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台湾还是朝鲜
9兵团在南方海边练的是“下饺子”战术，接到的命令却是北上“吃火锅”，疑云顿时笼罩全军。
（一）毛泽东钦点9兵团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朝鲜人民军大炮和迫击炮构成的射击网。7个装甲师，在一个拥有苏制T-34坦克的装甲旅协助下，实施从战略到战术的全面突袭。南朝鲜在边界只部署有不足三分之一的部队，军事补给也不足六天。200架苏制雅克-9战斗机和地面炮火，对南方的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由于没有装备战斗机、坦克和重型武器，李承晚95000人的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的攻击下，很快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在无坚不摧的坦克的带领下，朝鲜人民军的四支先头部队翻山越岭，向南方挺进。各师在1600门大炮的掩护下，沿着古老的路线，向议政府走廊推进。南朝鲜的城镇纷纷陷落，朝鲜人民军部队眼看就要占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了。
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从未遭受过这样的慌乱，因此显得措手不及。进攻进行9小时后，杜鲁门总统才知道，而此前媒体就已做了相关报道。美国领导人在忙乱中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应对北朝鲜的进攻。美国的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要求美国人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支持他国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这个脾气暴躁的美国总统，可以按他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个政策，因为这是由他自己制定的。
战争爆发当天，当李承晚向美国寻求帮助的时候，美国转而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苏联并没有投反对票，因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已经于这一年的1月13日离开安理会，以抗议联合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合法成员，苏联代表在6月25日的表决中缺席了。6月25日下午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
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决议案的第二天，美军太平洋部队奉命全力支持韩国李承晚政权，第七舰队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中国大陆攻击台湾。
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韩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通过了向朝鲜半岛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同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军队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并组织“‘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将军出任最高指挥官。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所谓“联合国军”实则主要为美国军队，另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派出了少量军队，其中有些国家只是象征性地派出。
面对邻国朝鲜的战局和美国出兵的形势，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于7月7日和10日，由周恩来主持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保卫国防问题。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及高射炮兵、工兵、运输兵（汽车）等各一部，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上述部队于8月中旬在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完成集结。之后又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加强东北边防力量。时隔6年后，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讲起这件事时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又提到这件事，他说：“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5日，毛泽东即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
8月18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同时，毛泽东亲自点将，将第9兵团和第19兵团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第9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锐之师，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的1纵、8纵、9纵，从抗日战线到解放战争，这支部队曾经在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的快速纵队，在豫皖苏边区横扫国民党军保安部队，在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在淮海战役当中围追堵截让杜聿明的部队成为瓮中之鳖。
此后，9兵团又解放上海，成为被国人传颂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9兵团时任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是黄埔军校第五期的学生，这个辈分在国军中排起来也是不低的。可黄埔五期在蒋介石眼中是捣乱分子最多的一期，共党分子最多又最让人头痛，所以“清党”的时候杀得也很多。后来中共方面的许多名头很响亮的人物都出自这一期，像许光达、杨至成、赵尚志、张宗逊、陶铸等等。来自湖南醴陵的宋时轮也是其中一位活跃分子，1926年一进黄埔是国民党，次年即转成了共产党，成了校长蒋介石的死对头。后来又在战场上把蒋校长手下那些黄埔学友打得头破血流，让校长大人很是难堪。后来中央军委解放台湾也是准备动用宋时轮的这支部队，让学生领着兵马去把校长给“请”回来。
宋时轮的副手是兵团副司令陶勇将军，那也是个呱呱叫的战将，胆大包天的人物，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的三员“虎将”。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指挥了炮击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事件。
第9兵团的部队都是第三野战军的主力。
第20军，前身一部分是由坚持三年闽东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抗日战争时期又先后属于战斗在苏南、苏中、浙东等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和第6师部队，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粟裕就曾经是第1师师长，后来的儒雅战将叶飞也担任过第1师和第6师合编的第1纵队司令员。打过的漂亮仗不计其数，以擅长野战尤其是纵深穿插著称。入朝前又编入了第30军的第89师，阵容更显精壮。张翼翔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第26军，前身是由抗战时期鲁中军区部队整编而成的华野第八纵队，在华野部队中素以防御见长。第26军资格虽然不太老，但名头却很响亮，以擅长打阻击闻名。据说当年与之交过手的国军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八纵八纵，排炮不动”，意思是他们最善于防御型的战斗。入朝时第30军的第88师列入了该军建制。张仁初将军和李耀文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27军，前身是抗战时期胶东军区部队整编而成的华野第九纵队，而第九纵队的前身则是胶东军区的八路军。刚成立的时候，与那些主力部队比起来，没什么太可以值得夸耀的历史。但少林将军许世友把这支部队带成了一支劲旅，是华野首屈一指的头等主力，作风硬朗，敢于正面拼杀，擅打攻坚战。在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中，屡建奇功。其第81师第241团和第79师第235团分别被授予“潍县团”和“济南第一团”的称号，渡长江，战上海，很是出了些风头。后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当年就在第235团担任营教导员。入朝时，第32军第94师列入该军建制。彭德清和刘浩天时任该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历经战火洗礼、作风顽强、敢打能胜、战功赫赫，这些无疑成为毛泽东看好9兵团并钦点其赴朝作战的原因。
（二）台湾还是朝鲜
1950年的秋天，新中国成立快一年了，除西藏和台湾，全国都已解放，解放台湾的任务落到了9兵团身上。9兵团部队就在上海周边进行军事训练，厉兵秣马，备战台湾。
这天傍晚，一整天都泡在芦苇荡里练习泅渡的周文江爬上岸。就像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击中，他被江南的秋色惊呆了：金红色的暮色笼罩天地，两只羽毛艳丽的野鸭在空中比翼翱翔，一群光屁股孩子在芦苇荡里嬉水，一张张笑脸在夕阳中晃动，闪烁着祥和纯净的光。
江南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苦练了一天的周文江和战友们回到营地，迎接他们的是丰盛的晚餐——当年的新米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大块的肉在铁锅里打着滚，从芦苇荡里捕到的鱼被烹饪成了煎鱼，肥嘟嘟地流油。
周文江是20军59师177团一个连的指导员。连长的眼睛在战斗中受过伤，周文江就把军事和思想工作都抓了起来。经过6个月的武装泅渡、登陆、抢滩作战的训练，战士们克服了晕船问题，抢滩作战时可以冲破13道障碍，包括用炸药破坏近海障碍和海滩上的铁丝网、暗堡。周文江的连队获得了“海上练兵二等功连”的荣誉。
正当周文江和战友们雄心勃勃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20军在嘉定召开英模大会，各师、团通过严格的无记名投票，选出四名战斗英雄，周文江、陈宝富、毛杏表和后来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第一个特等战斗英雄杨根思当选。周文江在59师，杨根思在58师，但两人都听过彼此的大名。
后来4人参加华东军区的英模大会。由于4个人都没有文化，材料和讲演稿都是部队准备的，开会的时候宣传科长代替杨根思上台做报告，说了几分钟，杨根思忽然冲上讲台，把宣传科长拽了下去。
“下去，下去，怎么满嘴跑舌头！报告要实事求是，还是我自己说。”
杨根思拿起话筒时，台下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50年9月，杨根思、周文江、毛杏表、陈宝富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可以让任何人热血沸腾的三个词语。20军的四个战斗英雄都是农民出身，第一次到北京异常高兴，尤其听说马上要见到毛主席都兴奋得不得了。他们当晚住在前门饭店，由于太兴奋了，谁都睡不着，天还没亮就开始做准备，胡子刮了又刮，皮鞋擦了又擦，站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唯恐军装不够整齐。
1950年9月25日，大会在怀仁堂召开，会上周文江被授予“全国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会后毛泽东在荷花园接见了英模代表，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围拢过去，周文江个子小，抢到了前面，握住毛泽东的手。20军的四个战斗英雄，只有周文江和毛泽东握了手。
大会结束后，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做了总结：“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是战斗动员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都是各个部队的战斗英雄，对战争的敏感性非常强，听到后面这句话，就知道要打仗了。但周文江没有想到，他和战友们冲锋陷阵的地方将不是台湾，而是朝鲜。
9月初，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奉召进京受领任务，毛泽东钦点9兵团到朝鲜去作战。陈毅一回到上海就于9月7日紧急召开了9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最新指示：解除攻台整训任务，部队立即集中，随时待命开赴山东兖州开始进行以入朝参战为目的的训练整补，并要求部队在思想上、物质上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
华东军区随即拟订了9兵团北调山东计划，同时考虑到即将入朝参战，为了更好适应出国作战需要，将第30军88师、89师和第32军94师分别调入9兵团所属26军、20军和27军，使各军均下辖四个师，并将在苏南、上海等地招收的数百名青年学生和在四川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16兵团董宋珩部约1.5万人分别补入9兵团各军，基本达到了每师1万人、每军5万人的标准，全兵团共12个师，总兵力达15万人。
9月20日，9兵团下达各军北上命令：从10月1日起，按照第27军、第20军、兵团部和第26军的顺序，依次北上，进入津浦路山东段地区。
而此时干部战士还都以为这是攻打台湾之前的军事训练。整个10月，江南各地因9兵团北上变得异常繁忙，铁路、公路、水路载着各路人马、粮食补给、火炮、辎重，沿着山东境内津浦线的泰安、大汶口、兖州、滕县一带，由北向南摆开。铁路车声隆隆，公路上车轮滚滚，渡口码头汽笛喧天，山东各交通沿线一派忙乱。
9兵团各部按照27军、20军、26军的序列，依次北上。27军集结于泰安，20军集结于兖州，26军集结于滕县，兵团部设在曲阜。9兵团部队众多，最后一批部队抵达山东时已是10月28日。
开完英模会，周文江、杨根思和26军、27军的战斗英雄坐火车返回南方，路上还在讨论哪个军会担任主攻台湾的任务呢。
周文江不知道，十天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成功在仁川登陆，迅速击溃朝鲜人民军。战争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朝鲜人民军进军入潮，败退如潮，主力大部分被美军击溃，败军夹在难民中一路向北，集结地就在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
当周文江等人乘坐的列车抵达南京时，华东军区派人截住了准备返回沿海的四名战斗英雄，告诉他说，20军已经到山东曲阜了，让他们赶紧追部队。
周文江大惑不解：“我们的部队要解放台湾，怎么去山东了？”
“不要问了，火车票已经给你们买好了，你们立即赶回部队。”
就这样，四名战斗英雄赶到了山东曲阜。
部队原计划让他们传达英模代表大会的精神，但时间来不及了，因为朱德亲自到了曲阜，召开了9兵团营以上干部抗美援朝动员大会。这是朱德第二次在9兵团召开动员大会。1948年，在河南洛阳，朱德动员9兵团1、4、6三个纵队南下，放长线钓大鱼，消灭新五军。
这是一次秘密召开的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曲阜孔庙的大院子里，参加会议的只有9兵团三个军的师团级干部300多人。奇怪的是，在这个会议上，并没有分配给9兵团具体的战斗任务，不过，由朱德这么高级的将领来做动员，9兵团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时周文江才知道，9兵团的作战任务不是解放台湾，而是进军朝鲜。
曲阜的动员大会后，周文江和杨根思互相敬了军礼，并相约第二次英模大会上见。他们返回各自的部队时，周文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个军礼。
（三）毛泽东的底线
朝鲜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长驱南下。战争进行两天之后的6月27日，南朝鲜政府部队指挥部和美国使馆、军事顾问团相继撤出汉城南下。30日，朝鲜人民军渡过汉江防线向南挺进，韩国军队的汉江防线开始崩溃。在突击迅速的朝鲜人民军中，就有毛泽东应金日成的请求，成建制交付给北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这两个师都是由在中国战场上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组成的，战斗力很强。
到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把残余韩军和少量增援美军压缩在东南部的釜山地区。
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地向南推进，人民军的补给线遭到了疯狂的轰炸，后方供应线延伸过长，人员、食品以及武器弹药已经断绝，金日成的部队已经接近战斗力的极限。而更多的美军在釜山登陆，金日成力图统一朝鲜的计划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9月15日，美军以美第10军属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7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配合下，在仁川登陆，拦腰切断人民军补给线。
正面洛东江战线的美军、韩军10个师亦于9月16日开始沿釜山至汉城线实施反攻。
美军、韩军28日占领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10月1日，韩军首先在襄阳地区越过三八线。
金日成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即将发生逆转，立刻派遣内务相朴一禹携带有他和外相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到北京，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
以下是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求援信函的内容：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对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深切地关心，百方援助，我们谨代表朝鲜劳动党，衷心地感谢！
正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上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朝鲜时间九月十六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京城。目前的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虽然对登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他设施大量地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人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敌人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的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而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飞行师。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决心一定要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向您提出以上意见，盼望即予指教！
敬祝健康！
金日成 朴宪永
1950.10.1于平壤
对金日成的这份求援信，10月1日夜，毛泽东紧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除任弼时因病未出席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参加了。会议一直开到天亮，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出兵的想法。此前，周恩来曾多次提到，中国应该帮助朝鲜，甚至说要同美军作战，并且公开表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的支持坚定了毛泽东出兵的决心。
2日，麦克阿瑟发布全线向北推进的命令。
当日凌晨2时，毛泽东指示东北边防军的高岗、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边防部队应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并于当日就派遣军队入朝作战一事草拟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表示，中国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然而，当天晚上，毛泽东通过罗申向斯大林转发了一封与上述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原计划当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援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现在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主要是指同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敌人可能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于是，中共中央的很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当然，不出兵援助朝鲜，这对于处境极为困难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出几个师的兵力，而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的话，这必将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同时我们的和平建设计划必将遭到彻底破坏，而国内的很多人将会对我们表示不满”。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忍耐的态度，暂不出兵”。毛泽东建议，朝鲜应该改变斗争形式，转为游击战争。但毛泽东又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毛泽东还想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联同斯大林讨论此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两份电报，直接关乎中国出兵朝鲜的重大决定，为何出现全然不同的结论。一天之中，毛泽东的态度难道如此阴晴不定？
据相关学者考证，历史上确有这两封电报。但前一封电报没有发出去，原因在于电报起草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认为，出兵朝鲜非同儿戏，应该谨慎行事。
3日，韩国军队在东海岸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了15公里。美国军队也在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的指挥下，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三八线是毛泽东考虑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底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自8月中旬以来，中国的反应一直被忽视，《纽约时报》报道说，苏联人和毛泽东的会谈已经达成共识，如果“联合国军”队跨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参战。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也确实通过印度驻华大使传递出一个信息，他十分坦率地说，如果美国军队进犯边界，中国就会出兵。但是杜鲁门总统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说，这只不过是印度左派势力的政治策略而已。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我们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他们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段话出自周恩来总理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一周年而发表的演说，时间是1950年的9月30日，也就是“联合国军”的南韩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前一天。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段讲话被各国的史学家、军事史研究学者反复地引用，它被认定是中国政府就朝鲜半岛的形势，所做出的判断和严肃承诺。
不过遗憾的是，在当时，这个强有力的信息并没有被联合国和美国方面认真地解读，几乎没有人相信一个刚刚从战争的废墟当中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的一支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农民武装，敢于对抗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直到朝鲜战争结束40年之后，美国出版的《美国海军史》这本书当中，才出现了这样一段客观冷静的文字：“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军队一样。”
对于中国的决心，美国决策者做出的决策是：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显然，美国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他们当然不了解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以钢铁般的意志去行动。
周恩来后来也回忆过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底线问题，他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
10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10月8日，中国方面已经获悉：大批美军越过了三八线，第二天，麦克阿瑟发出了向平壤进攻的命令。毛泽东所设定的不出兵朝鲜的底线已经被美国突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已经不可能了。正如彭德怀后来所回顾：“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
台湾问题，是促使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又一个重要决策因素。
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以为台湾随时有可能被共产党人攻克，然而朝鲜战争爆发，使一切都改变了。杜鲁门认为他不能承受失去台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人们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会感到西方的势力正在下降。于是，他派遣驻扎在苏比克湾的第七舰队到朝鲜参加战争，途经台湾时，他们派出29架飞机，驻扎在台湾和大陆海峡之间，并以此提醒毛泽东，我们不会容忍大陆对台湾的进攻。毛泽东对战争的考虑，是美国在朝鲜的战争决不仅仅局限于朝鲜，而是对北京共产主义政权的破坏。
对战争的突然爆发，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严正抗议。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朝鲜内政和入侵中国领土台湾，严正指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强调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
在这样的局势和判断下，中共领导层决定：即使缺乏苏联方面提供空中火力掩护，中国也决意出兵援助朝鲜。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沈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16日又在安东（今丹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彭德怀司令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并根据朝鲜战场的敌情、地形和我军装备情况，确定第一个时期，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作战方针，先组织防御，然后再配合朝鲜人民举行反攻。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39、40、42军和炮兵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跨过鸭绿江，秘密渡过中朝界河向预定战场开进。23日，炮兵第1师和炮兵第2师第29团、工兵第4团（后改为第14团）、第6团（后改为第16团）又相继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