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华丽的乱世

小说与历史

在日本人迄今为止所读过的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如果要问哪一部作品是最受读者喜爱的，我想这恐怕要首推中国小说《三国志》了。不论从阅读年代的长短、读者的众寡还是从普及的广泛程度等方面来说，《三国志》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三国志》最早被翻译成日语并得以发行，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二年至五年（1689—1692）。由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僧侣义辙和月堂两人的笔名）翻译的《通俗三国志》是被全译成日语出版的最早的外国小说，也是继满文译本（1650刊）之后的世界第二部《三国志》译本。明治以后，幸田露伴（1927）、吉川英治（1939—1943）等文学家又对此作了独自的校订、翻译和改写。现在从小说、戏剧到电影、木偶剧，甚至于电子游戏，《三国志》仍然是深受男女老幼喜爱的一部作品。刘备、关羽、张飞、诸葛孔明等人物大显身手的《三国志》故事深入人心，已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它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人们已不把它作为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来看待）。

不过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舞台是在距今大约一千八百年前三世纪的中国。三世纪时欧洲还处于罗马帝国时代，日本也还处于邪马台国的时代，如此古老而且又是外国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说起来不可思议，但它有它的理由。

今天被我们通常叫做“三国志”的小说，是指十四世纪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实际上是与此不同的另一本书，它是由三世纪末的历史学家陈寿（233—297）所撰的一本历史著作，属于记述中国历代史实的所谓正史之一。后来六朝宋裴松之（372—451）根据当时流传的有关三国的书物对陈寿的《三国志》作了详细的注释。

《三国志演义》是对历史著作《三国志》的内容及所表达的思想（义）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说（演）而产生的作品。故事的大致内容基本沿陈寿《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注释构成，但因为是小说，所以必然地包含了不少虚构成分。比如说作为故事出发点的著名的“桃园结义”，就不属于史实。不仅如此，在这部小说里虚构和史实被浑然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了令人难以分辨的程度。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这个例子。

1984年，在南京附近的马鞍山发现了一座三国时代朱然的墓葬。从这座墓葬里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陪葬品，其中有写着“丹阳朱然再拜”等字句的木片。这就是所谓的“刺”，相当于现代名片的鼻祖，也正是由此判明这座墓的主人叫朱然。那么朱然又是谁呢？

朱然是吴国的武将，抓获关羽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朱然。小说《三国志演义》里朱然后来在刘备挑起的复仇战中死于蜀的武将赵云手下，这完全是因为作者偏爱关羽而虚构的情节。实际上从史书《三国志》可以知道，朱然后来屡建军功，病死于六十八岁。如果相信了小说的话，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差错来。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虚构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在史实的描写方法上。

十四世纪的罗贯中在《三国志》的史实基础上描述故事时，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时代考证，而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感觉对史实进行描写。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习惯等也在变化，罗贯中对此缺乏明确的意识。比如三国时代纸刚刚发明不久，所以纸几乎还没有普及。朱然的名片之所以写在木片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罗贯中好像对此全然不知。或者是明知故犯，有意不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小说里。结果在《三国志演义》的初期版本里竟然出现了印刷的书籍。众所周知，印刷术的发明要在更久以后了。这种对时代差异的无视，从具体的东西（比如纸）到人物的性格描写贯通整个小说。也就是说小说写的是三世纪的事情，但描写方式却是十四世纪的。所以对小说里的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物以及他们的英雄所为，我们仿佛是在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战国时代的人物那样令人感到亲近。

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想以我们熟知的小说《三国志演义》（《三国志演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系统的版本。以下如不特别提示，全部以流传最广的清代“毛宗岗本”为准）为线索，描述一下我们并不熟悉的三国时代的历史。当然少不了要参考陈寿的《三国志》等历史文献，但仅靠历史文献来具体理解这个时代免不了会有隔靴搔痒之感。所幸的是，今天我们有朱然墓陪葬品这样大量的一手出土文物，对这些文物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我相信通过利用文献以及出土资料，会在很大程度上把三国时代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大家眼前。

现代中国的起点

读者不禁要问，我们有没有必要执著于追究三国时代的真实面目。通过历史检证，如果得出的结果是小说整个是虚构捏造，那我们不是白费力气吗？对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探知一千八百年前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意义是很大的。因为要想了解从三国时代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三国时代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国家，它的很多特征都是以三国时代为起点而形成的。纸的普及就是其中一例。

已故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曾经把三国及其之后的南北朝时代形容为“华丽的黑暗时代”。这是因为，这一时代处于政治极端混乱的乱世。而正因为处于一个乱世的时代，一大批英雄豪杰得以大显身手，各种文化之花也竞相绽放。

就拿曹操来说，在小说里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出现，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卓越的改革家。曹操以及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还是杰出的诗人。说起中国的诗歌，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辉煌壮丽的唐诗世界，它的渊源起自于以曹操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正是在三国时代，作为个性表现手段的文学有史以来首次获得了它独立的地位。

同样的现象我们在思想、宗教方面也能看到。众所周知，儒教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起源于孔子。为阅读孔子选定的儒教经典，后人做了大量注释，其中后汉末期的学者郑玄的注释对后世影响最大。在小说《三国志演义》里有刘备曾拜郑玄为师的记述，当然这是虚构。实际上刘备的老师是郑玄的朋友卢植。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是在一世纪的后期，也就是后汉明帝的时候。但实际上，大批的僧侣来中国进行译经和传教活动、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是后汉末三国时代以后的事了。吴的孙权为传教僧康僧会创建了建初寺，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写过梵歌（佛教诗歌），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佛教已相当普及。

道教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宗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庄子等道家思想。但是它作为宗教开始正规的教团活动，也是到了后汉末、三国时代了。小说的发端黄巾之乱正是初期道教集团太平道掀起的。而五斗米道的张鲁更是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形成了独自的宗教王国。五斗米道后来被称作天师道，张鲁的子孙历代被奉为张天师，掌握道教教团的大权。其后裔现在还在台湾继续宗教活动。

儒教、佛教、道教这三教构成了那之后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的骨格。三教之间的论争和交流又产生了中国独自的三教合一的思想。而这三教之间的论争和交流在三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三国时代是中国史上继诸子百家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又一个华丽的乱世，在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

除了文化、宗教外，政治方面，三国时代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从世界史上来看，中国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广大的领土上能够使一个统一帝国得以长期存续。而这种对统一帝国强烈向往的理念也正是确立在三国时代。这对日本、朝鲜等邻近各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亚的三国时代

三国志热和邪马台国热虽然可以说是日本战后的两大历史热潮，但这两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不过正如前述所说，三国时代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时代，说起邪马台国就必提“卑弥呼”，要说“卑弥呼”，就离不开《魏志·倭人传》。

正确地说，这篇《魏志·倭人传》出自于《三国志》的《魏书》。《魏书》的最末卷为《乌丸·鲜卑·东夷传》，其中《东夷》的最后一个部分《倭》也就是所谓的《魏志·倭人传》。《东夷》里依次列举了以下几个国家，夫馀、高句丽、东沃沮、挹娄、濊、韩、倭。大致地说，夫馀和挹娄位于现在中国东北的北部地区。高句丽的领土包括了今东北的南部和朝鲜。东沃沮在今朝鲜的东部。而三韩（马韩、辰韩、弁韩）是指现在的韩国，倭也就是日本。

这一地域随着汉帝国的衰退，各民族的动态变得非常活跃。随后在朝鲜半岛出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的三国时代。日本列岛也开始呈现出国家形成的萌芽。这些国家都争相与中国建立关系，同时引入了汉字文化、儒教、佛教等文化要素。这就是一直绵延至今的汉字文化圈最初的诞生，也是东亚国际交流的开端。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在中国与朝鲜、韩国以及日本之间，仍然不断摸索着新的国际关系。作为东亚文化圈交流起源的三国时代，今天我们回顾这个时代不仅意义深远，而且也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过去一贯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古代黄河文明，然后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中国是一个在广袤的国土上长期存续了同一文明的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但是近年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各地同时存在着与黄河文明截然不同的多种文明。例如长江（扬子江）下游南方的河姆渡遗址、长江上流的三星堆遗址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星堆出土的奇特的青铜面具，凡是见过的人都会强烈感到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常识中的中国文明的印象。而河姆渡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恰恰就位于三国时代吴国和蜀国的所在地。所以说三国时代是中国统一与分裂、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的同一性及多样性更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问题。

追溯三国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它对后世的影响并借此展望东亚的未来，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鹄的。

从吴的角度看《三国志》

陈寿的正史《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罗贯中的小说《三国志演义》是以蜀为中心各自对三国的历史进行了描述。总之，三国三足之一的吴只不过被当作配角而已。但实际上正是这个被当作配角的吴扮演着持有决定性一票的重要角色。有关三国时代的著作虽然很多，但以吴为中心的恐怕还找不到。从吴的角度来看三国时代，我们也许会看到迄今为止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侧面。这也是本书的又一个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