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枪口下抢新闻:蒋生元国际采访报道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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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

2015年9月9日,美联社发布的一条消息使许多国人的心为之一紧。该消息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声称抓获了两名人质,其中一名是中国人,并索要赎金。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0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伊斯兰国”组织称抓获一名中国人质的有关报道,正在了解和核实相关情况。消息灵通人士指出,如果这条消息确实的话,那肯定是“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在作祟。那么,“伊斯兰国”的“绑架产业链”是怎么回事?链条上又有哪些人呢?

极端组织残酷折磨人质

说起绑架,首先要从绑架者——“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分子说起。“伊斯兰国”的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建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2014年6月,该组织头目阿布·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他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领导地位。不过,国际社会对此并不认可,而是认定其为“恐怖组织”。2014年9月,美国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法国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在内的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而在对抗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军和国际联军的同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还“忙里偷闲”,干起了令人不齿的绑架勾当。

美国情报人士透露,“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里设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从事绑架活动,名为“智能行动部”。2015年1月,该组织的武装分子闯入叙利亚记者米拉德·施哈比在叙北部重要城市阿勒颇的办公室,抢走了他办公室里所有的电子设备,如照相机、电脑等,然后把他押送到武装分子在一家儿童医院里建立的基地,以报复他此前曾报道该组织的活动。

幸运的是,施哈比在被极端组织关押近20天后,平安获释了。他回忆说:“与我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大约200人。前10天里,我的眼睛一直被蒙着。即使在我祈祷和吃饭时,武装分子也不把眼罩拿掉。接下来的三天,他们还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祈祷时,他们也不松开手铐,这太过分了!后来,我被转移到一间大屋子,与其他人关在一起,我的眼罩和手铐才解下来。房间里的一些人说话带有伊拉克口音,我经常听到人质被武装分子折磨时发出的惨叫声。他们把人质的手捆住,然后吊在空中两三个小时,上面的人常常会疼得不停呻吟……由于关押的人质太多,绑绳不够用,武装分子干脆就用手铐铐人,然后把人质吊到空中。”施哈比说,如果被绑架的人质不信伊斯兰教,极端组织成员就会劝说他皈依伊斯兰教。如有不从,就干脆将其处决。

过了几天,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打败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后者的武装分子纷纷逃离施哈比所在的那个城镇,他和其他人质,其中包括一些外国记者趁机逃脱。两天后,极端组织重新占领了那个城镇,施哈比算是侥幸逃过了一劫。

线人通风报信挣黑钱

从这起绑架案中可以看出,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对象是其认为得罪了他们的人员,不管是叙利亚人还是伊拉克人。不过,他们绑架更多的则是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记者,总体上的目的是“惩罚”,除了索取巨额赎金外,还有一个目的:通过绑架本身为极端组织做“宣传”。从地理上讲,“伊斯兰国”绑架外国人的地方是接近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交界地带。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土耳其南部边境城镇叙吕奇和叙利亚北部阿勒颇是进入叙利亚反对派势力控制区域的主要路径。在这条道路上,“伊斯兰国”最容易开展绑架活动。

2013年,美国记者斯蒂芬·索特洛夫就是在阿勒颇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的。他的司机阿布巴卡尔说:“我们的汽车行驶到一个城镇时,突然被三辆汽车别住。我见势不妙,就想拔枪自卫,但看到10到15个武装人员围了过来,手里都拿着卡式冲锋枪。我招架不住,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的枪缴了,把我们两人分开。我高声喊斯蒂芬,而武装分子用枪指着我,叫我闭嘴。”15天后,阿布巴卡尔因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一个重要头目“有关系”而平安获释。一年后,也就是2014年9月,极端组织公布了斯蒂芬和另外一个美国记者詹姆斯被斩首的录像。

不过,上面的仅是阿布巴卡尔的一面之词。另外一个说法是,阿布巴卡尔开车把斯蒂芬送到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然后以5000美元把他出卖给了一位叙利亚反对派成员。这位反对派成员又以五万美元高价转手把斯蒂芬出卖给了“伊斯兰国”,导致斯蒂芬被极端组织斩首。

因此,有人认为,阿布巴卡尔并不是个普通司机,而是“伊斯兰国”“绑架产业链”上的一员:线人。同时,他还干了另外一份活:运输者。除了这两种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看押者、谈判者等。他们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整个绑架行动中,并根据“不同的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

就拿线人来说,在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有些人经常假冒警察,在公路上设卡检查、考察往来人员,尤其是外国人的重要性,然后把电话打到“伊斯兰国”那里。而在土耳其境内,也有不少极端组织的线人。在土耳其边境城市安塔利亚,一个曾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的叙利亚人阿布·胡拉伊拉透露,他曾跟踪过一些采访叙利亚冲突的外国记者,然后向极端组织提供他们的行踪,以便极端组织实施绑架行动。当时,他假装是个叙利亚难民,愿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和外国记者见了几次面后,他就提议在靠近土叙边境的一个地方进行录像。他说,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他的朋友可以接受采访和录像。其实,他已私下把外国记者的情况和行踪告诉了极端组织,“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如果外国记者同意前往那个地方录像,那就实施最后一步——给极端组织送人:“到了那边,自有人出来‘照应’外国记者,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或者,那边的人把外国记者和我一起绑架,然后过会儿就把我释放。”

阿布说,叙利亚冲突开始时,他曾是反政府武装的一名成员,后来加入了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最终加入了“伊斯兰国”。不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决定离开极端组织,因为他不想绑架他的一个朋友。“我的头目要求我绑架一个朋友,但我不想失去他,只好退出组织,离开所在地区,离开叙利亚,否则会遭到极端组织的报复,那些家伙是非常无情的。”为了显示他讲话的真实性,他向记者出示了被他出卖的外国人质照片、双方此前互发的信息、对话录音,以及他和一个“伊斯兰国”头目的网上对话记录。他透露,像他这样愿意为极端组织提供线索、帮极端组织开展绑架行动的人还有很多,一般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宗教,二是金钱。他说,每绑架一个外国人,他就能获得几千美元的“报酬”,比做一般工作挣得还多。

2013年6月,法国记者埃多尔德·伊莱尔斯和蒂蒂尔·弗朗西斯在叙利亚境内采访时被极端组织绑架。他们的司机阿拉说:“极端组织让我马上开车滚开,不准回头看。法国记者弗朗西斯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们是你拉来的。你就这样走了,把我们扔下?’但是,极端组织拿枪指着我呢,我只好离开。然后,我立即找到‘叙利亚自由军’寻求帮助,可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把我关了起来。”10个月后,两名法国记者获释,原因不明。有人说法方支付了赎金,但法国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后来,阿拉继续带着日本记者在叙利亚境内采访。结果,日本记者也被极端组织绑架了。有人联系阿拉,但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此人到底是一般司机,还是极端组织的线人,至今是个谜,因为他彻底消失了。

中间人巧舌如簧赚取双份钱

除了线人外,“绑架产业链”上还有一种人:中间人,一个名叫穆特泽·沙克拉伯的叙利亚人就在极端组织和被绑架人质亲属之间“穿针引线”。一般程序是这样的:失踪人员亲属找到穆特泽,请他帮忙找某某某。穆特泽就设法联系极端组织成员,问他手头是否有某某某。对方回答,“有啊”。“那你们是否有证据?”对方回答:“你想要什么样的证据?”穆特泽说,例如,被绑架者的哥哥叫什么名字?他的出生地在哪儿?后来,极端组织提供了有关信息,证明被绑架者还活着。接下来,双方就谈赎金。如果谈得好,就商议交钱和放人的具体事宜,穆特泽就能从被绑人质家属和极端组织两边拿到“报酬”。

穆特泽透露,在他的斡旋下,比利时作家皮埃尔·皮西宁和意大利记者多门尼克·欧里科成功获释。“我亲眼看到,他们的亲属支付了400万美元的赎金。这些钱是装在一辆厢式货车里送给武装分子的。武装分子还认真进行了清点,然后把钱分别装在手提箱里拿走。”不过,他也碰上过难打交道的一些武装分子。有一次,他与“伊斯兰国”的一名沙特籍成员见了30分钟,对方气势汹汹,指责他“拿钱赎人的做法亵渎了伊斯兰国的神圣使命”。他被吓坏了,赶忙离开,生怕对方把他扣留下来,也沦为对方的人质。

联合国方面估计,绑架已成为“伊斯兰国”的一项产业和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使这个组织财源滚滚。2013年,“伊斯兰国”通过绑架人质获得的赎金多达3500万至4500万美元,2014年则上升到6000万美元,2015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可以预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只要在中东地区还存在,就会继续从事绑架等伤天害理的行为。对此,国际社会应该达成共识,采取联合应对行动。

(本文原刊于2015年第15期《世界博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