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与价值观

美国文化强调自力更生，因此，新的压力将给进入校园的美国孩子带来极大冲击。

美国孩子从小就有私有财产意识，懂得如何区分哪些是我的东西而哪些不是。学龄期的孩子已经意识到他不能触碰属于父母的东西。家庭为他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但他也开始赚一些小钱，有时是为父母服务的酬劳，有时是靠管理每周的零花钱而节省下来的。美国孩子很快就能意识到在他18岁或21岁后，父母不再有供养他的义务。这些心态是构成美国亲子之间略有商业味道的关系的基础，将随着孩子的成长变得愈加明显。

在研究中美不同的亲子关系产生的社会效应之前，我们要首先明确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需求。我们习惯于将人看成独立的实体，但每个“社会人”都要与其他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建议采用“联系”（tied）这个词，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和他人建立一种纽带式的联系。这就是单独监禁会被归类为人类最冷酷的刑罚之一的原因。读者还将在本书中读到，嗜酒者互诫协会、青少年互助会（Alateen，专为嗜酒者的子女而设）、嗜酒者家庭互助会（Al-Anon，专为嗜酒者的配偶而设）、达拉斯市的“相逢曼哈顿”和朝圣者戒毒协会（皆为反药物滥用组织）等组织都以帮助患者建立某种团体交往为基础。

这类“治疗”使某位成功戒酒的女性的丈夫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在一封写给报纸专栏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帮助下，我的妻子已经快5年没有过量饮酒了。但我又遇到一个让人头痛的难题。过去我妻子天天在家里烂醉，而现在我几乎见不到她。我下班回家时，她已准备好要去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活动了。她几乎很少半夜之前到家……（《檀香山广告人》,1980年1月22日）

一个人想从他的同伴那里获得什么？他希望收获社交、安全和地位，至少也是三者中的一项。

社交需要表现为每个人都乐于与他人相处：看到熟悉的人，与之拥抱、倾听、交谈，私下说些悄悄话，进行程度不同的身体接触，等等。最亲密的交往发生在两性之间，而最不经意的社交或许是时代广场跨年晚会时的擦肩一笑。鸡尾酒会上的寒暄、跳舞、狩猎、家庭聚会、朋友间的对谈、学术研讨、茶话会以及心理治疗会议，这些活动处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

安全，是指个人当下及未来的处境是否可以预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希望身边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第二，在必要时互相提供关怀、支持，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谈到的忠诚、信任、诚实和爱。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朋友，可以放心向其袒露心中不堪的想法，而不会遭到唾弃或遗弃。在倾诉心声或有所行动时，个人通常要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对方的反应。最大的安全感出现在和平时期的军队内部，每个人的行动乃至娱乐活动都有规律可循；在骚乱或战争中，人们的安全感降至最低；朋友、社团、利益集团、政党、教堂与寺庙、帮派、荣誉团体、社区小组，这些使个人产生归属感的团体所带来的安全感，介乎两个极端之间。

至于地位，它让个人在群体之中感到自身的重要性，涉及个体在群体里的级别、序位，以及他所在的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级别、序位。不同地位对应着不同的心态、责任与特权。地位的影响遍及体育运动、经济事务、职场、学术成就、政治等领域。学生对地位的敏感性不比战士更差。中国人重视面子和礼节，美国人注重声誉和优越感，这都基于对地位的需要。印度的种姓制度强调地位差别，上等种姓不要说与劣等种姓一起就餐，哪怕只看劣等种姓一眼，就会“被玷污”；而在欧洲天主教特拉普派的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刻意淡化，无人在意地位的尊卑。可是，尽管特拉普派的修道士消灭了形式上的地位差异，他们心里却必定会认为本派的修道方式比其他派别更虔诚。

前文提到的一些戒除药瘾、酒瘾的组织可以满足上述三种社会需要。他们向孤独者提供长时间的陪伴；高计划性的活动使人际关系易于预期；这些组织的人数越多，辨识度（或其他特性）越突出，就能向其成员提供更优越的地位（与非成员相比）。

至此，我们讨论的是美国人、中国人及一切人类社会成员共有的需求。现在，再回到之前的话题——中美不同的亲子关系，我们将得出非常有趣的结论。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美国人而言，一生中最先满足其社会需求的必然是由血亲构成的家庭，即父母和兄弟姐妹。众所周知，一个人从同胞、双亲，尤其是母亲那里获得大量关注，以至于有时盼望单独生活。他的一举一动和饮食起居都是被规划好的，以至于他经常产生叛逆心理。个人在家庭中学习与兄弟姐妹竞争父母的宠爱。聪明的父母懂得在孩子成功时加以表扬，失败时给予安抚，以免使他产生自卑。

然而，自我依赖的价值取向使得家庭无法持续满足美国孩子的社交需求。美国传统里的婴儿专用床、独立卧室、看护人以及重视同龄玩伴的观念，使得美国孩子在学龄前就习惯于脱离父母的生活。鉴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父母的保护和监督之下，美国小孩在这一阶段所能做的最多只是隐瞒父母或团结兄弟姐妹对抗父母。同代人之间的横向联合是孩子与父母之间对抗的开端，预示了即将出现的代际问题。美国家庭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会让年幼的孩子认为父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和女人。因此，美国孩子最爱向同伴吹嘘他们的父母。我曾听到一位海军军官的儿子向同伴宣布，陆军和空军是多么的没用。几天前，我还看到一幅漫画，画中有两个男孩，其中大的对小的说，“我爸当爹比你爸早！”但是，美国孩子一进入二年级，就会意识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和父母是各自独立的人。

美国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独立自主，现在他准备依据同一原则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然而，社会需求迫使他寻求建立与他人的联系。美国孩子在独立意识的驱使下希望早日自立，因此要找到另一个团体来代替当下的原初社群。美国孩子在上学后要学着把他与同胞手足之间的联系转移到由本无关联的同学构成的团体上。这个新的团体即使是同性别的同胞兄弟或姐妹也不能进入。这是因为，尽管同胞手足不同于父母，但是他们仍属于一个美国孩子不能自主的团体。美国孩子迟早要脱离这个无须努力就轻易建立的原初社群——家庭，转向另一个他的加入、参与被看成无足轻重的因素的团体。他与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经常反向地决定着他在新团体中的地位。与新团体日渐亲密的关系，将逐步淡化美国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这不是爱不爱父母的问题。美国孩子即使很爱自己的父母，从同伴身上获得社交、安全和地位等满足的需要，迟早要超越他对父母的情感。美国孩子也不是不能理解父母，但满足自身社会需求的那种迫切感阻碍了他与父母的交流。自我依赖是浸润在美国社会每个细节之中的核心价值观。1980年，连漫画里的“蜘蛛侠”彼得·帕克都一心一意地想要抛开他的蜘蛛索而只凭自身实力解决问题。

有的美国孩子罔顾父母反对而放弃音乐训练，只是因为同伴认为这些技能太女性化。有的美国孩子蔑视父辈的文化源头，拒绝学习母语，只是因为这种语言天分容易招致同伴的嘲笑。我听说一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竟然向对他说中文的人吐口水；有法国血统的孩子则眼泪汪汪地对父母说他们再也不要说法语；一对富有的德国夫妇特意雇佣了一位家庭女教师与他们的儿子用德语对话，这个年轻人在学校时当然用的是英语。那位女教师很快辞了职，因为她的学生只服从她用英语下达的指令。发型、服装、作息时间、性和毒品，很多事情都会引起冲突。美国孩子对抗父母，只是因为害怕被同伴拒之门外。危机感越强烈，美国孩子就越是无视父母意愿，而去迎合同伴们的标准。

美国学龄孩子的不安全感恰好与美国父母的不安全感相对应。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美国父母对孩子有完全的控制权。尽管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自立，但美国父母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孩子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独立自主，美国父母实际上指的是让孩子自主地去做他们允许的事，而不是令他们头疼的事。孩子还小的时候，容易听人摆布，父母们当然可以如愿以偿。他们教导孩子自己照顾自己，心里清楚这只是有限度的独立。但境况不会一成不变。婴儿用一瓶奶和温暖的怀抱就能安抚。在三四岁时，给男孩子剪个与父亲同款的发型，或让女孩子穿上与母亲同款的时装，他们就破涕为笑。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身心逐渐成熟，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个人需求，要求享有更多自由并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孩子上学之后，习惯于把孩子限制在围栏之内的美国父母，有时会突然感到他们的控制正受到威胁，而他们的孩子过于注重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父母们曾经整日整夜地守护着孩子，关注和引导他们的一言一行，赞赏孩子的表现，深深为他感到自豪。在上述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可获得完全的掌控。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的前景是，见到孩子的机会越来越少，更谈不上了解孩子的生活。美国父母自然会产生危机感。他们越是习惯于操控一切，孩子越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父母们就越难放弃对孩子的控制。

美国父母感觉受到威胁还不仅是因为不愿放弃控制。在他们身处的社会，一代人成长起来后就会无情地取代上一代人。孩子一旦独立，父母在孩子的生活中就失去了影响力。上学这段时期已向美国父母预示了孩子未来的独立及父母主导地位的下滑。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转折面前处之泰然。孩子们将脱离亲密温暖的家庭圈子，父母与孩子的未来都被不安定的阴影所笼罩。

许多美国父母并不期待孩子的最终独立，而且心中的焦虑随着孩子的成长与日俱增。的确有一些美国父母在孩子离家时宣布自己终于获得了自由，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安排。一定程度上或许是这样的，不过这类宣言更多地是为了维护父母的自尊。大多数美国父母会试着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维持亲子间的纽带。

世事总是难料。对于婴儿，关爱与依赖相对等的简单公式在多数情况下是奏效的。但是当孩子上了学，他开始承受早日独立及加入同龄人团体的压力，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孩子服从和依恋父母，不理会同伴们的要求，被人们嘲弄为被绑在了母亲的围裙上。这种依恋心理如果长期持续下去，这个孩子将在成人之后遭遇“糟糕的婚姻冒险”。因此，美国父母通常面临选择的两难，既希望与孩子保持亲密关系，又担心他被同龄人排斥。大多数年轻人会因同龄人的原因拒绝父母的建议，叛逆精神与日俱增。如果在成长中适应良好，美国孩子将会沿着在幼年就已确定的方向发展：他的生活方式以强烈的情绪色彩和强调个人偏好为特征。

在这一领域，中国父母和学龄孩子倒是可以轻松应付。中国孩子一直生活在现实世界，现在将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迎接挑战。他们不会为社会不公、怠慢和虚伪而感到震惊，因为早就经历过或懂得如何处理这类考验。大约12岁或14岁时，大多数中国孩子不但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位置和面临的问题——更已俨然成为羽翼丰满的社会成员。

中国人相互依赖的心态进一步加强了实用价值的取向，与自我依赖的美国精神成为鲜明对照。前文曾经提到在中国儿子必须奉养父亲，父亲则有责任给儿子提供支持。二者的互惠是持续一生的社会契约。西方人的遗嘱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件怪谈，父亲的财产、债务在他过世后理应平均地分给几个儿子。

中国孩子从各个层面认识到他与父母的永久联系。举例来说，中国孩子从不设法赚零花钱，从父母手中拿到多少就花多少。中国人认为赚父母钱的想法简直荒谬绝伦。穷人的孩子因现实的教育而懂得珍惜金钱，家境较好的年轻人就很少体会到这一点。

中国亲子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自然形成、不受侵犯且一生不变的。一条古谚道破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就是说，在儿子还小时，父亲的地位决定儿子的地位；但儿子长大后，他的地位将决定父亲的地位。

正因如此，权贵阶层的后代从小就像父辈一样有权有势；而他们的父亲在退休后依靠儿子的地位继续享有权威。一旦理解这一点，美国读者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无论母亲是否有名望，都不会像詹姆斯·罗斯福那样谈论他的母亲、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中国孩子自幼年起就在家庭中获得社会需求的满足，长大之后更没有离开它的冲动。中国孩子逐渐接触成人世界，总是受到长辈们的吸引。节庆期间，他与长辈一起玩牌或赌博，平时一起务农经商。他一步步建立起与父母相一致的兴趣，没有自立门户的必要。中国孩子如果在原初社群之外结交几个朋友，是可以接受的事，但是，如果朋友太多，一起活动影响到他的学习或对家庭应尽的义务，这些朋友将被冠以“狐朋狗友”的恶名，这个孩子也会被看成败家子。反之，如果他和外界联系很少，一心一意孝敬父母，他就是个好儿子、好男人。许多年轻人确实乐于感受同龄人的欢迎，但这并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中国孩子既不担心代际问题，也不怕被称为师长的宠儿。两种美国特有的现象其实反映了对平等的诉求，即年轻人要与长辈作斗争或受压迫者对权威的反抗。

美国父亲可以分享儿子的荣耀，儿子也可以从父亲的声望地位中受益，但美国人一定竭力否认其中的关联；处于同样境况的中国父子就觉得没有必要加以隐瞒。如果当事人的身份不为人们所知，他们反而可能会尽快让别人知晓。

中国人这种互相依赖的生活模式，与美国独立自主的生活模式截然相反。中国孩子乐于接受长辈的呵护，因为亲子关系是永久的而非暂时的，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因个人的接受或排斥受到影响。中国学龄孩子安于长辈的护佑，不会产生强烈的、向外界寻求联盟的冲动。

对中国孩子来说，同龄人的诉求不像对美国孩子那样难以违抗。中国孩子跟同伴们一起玩耍，同时无须背离父母的意愿。我自己的经历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我父母把家从东三省南部搬到东部时，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方言的问题，我的一年级同学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方言彼此交流。6周以后，我在学校里说起了当地方言，但回家以后还是说家乡话，我的父母对此不置一评。后来我去了北平，又去过上海，仍然这样处理语言问题。我每掌握一种新的方言，就将它加入我业已掌握的方言名单。我认识的中国年轻人都是这样。中国人学习外语时也是一样。东北人会说俄语、日语，法语在云南一带流行，其他省份则通行英语。中国人以能讲多种方言或外语而自豪，但它们绝不会影响他对家乡方言的使用。

就中国父母而言，孩子的成长不会使他们感到焦虑。首先，中国父母从来就不是孩子唯一的监控人，孩子日渐独立时不会有被冷落的感觉。其次，中国的亲子关系是终生持续的。父亲永远是父亲，无论他是不是足够慈爱；儿子永远是儿子，不尽职尽责也不会被逐出家门。在中国的社会组织里，年长不是劣势，而是赐福。中国父母不会因孩子的成长而懊恼，因为这不但不会削减他们的影响力，反而将使他们更受他人尊重。

中国人相互依赖的生活模式为老人和年轻人提供了基本的安全感。孩子不必离开家庭，父母也没有必要实行控制。中国人建立了一种将个人偏好限于最低程度的生活方式，不是因为要求一致的强力限制，而是因为对现状的满足而使每个个体的情绪趋向稳定。

在第十三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中美两国亲子关系与老龄化及青少年犯罪等问题的联系。在这里，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大多数美国父母认为随着孩子的成长，将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出现在他们身上。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时，最令美国父母感到头疼。而大多数中国家长对此看法全然不同，孩子年龄越大，问题就越少。在全面接触西方世界之前，中国人从未把青春期看成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既没有特定的名词定义它，也没有与之相关的文献。

此外，有两种因素进一步突出了中美青少年之间的反差。首先，美国公民在16岁之前一直在学校就读，而直至1945年，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国孩子还不足30%。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由儿童向成人的转变只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问题，而且这一转变从未像本书所描述的那样骚动不安。

其次，理想主义的平等观念是美国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却毫无影响。要评估这种观念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必须先从审视欧洲与美国的文化差异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