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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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字吗?什么字?

陶寺铜齿轮形器

铜齿轮形器与玉瑗粘连的状态

另一项引起极大关注同时又引发热议的,是陶寺都邑发现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而文字提供的历史信息又绝不是一般遗物所能比拟的。

1984年,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编号H3403)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发掘者惊喜之余,赶紧在坑内的出土物中找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朱书陶器,结果一无所获。回头仔细观察扁壶残器,发现沿断茬涂朱一周,才知道书写字符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许有特定的含义。

陶扁壶及其上的朱书文字

再看朱书内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有一“文”字。由于此字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过目的学者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者。问题出在扁壶背面的图形上。发掘者凭直觉审慎地认为应是两个朱书“符号”,不识。的确,比较扁壶正面“文”字的大小,背面的图形似属二字,上下两组笔画的间距已超过3厘米。观察过扁壶的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就曾推测过:“会不会是字?”“会不会是‘祖丁’? ”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在朱书扁壶的图像材料公布之后,对字符的解释层出不穷。关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一般认为应是表赞美之意。但也有学者明言这一“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对于扁壶背面的“符号”,则异见纷呈。

中国社科院罗琨研究员认为后“两”个字符应为一个,她释为“昜”字,认为“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陶寺工作队现任队长何驽博士同意扁壶背面的字符应为一字,但他认为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也赞同此说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 推进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2期,2007年。。中国社科院冯时研究员则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龙盘图案为“句龙”(即“禹”),也就是夏社。因此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最新的解释是,扁壶背面“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朱冰:《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24日。。更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H3403这件扁壶是在已经破损后才写上‘文字’,为什么非要以扁壶的形态决定文字的正反方向呢?如果将扁壶倒着来看其上的‘文字’,更像是符号或尚未超越象形文字范畴的文字。”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讲,上述见解,基本上不出推测的范畴。

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