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头上的乱蛇”。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治疗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爱。“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她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勃罗宁一家。可爱的爱莱奥诺·洪·勃罗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爱莱奥诺嫁了韦该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该勒、爱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青却又不减当年。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雰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奥洛葛·希那哀特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攻陷时,希那哀特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约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九七两年内,他把弗列特堡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底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裴那陶德。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史丹霍塞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葛冷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那帕脱充满着野心的火焰。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青,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特·裴恩哈特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该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他瞧这多美妙。”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见;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我多祝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
他写信给韦该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全集卷十三的《悲怆朔拿大》(一七九九年),尤其是全集卷十(一七九八)之三的朔拿大中的Largo。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一八〇〇),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体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乐》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阴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底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底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密友兴特勒却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的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为她题赠那著名的全集卷二十七之二的《月光朔拿大》(一八〇二),而知名于世的。他写信给韦该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底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伽仑堡伯爵。——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底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曲的朔拿大(全集卷二十六);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朔拿大》(全集卷二十七之二);全集卷三十一之二的朔拿大,——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惋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朔拿大(全集卷三十);《克莱采朔拿大》(全集卷四十七);依着伽兰尔脱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全集卷四十八)。至于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乐》,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朔拿大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塞弗烈特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兴特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那帕脱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波那帕脱》(一八〇四),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乐》(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终局,光荣底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高丽奥朗序曲》(一八〇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朔拿大》(全集卷五十七——一八〇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还有《哀格蒙》,甚至《降E调钢琴协奏曲》(全集卷七十三——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全集卷二十六朔拿大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乐》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奥许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楞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斐但丽奥》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是法国军佐。于冷将军,巴斯蒂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勃高维兹家里,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勋勃洛。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底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乐》,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乐》。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她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一八〇六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白斯打·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明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〇六年五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底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塞弗烈特和葛里巴扎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底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乐》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底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〇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乐》,——那夏日底神明的梦:《田园交响乐》(一八〇八),还有他自认为他朔拿大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朔拿大》(一八〇七),为他题献给丹兰士的。全集卷七十八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朔拿大(一八〇九),也是献给丹兰士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朔拿大》: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能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底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还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丹兰士曾把她的肖像赠与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忽儿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〇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底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底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裴蒂娜·勃朗太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帝皇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威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公爵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
《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托帕列兹写的:前者是节奏底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底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乐》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底庆祝会。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弗拉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乐》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底欢乐。在《第八交响乐》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底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底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公爵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吞战胜交响乐》;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王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勃拉息斯·赫弗尔依着法朗梭阿·勒德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法朗慈·克冷塑的脸型(Masque),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法朗梭阿·特·勃仑斯维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一八〇八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发里亚王奚洛姆·波那帕脱的宫廷里去。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末丰富,我们也不该抹煞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洛道夫太子,洛勃高维兹公爵,凯斯基公爵,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冷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鲁特维克·范·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败坏了,时尚所趋的是洛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公爵死于一八一二,李区诺斯基公爵死于一八一四,洛勃高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受贝多芬题赠全集卷五十九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罗宁失和。从此他孤独了。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关于一八二二年《斐但丽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乐队指挥翁洛夫,经常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乐》时,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员牵着他的手,带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塞尔,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会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地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苏慰。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全集卷一〇六的朔拿大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斯普尔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祭乐》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全部美妙的朔拿大,——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伽列青公爵要他制作的四重奏(全集卷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鉴临的。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罢!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然后,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子,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
“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底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罢!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连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担受,那末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臂抱里来罢,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说话……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罢——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罢,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罢。”(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底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诚的老父。”
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底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话,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没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这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底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乐》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乐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乐》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乐》,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想给它以一个器乐的结束,这一段结束,他以后用在全集卷一三二的四重奏内。邱尼和仲拉哀脱纳确言,即在演奏过后(一八二四年五月),贝多芬还未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阕交响乐内引进合唱,有极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是可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的,他作过许多试验,想用别种方式,并在这件作品底别的段落引进合唱。在Adagio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很适当地开始。”但他不能毅然决然地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发见一个乐思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未听见人声。”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延宕;甚至先把主题交给器乐来奏出,不但终局的吟诵体为然,连“欢乐”的主题亦是如此。
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磨折,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底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的一片静默;这使歌唱底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底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这都城当时是完全在洛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乐》。像一八〇九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给您的情操。渗透着您的心灵的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件作品。我们也知道您的伟大的交响乐底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的沉默,使一切关注您的人为之凄然。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艺术的产物之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竟默无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个的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荣,不顾时下的风气而建立起真与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使我们的希望不久实现……但愿靠了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加倍的繁荣!”这封慷慨陈辞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的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仰”。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祭乐》和《第九交响乐》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乐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底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乐》底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乐》《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葛里巴扎的《曼吕西纳》谱的音乐,为高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的音乐,《大卫与扫罗的祭神剧》,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巴赫与亨特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
史比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葛里巴扎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葛里巴扎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克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前面也是如此。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全集一三〇的四重奏底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希尔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该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底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底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底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底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底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底欢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地沟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底深邃的力。葛里巴扎对贝多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舒芒提到《第五交响乐》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兴特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底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底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底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一八一〇年后,心灵底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即是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底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底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那帕脱的哪一场战争,奥斯丹列兹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底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