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中国与西方世界体现在绘画上的本质差异，在小说领域同样表现得十分显著。中国古典小说一般依据人物的特定身份，例如主人公是皇族还是庶民，来设计情节的发展，而西方小说更侧重表现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情感。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不妨比较一下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以及美国人耳熟能详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灵与欲》（Elmer Gantry）、《鹿园》（The Deer Park），我们发现中国小说很少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一类描写在美国小说里比比皆是。中国古典小说从不借用某个人物的视角来铺陈叙事，但这种做法却是美国小说作家经常用的。

就我熟知的几部中国小说而言，最称得上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往往是主人公在大敌当前时心中克敌制胜的盘算。以想象力丰沛而著称的中国古典小说分别是：《西游记》，讲述唐僧一行人于7世纪初千辛万苦去印度取经的神话故事；《镜花缘》，一部反映人际关系的讽刺小说；《郑和下西洋》，勾勒了1405年至1438年太监郑和的航海探险。

两国小说对爱情的处理也明显不同，它们各自刻画了置身于全然不同的恋爱中的男女。在传统的美国小说中，恋人之间爱得忘我，男主人公在思想、言谈与行动上，处处流露出对女主人公的迷恋。双方的结合往往构成小说的高潮。大多数情况下，整部小说都在描述追爱过程中的痛苦、误解，以及两位主人公在最终结合之前所必需跨越的磨难。即使那些不以爱情为重心的美国小说，例如《愤怒的葡萄》、《丛林》（The Jungle）、《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等，仍然涌动着强烈的情感线索。

中国古典小说在表现恋人的浪漫互动时，显得极为随意、草率，倒尽美国读者的胃口。性的结合总是出现在开头，而不是整个故事的高潮部分。小说的布局取决于男主人公如何用合乎礼教的方法娶回女主人公，不惜笔墨、冗长拖沓地描述婚礼全过程。男女双方的相互吸引是不受关注的，两人的相爱远不及得到家庭、社会的认可重要。即使在模仿、设计与西方小说类似的曲折情节之后，一些中国小说依然逃不脱这一类的中国文化模式。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男主人公对爱人的追求，与他对世俗物品及社会地位的追求，心态上并无差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没有性的接触，却与其他女人（包括几个丫鬟）有过暧昧关系。这并不影响他对心爱之人——林黛玉的追求。贾宝玉同时与几个女性调情论爱，甚至与一个男戏子有同性恋的行为，这在美国读者看来，除非他确有过人长处或是迷途知返，否则就该被看成流氓、恶棍一类的人。中国读者从不这样想，反而将宝黛二人看成一对值得讴歌的恋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以个人为中心的占有欲。

简析《好逑传》《玉娇梨》这两部中国爱情小说，读者会更清晰地认识到中美小说的不同。就曲折程度而言，这两部小说与《汤姆·琼斯》《双城记》不相上下，有身份错位、离奇境遇、虎口逃生等情节设计，但它们的侧重点显然在于家族的干预和认可，而不是个人的情爱与情感表达。

《好逑传》的男主人公铁中玉是朝中负有监察之责的御史之子，其父铁面无私，得罪了不少权贵。铁中玉担心父亲树敌过多，提醒他处处多加小心。在赴京与父亲团聚的途中，铁中玉邂逅了女主人公水冰心及其家人，得知她被假传的圣旨蒙骗，不得不下嫁一个素行不良的纨绔子弟。铁中玉适时揭破奸计，救出水冰心，两人坠入情网。在铁中玉被人下毒而病倒途中时，水冰心对他悉心照顾直至其完全康复。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两人由皇帝赐婚，终成一对眷属。

《玉娇梨》的故事则要从一位在吏部任职的老臣最宠爱的掌上明珠——才貌双全的白红玉说起。朝中另一位重臣曾经代子向红玉求亲，然而他的儿子没能通过红玉父亲即兴吟诗的考验。这位重臣因此怀恨在心，设计陷害红玉的父亲，将他贬到蒙古。这部小说由错认身份、剽窃诗文、男扮女装、秘密求婚等情节而层层推进，直至红玉与心上人喜结良缘的大结局。

上述两部中国小说冲破险阻、找寻真爱的主题，深受美国读者的青睐。它们的节选本及全译本被多次翻译成西方各种语言，甚至还赢得了歌德、席勒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一代文豪的赞誉。

中美小说的种种差异不限于少数特选作品。中国小说的经典之作还有《三国演义》《济公传》《包公案》《金瓶梅》《西厢记》《聊斋志异》等。熟稔美国文学的读者也不难列出类似一张美国小说清单。但在本书中，我们主要讨论那些可以在俱乐部书单和便利店书架上找到的简装版美国通俗小说。

在中国小说里，人物的行为要与社会身份相符，而美国小说在人物设计上更着意展现其作为独立个体的思想、行为，这是中美小说的一大不同。中美小说另一大不同在于美国小说中存在大量与性有关的描写，而中国小说是否存在性描写则完全视乎类别。与以往任何时代一样，爱情仍是美国现代本土小说以及其他受欢迎的西方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当然，有不少西方优秀小说选择了与爱情无涉的主题，例如托马斯·曼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约翰·赫西的《阿达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Babbitt）和《大街》（Main Street）、诺德霍夫与霍尔合著的《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玛乔丽·劳林斯（Marjorie K.Rawlings）的《鹿苑长春》（Yearling），还有马克·吐温、赫尔曼·梅尔维尔、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都极少涉及爱情。不过，我认为人们倒也不会质疑“大多数西方小说都含有谈情说爱的内容”的看法。

中国古典小说在涉及到情与欲的话题时，可被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不涉及男女关系或仅仅点到为止；第二类即前文提到的《好逑传》《玉娇梨》那一类，着力于情感的部分，而不涉及生理与性的层面；第三类则是春宫小说。

《三国演义》可被视为第一类中国古典小说的典型代表。美国读者只须对这部巨著中偶尔出现的几段“爱情插曲”略加审视，就能了解这一类小说的特点。这部小说以公元3世纪魏、蜀、吴的三国鼎立为历史背景。

小说一度提到东吴有意除掉未来的西蜀之主——刘备。刘备当时正有意续弦，而吴主孙权恰好有个美貌的妹妹孙尚香。吴国因此设下美人计想将刘备骗至东吴，谋士周瑜还计划在欢迎宴会上刺杀刘备。刘备一开始不知是否该接受邀请，后经军师诸葛亮安抚劝说，由赵云伴驾前往吴国。让周瑜没有料到的是，吴王之母孙太后坚持要求参加宴会相女婿，而且一眼相中了刘备，认为他就是她女儿的最佳伴侣。刘备与吴国公主孙尚香顺利地成了亲，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庆典，令周瑜大失所望。

周瑜并不甘心，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给刘备送去各式贵重礼品，又专门为他和新娘修建豪华宫殿，在宫内安插众多侍女。周瑜希望把刘备困在温柔乡里，将其永远留在东吴。

不曾料到，诸葛亮早有防备，准备了锦囊妙计，而孙尚香非但未如周瑜所希望的那样劝说丈夫留在东吴，反而决心随他一起回到领地。周瑜想再次行刺，又怕令公主守寡而触怒吴国太后。孙尚香一心追随刘备，他也不可能将两人拆散。吴国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为此又羞又恨，吐血而亡。他的死因或许就是如今常见的脑溢血！

《三国演义》全书仅有几处涉及男女情爱。例如，割据北方的曹操因与有夫之妇私通而贻误战机，从而在战场上失利。这是典型的中国教条——情爱在文学中只是用来说教的载体——儿女情长会消磨斗志，长此以往更会招致灾难。另一个案例与蜀国大将赵云有关。他拒绝了美色诱惑，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10卷本的皇皇巨著《三国演义》绝大部分都在叙述与情爱无关的历史事件。

至于中国的春宫小说，它根本没有描述美国人理想中的爱情——超越肉体吸引的两情相悦。这些小说露骨地描写性行为和肉体接触的快感，甚至不避讳同性恋。很少有哪部美国小说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或许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可以算作例外。《北回归线》1934年在巴黎首版之后很快被禁，直至1959年才由法庭裁定可以公开销售。即使在这样一本书里，作者也很少运用不堪入耳的粗俗俚语，而是以影射、声响、暗示及对话等方式隐晦地讲述与性有关的细节。大多数西方文学，无论是否曾经被禁，对性的描写都相当含蓄。

下面，我们进一步就具体文字展开分析。在詹姆斯·琼斯的《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中，作者描述了一位士兵在夏威夷与妓女过夜的情景。两人躺在床上，赤裸着身体，盖着被单。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记得我？”

“因为，”他说，“因为这个。”他微笑着抓住被单的一角，猛地一下把被单从她身上掀开，然后看着她躺在那里。

她一动不动，扭过头笑着看着他。“就为这儿？”

“不是。还因为安吉洛在这里的时候你触摸过我。”

“就这些吗？”

“可能不是全部。但是也差不多。”

“难道不是因为跟我谈得来吗？”

“是，那也是一个原因。确实是。但这也是，”说着，他注视着她。

“那聊天也是一个原因了？”

“是的。聊天，聊天很重要。”

“对我来说也是。”她满足地冲着他笑着，他一只手肘撑起身体俯看着她。她抓住盖在他身上的被单的一角，像他刚才那样，一把将被单掀开了。

“怎么回事，瞧你那样，”她说。

“我知道，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害羞吗？”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无法控制。每次都这样。”

“我们真得改变才行。”

他开怀大笑。突然他们交谈起来，枕边谈话，他们从未这样。而且这次真的很不一样。

之后，他充满感激地低下头搜寻她的双唇。

不但没有性的描写，就连爱也是朦朦胧胧的——“我想我会记得你的”,“这次真的不一样”，他“充满感激地”……许多细节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性爱结束后，士兵试图亲吻女人的行为使得整个过程充满了浓情蜜意。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里，只有以爱情之名而进行的性才被视为是正当的。

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中，对性的描写似乎更加直白：

看着瓦恩·诺登压在她身体上就像是看着一台齿轮松动了的机器在运转。如果没人理会，他们会这样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不断地摩擦又不断脱落，直到有人关掉引擎。他们两人的身体交织在一起就像两只山羊，没有丝毫激情，不停地拼命摩擦着，只是为了那15法郎。这样的场景一点点冲刷了我所有的感觉，只留下不人道的满足好奇心的愿望。那个女孩躺在床边，瓦恩·诺登俯身面朝着她，像半人兽一样两条腿稳稳地站立在地上。我坐在他后面的椅子上，冷静超然地观看他们的表演：就算他们永远不停止，与我也毫不相干。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台疯狂运转的报纸印刷机一样，成千上万张报纸不断飞出，带来的却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新闻头条。机器本身反而更有意思，虽然疯狂，但与制造机器的人和事件比起来，它看起来更加精彩。我对瓦恩·诺登和那个女孩毫无兴趣；如果让我这样坐着观看全世界在这一刻发生的每一个动作，我会感觉更无趣。我分不清这里发生的事情和下雨或火山爆发有什么区别。只要激情的火花泯灭了，这样的行为对人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机器还更好看一些。那两个人像一台齿轮松动了的机器，需要有人修理。需要一名机械师。

我在瓦恩·诺登的身后双膝跪下，认真地打量着这台机器。那个女孩扭过头来绝望地看了我一眼。“没用的，”她说，“那是不可能的。”就在这时瓦恩·诺登像一头公山羊一样充满力量，又准备重新开始运作了。他是个如此顽固的家伙，宁愿折断他的羊角也不愿放弃。他现在应该感到更惹火了，因为我在他的屁股上挠痒。

“求你了，乔，别再这样了！你会弄死这个可怜的姑娘的！”

“别管我，”他咕哝着说。“刚才我几乎得手了！”

《北回归线》在遣词用句上与美国记者、畅销作家罗伯特·格罗弗那本《100元的误解》（One Hundred Dollar Misunderstanding）颇为相似，后者写的也是妓女与嫖客的故事。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后一本书中的妓女是个黑人，嫖客则全是白人。这种设计增加了一点低级趣味。格罗弗同样用大量与性爱无关的对话和细节，将真实的性隐藏起来。他让双方在对话中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黑人俚语和白人美语，因此双方完全不知道对方在讲些什么。下面两段是对有关情节的摘录：

（1）我希望他真的友善又温柔，数着他给的钱，感觉棒极了，接着准备开始干活。一上床，我就开始担心这儿担心那儿的，我总担心做得不好，边做边想这个该死的白人小子到底懂不懂该如何配合我，做好他该做的。我觉得我想得太多了。

果然，没过多久就完事了。他拔腿走掉了。

（2）但是不一样——这是我的观点。比如（不用些淫秽的字眼就很难描述），这个职业的黑人妓女和玛吉有相同的偏好，只是她做得……总之她比玛吉做得更过火。我的意思是她做起来感觉相当自然，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以她的身份来说，是这样的。我发现她行事的方式让人感到非常不安。我的意思是，非常的职业化，毫无激情，也缺少必要的前戏。让人惊恐不已，老天啊，真叫人恶心。

我想，可能是之前从未去过那样的声名狼藉的地方，对这些女人的行为有些误解——依据我那些自然的正常的经历，我说的是那些无须付费的经历。

说真的，她的行事方式真的让我感到很吃惊（让我吃惊的还有另外一个黑人妓女不停推开我们的门，把头伸进来，她这样莫名其妙地闯进来好几次。第一次正好是我兴奋过后，之后她又来了），让我在始料未及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一次（原谅我用这样的表述）高潮。（我还要说的是我身处的环境也部分导致了我有那些感慨。）

《北回归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书中的极度写实主义，一度引起作家、书评人、警察、法官、语言净化委员会及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许多地方至今仍在争论）。但是这些作品，包括《100元的误解》在内，与中国的《金瓶梅》相比，其描写之大胆露骨还是远远不及。

睡到天光，妇人淫情未足，还不住捏弄那话，顿时尖柄捏弄起来，叫道：“亲达达，我的心要往你身上睡。”立刻趴伏在西门庆身上，倒插蜡烛式，搂着西门庆脖子，自顾自地在他身上搓揉起来，同时家西门庆两手扳住她的腰，扳得越紧越好，然后她就上下用力抽送，是那话儿渐末至根，只剩下两颗丸子被阻在外，妇人便道：“我的达达，等我白日里替你缝一条红绫带，你把和尚给你的药末装在里边，我再给你缝两条长托带，等睡时你可拴在根子上，这样玩起来就不会格的人疼。”

西门庆道：“我的儿，药末就放在磁盒里，你自家装上就是了。”

潘金莲道：“今晚再来，让我们俩试试可好？”

（《金瓶梅》第3卷，318—319页）

美国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一直远比中国同类作品隐晦，但美国公众对此的反应是绝不宽容的。《小墓地》（God's Little Acre）的出版商被“纽约制裁不良行为协会”以道德败坏为由起诉；惠特曼的《草叶集》19世纪末在费城被公开焚毁；有关《北回归线》的法律纠纷，算是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有一部分书评人坚持将《两名少年》（Two Adolescents）和《乱世忠魂》一类的小说归为情色文学。美国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要么根本不收藏《海克提郡回忆录》（Memoirs of Hecate County），要么就把它封藏在书库里。但中国人一直将《金瓶梅》视为一部旷世杰作。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当局受西方影响，一度试图删改书中过于露骨的情节，结果收效甚微。

美国小说中涉性的文字更为常见，但在表达上隐晦含蓄。读者的想象力通过暗示获得激发，就像被画作里的线条和人物姿态所激发一样。相形之下，中国小说中的性要么是几乎看也看不见，要么就是被归入另一种类别。中国古典小说不关心男女情爱，但一旦涉及性的话题就不再遮遮掩掩。

进一步说，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性本身不必接受批判。只有对性的过度沉溺或滥用，才会导致恶果，正如前文提到的魏主曹操因与有夫之妇私通而战败、《金瓶梅》男主人公西门庆最后纵欲而死一样。

在美国通俗小说里，情色或接近情色的描写大多含有批判的意味，再不就如《乱世忠魂》一般，作者把情色描写提升至真爱的高度。因此，大胆的性爱描写一般仅限于婚外艳遇，通常发生在妓女、嫖客或素有污名的放荡男女之间。一般来说，美国通俗小说是歌颂爱情的，认为爱情圣洁无比，不应与性爱相混淆。个人情感最受强调，判定双方关系道德与否也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真爱。如果爱是真实的，双方将会收获好的结局；如果爱情并不纯粹，就算是夫妻也可以分离，即使相爱的男女中有一方甚至双方是已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直白的性爱日渐增多，情色与爱情的分野渐趋模糊。从马克斯·舒尔曼《校花回忆录》（Memoir of An Ex-Prom Queen）、朱迪思·罗斯纳《寻找古德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到盖伊·塔利斯《邻人之妻》（The Neighbor's Wife），这些小说在预售时就已大热畅销。但是，除了性与爱的分离，我们还能从中看出些什么吗？

我的回答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情色描写在西方文学中早已不新鲜。弗兰克·哈里斯《我的生活与情爱》（My Life and Loves）1922年在德国首次出版。1882年，无名氏之作《我的隐秘生活》（My Secret Life）11卷本自费于阿姆斯特丹发行。在此之前，情色小说在西方社会已秘密流传几百年，私相授受或经伪饰后出版，但大多限于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自1959年以来，这类书籍获准在美国出版，露骨大胆的程度甚至超过同类中国作品。

中西方情色作品的差异在于：首先，中国作家认为情色只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西方作家却认为情色自有其一贯的线索，而与其他生活领域无关。西方作家以中国同行所不及的程度，尤其关注于性征服、性行为、感官体验乃至性器官的细致描写。《我的隐秘生活》一书充斥着千奇百怪的性爱方式。该书作者是一位有钱的英国人，不仅享受与妓女口交的快感，还付钱给妓女的男友让其提供口交服务。《我的生活与情爱》则围绕着以下4项主题展开：冒险、幻想、男人与事件、性爱。正如该书编辑所指出的，“不管他的主题是什么，哈里斯的人物及其空虚渗透于字里行间。”

其次，上述两位西方作家似乎不关心持续的暧昧关系（其中一位提及短暂的婚姻关系，另一位则根本不涉及），而长篇累牍地描述性征服与性体验，充分显示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心态。弗兰克·哈里斯和《我的隐秘生活》的作者可谓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一旦了解到弗兰克·哈里斯的创作原因，整件事情就更加有趣了。哈里斯在《我的生活与情爱》的前言中解释称：对该书的数次禁令使他在经济上陷入窘境。

如果不是美国让我穷困潦倒，我也许不会将这部小说写得如此露骨。面临人生最后一搏（那时候我已快70岁了），为了获得同类的认可和落个平安的结局，我们都有可能牺牲部分真理。作为一个“邪恶的动物”，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受到攻击时一定会奋起反抗”，我竭力抵抗。我虽无恶意，但也没有一丝畏惧，永不会妥协。我一直在为神圣真理而战，正如人性解放战争中勇敢的战士海恩（Heine）所言：此刻再战一次，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次。

弗兰克·哈里斯不加掩饰的创作不是由于对性的狂热偏爱，而是反抗现行体制的一种方式，是革命的工具。这充分表现了西方文化个人中心的特点，而与中国人以情境为中心的心态截然不同。性压抑与性放纵在西方文学中分化为势均力敌的两大潜流，中国文学没有出现这样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日趋开放的法庭裁决使得情色文学和同类影视作品在西方普及开来，不再是有钱人的专享特权；另一方面，捍卫清教传统的美国人大声疾呼对此加以抵制。20世纪80年代，哈里昆出版公司（Harlequin）出版了大量不含情色描写的浪漫爱情小说，创下不俗的销售业绩（1978年年度销售1.25亿册），这表明反对恶俗与情色的行动正在显露成效。这些在加拿大首版的小说在十多年间一直由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and Schuster）负责分销。1979年，西蒙与舒斯特公司以类似模式推出了“轮廓”系列丛书（Silhoustte）。

70年代初期，在这些书刚推出的时候，我听说过其中的几本，据说本本都赚了大钱。

莱姆、唐纳德和麦克莱恩是100位创作稳定的女作家中的成员，她们坚持每月合作推出12本“言情”小说。

她们共同创造了小说出版史上最有影响的奇迹之一——而她们的成功从不依赖低俗的性描写。

出版公司的宣传品对这些作品的描述，与我对美国通俗小说的总结如出一辙。“无论人物的情感多么炙热，女主人公的贞洁在婚前绝不受触犯……剧情虽然充满曲折，大团圆的结局因种种误解而一再延宕，然而幸福总会如期而至，绝无例外。没有情欲，没有悲剧，没有不可治愈的病痛，更没有暴力。爱主宰了一切。”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既然你说在近代大多数中国人仍不能读写，那么小说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这里描述的二者对比岂不成了一小群中国知识分子和美国大多数通俗小说读者之间的比较？

答案很简单。美国人通过学校、教会、俱乐部及大众传媒等渠道，了解到幼儿教育、心理分析、诗歌、小说、戏剧、宗教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常识；目不识丁的中国百姓则从评书、皮影戏、京剧和地方戏曲中，耳濡目染帝王将相的霸业功绩以及寒门学士得蒙丞相青目、当上乘龙快婿的奇闻轶事。评书、皮影戏、京剧及地方戏的剧情与中国古典小说大体相似，甚至可说是完全一致。

在美国，最受成年人喜爱的小说、电影、歌剧和戏剧，多与爱情的主题有关，相应的中国文艺作品则被清晰地划分为情感主题、非情感主题。情感主题在京剧和皮影戏里比较罕见，评书倒是偶有涉及。至于地方戏剧，情感主题和非情感主题的比例不相伯仲。

评书是中国最常见的闲时消遣。集市、庙会、村镇、城市，处处都能见到说书人的身影，若是遇上七夕、春节等节庆，说书人更是忙碌，婚丧嫁娶的场合，也少不了要雇几个说书人助兴。他们有时只说一段，有时则说完全本。说书人的表演方式不尽相同：有的人只是说；有的人则是连说带唱。流传甚广的中国古典小说一般另有一份唱本。

事实上，评书在中国可能出现得比小说更早。中国最早的小说就是专门给说书人提词用的，仅有故事梗概，又称“话本”。现存最早的话本被发现于中国西北的敦煌石窟，据信是从唐代（618—907）流传至今。日本国家图书馆现存5本中国小说话本。在中国古典小说走向成熟后，话本仍然受到说书人的喜爱。

皮影戏和地方戏在固定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上演出，剧目改编自古典小说的片段或全本，有时也从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取材。京剧比皮影戏和地方戏正规得多，演出和观看的费用也相对高，上演的曲目大多是根据《三国演义》等名著编排的，表演时间短则半小时，长则耗时数日之久。

在所有形式之中，评书流传最广，遍布城乡。京剧的受众面要窄得多，一般只在省城或大城市演出，不过倒也称得上是雅俗共赏。

在与西方接触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小说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从20世纪初起，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小说更多受到西方风潮的影响。传统的中国小说如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玄幻小说、言情小说等，虽然还继续保有一定数量的作者及读者，但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教授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有针对性地介绍了鲁迅、张爱玲等人的西式小说，而对张恨水、平江不肖生（笔名）等传统的现代小说作家除了少许评论，几乎完全未加介绍。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西式小说中，个人奋斗的主题及第一人称的叙述变得显著起来。当然，也有少数人例外，譬如中国现代小说作家之首沈从文。沈从文最关注的是表达传统中国社会的伪善、堕落及统治者的残酷压迫。

鲁迅的《阿Q正传》是少数几本享有国际声誉的现代小说之一。主人公阿Q是村里贫民，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一切劣根性。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清朝末年，列强在中国肆意凌虐。每当阿Q受到侮辱（这是家常便饭）或因欺负弱者而自取其辱时，他最擅长运用的就是一套“精神胜利法”。他加入了城里一个盗贼团伙，负责收藏赃物，还以革命党的身份到处吹嘘，散布道听途说来的内幕消息，用这种方式胁迫那些曾经侮辱他的乡绅。可是，最终来到村子里的革命者不仅拒绝承认阿Q的革命身份，还与乡绅勾结，以抢劫罪判处阿Q死刑。在审判中，被吓昏了的阿Q只好承认他的假冒行为。在赴刑场的路上，阿Q模仿那些自知必死的犯人大喊口号，以为大家是希望他这样做的。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大多数现代小说作家比较多地提到了爱与性的话题，只有少数作家不在此列，例如沈从文等人关心社会与政治环境的病态。沈从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伟大的印象派大师”，作品呈现出两个极端：一方面强调“忠于土地的智慧，享受实现动物性存在的、现实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极力描绘“一种深刻的悲哀，弥漫在机械化的日常作息、无法驱散阴云的对谈以及脏乱的室内与窗外可爱春光的鲜明对比等情境之中”。这并不等同于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缺少多样性。茅盾以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而著称，而因《骆驼祥子》为西方读者熟知的老舍，绝口不提爱情，更重视对人类奋斗历程的抒发。巴金创作了著名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1936）和《激流三部曲》，后者又包括三部小说：《家》（1933）、《春》（1938）、《秋》（1940）。巴金认为中国社会及政治的种种弊病主要应归咎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张天翼最擅长的是讽刺小说和杂文，他的战斗力指向的不是阶级而是个人。他大力批判书中人物内心的冲突、势利、争斗、侮辱和伤害。张爱玲是一位年轻的言情小说作家，独特之处在于把“乔叟笔下的生活趣味与成人对人生悲剧的惊觉巧妙结合在一起”。钱钟书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文体家”，比其他作家更多地运用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大多数作家以讽刺作为“抵制病态社会的手段”时，“钱钟书揭穿了这类作家的伪装，指出他们才是社会和文化堕落的主因。”

现代中国小说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首先是人物“在纯粹性爱里寻找个人权利及自我放纵的意义”时的“无能”。陈爱丽（Ai-li S.Chin）曾将她研究的现代中国小说分为三类：1915年至1949年间的作品、在中国台湾面世的作品及1962年至1966年间大陆作家的作品。在第一类作品中，所谓的爱情在融入年轻人生活时由于年轻人一心只想改变世界而失去了应有的浪漫。第二类作品的主要特征是“父子对立而形成的冲突”，而不是“可通过个人满足或放纵获得宣泄的张力”。第三类作品“显然有意淡化情侣和夫妻间的情感”。陈爱丽总结称，“中国人更多关注社会关系中的自我存在，而非自我本身。”

其次，现代中国小说在在表现出对现代中国生活病态的审视，过分关注外在现实，而对探索内心世界缺乏兴趣。夏志清在论著中就此有详尽讨论，将这种现象称为“心理贫困”，并进一步认为：

鉴于中国戏剧缺少悲剧及明清两代小说注重讽刺的传统（叙述人生悲剧的《红楼梦》显然是个例外），我们不禁怀疑学习西方文学是否能够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没有受到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仅有少数例外）。

1949年以前，除张爱玲之外，著名现代小说作家多多少少地参与或同情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迫使一些作家中断了写作生涯。直到1979年，在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一些作家，如周扬、邓拓和张闻天等，才得以恢复荣誉，重回工作岗位（后两位在运动中去世）。

中国大陆问世的小说大多不关注人的情感，情爱成分比古典小说更加稀见，就我读过的小说而言，几乎每一部都是模糊掠过。“四人帮”垮台之后，新的政治空气或许会使两性话题在中国文坛重获应有的位置。

无论未来如何，中国小说的基本特征不会因新的发展而变化。在新的政治空气里，中国文坛将更着力于表现现代中国生活的弊病，而且会努力构成统一的方向，对个人的内心世界依然兴趣缺缺。根据这一判断，西方的象征主义很难谈得上对中国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但是，夏志清关于中国小说漠视内心活动及对象征主义缺乏兴趣的论述，其实并不全面。他指出，“……在借鉴西方传统时，中国作家只会接纳并运用那些他们觉得适当和有意义的元素”。这个结论适用于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一切社会及文化。夏志清错误地认为这一特征的形成是缘于中国人借助19世纪民主、科学、自由等西方观念来扬弃他们的传统信仰。实际上，即使在宗教盛行的时候，中国人也从未对人的内心世界有兴趣，我们留待第九章和第十章再详细探讨这一点。他的另一失误是将儒家思想和西方的理性主义混为一谈。夏志清主张，鉴于中国宗教不再“对儒家思想构成制约”，儒家思想会抑制中国人对象征主义产生兴趣的一切可能。事实上，中国人在历史上从不曾对象征主义产生过兴趣。

宗教信仰、科学原理乃至政治主张，恰如绘画和小说一样，都不可能消除或制造中美现代小说中对心理活动的探索以及对象征主义的兴趣。这些信仰、原理和主张，要根据自身的实用价值，而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接受、修正和扬弃。中国人独特的情境中心的生活方式，将自然演进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亲近的艺术范式。它们强调外部现实而不注重内心世界；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不重视对外在环境的反抗。同样，西方（包括美国）的个人中心的生活方式更倾向于情感驱动，追求可知抑或不可知的本原，以反传统和创新的手段来发现和坚持个体意识。个人主义不仅出现在西方的绘画和小说里，也影响着商业、宗教、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