章则是深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但有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科学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取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而已。其结果，海军毁于中日黄海之战，陆军败于中日朝鲜之役，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内忧外患，祸乱纷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优劣，即于此判若云泥了！
其实，这并不能完全怪李鸿章的见识短浅，他正是由于受到前文所说的僵化的中国八股文式的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国是天朝大国的思想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谁不是这样想的。
当中国的确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时，这样想是自豪，而当国家已经落后时，继续这样想，就只是夜郎自大了。可惜由于前文所说的闭关锁国，国家落后了也没有人知道。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昏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了。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转而学习西方列强，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比较少，也比较习惯，因此能十分彻底地学习，并掌握到西方的基本精神，而中国几千年的老大架子是很难去掉的，因此即使开始学习也能难做到虚心。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的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为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长，而变的如此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彻底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如果这六次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历史会更主动、更积极地发展。
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绝断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
因此，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吸取前代的教训，将这类损害民族和文明的事件减少甚至不再发生并转化为动力，中华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顶端，我们是完全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