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招兵买马
我站在伦敦市中心交通岛中部的人行横道上，人们从我身边穿行而过。在这下着小雨的清晨，我穿上漂亮的西装赶往办公室。没有人知道，就在前一天，我还在挪威中部，挤在潮湿的军用帐篷的冰冷角落里。简直不能相信，之前两周我的世界完全就是漫天飞雪，却还在教别人如何忍受刺骨的寒冷。
我沿着格洛斯特路走进了位于温斯顿·丘吉尔纪念碑旁的大厦，我坐在四个非常严肃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的想法：我想带领一支八名女性组成的队伍穿越整个英联邦，到南极去。
在这个团队里没有经验丰富的探险者，也没有老练的极地探险专家，有的只是平凡的女性，她们希望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能力。在英国，信托中心每年都会将大量捐款赠给那些愿意为世界生态研究而去考察的志愿者们。但我的探险计划却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的南极洲探险并非主要的资助项目。然而，我还是提出希望他们负担我到八个联邦成员国面试的费用，以便物色到合适的探险队员，组成探险队。在找到主要的赞助商之前，我需要一笔能在初期助我一臂之力的投资。
谈判进展得并不顺利，通常我都是信心满满的，但这次我感到很紧张，毕竟我要让这么多陌生的审议员都支持我这个疯狂的想法，确实是太难了。其中有一个小组成员对我说，他是英联邦问题事务方面的专家，然后就陷入了沉默。他认为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审议小组支持我。审议小组的主席们也这么认为，他们的问题让我难以回答。他们很担心我的探险计划将无法给赞助商或其他赞助组织带来他们希望得到的成果。我的计划中必须要涉及一些能够给赞助商带去实际利益的探险项目。我尽力打消他们的疑虑，这在初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使一切变成可能。
20分钟后，我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努力平复我的沮丧。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我参加过很多申请赠款的面试答辩，但这次，出于本能，我已经能预料到结果了。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却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同情。“你总是做这样的事情，”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再过几周，问题就会解决的。”我放下电话，心情备感失落，这都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别人才是真正的掌控者。
那天晚上我飞回挪威，重新做回教练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沉浸于练习拉雪橇、钻研如何使用帐篷、运用破冰钻。不幸的是，开放的旷野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幽闭恐怖的地方。鹅毛般的大雪向我袭来，我不得不时刻戴着护目镜，穿上连帽的夹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被一个大茧包裹着。在那段日子里，我努力提高自己的滑雪技巧，仔细考虑着我的计划。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来自赞助方的拒绝很可能是我的远征计划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我必须战胜它。如果这次远征真的是我的理想，那它就是值得追求的，我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敢于接受所有的挫折。即使没有得到资金资助，我也要奋勇向前。
探险是我脑海中孕育很久的一个想法，源自我的滑雪之旅。当我置身于雪白世界，很多的奇思妙想总是将我围绕，有的甚至会在我的脑海中存在数周或是数月，虽然最后它们大都消失殆尽了，但有些好的想法却一直不肯离开。
成立英联邦女性南极探险队，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而像早已经形成似的。我们做好所有计划，让它慢慢成长，逐渐呈现出它的与众不同。早在五年前我开始旅行时，就幻想着总有一天要实现远征的目标。如今展望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在21世纪，大多数女性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文化或宗教方面的何种原因，许多女性仍然被认为是社会阶层中较低一级的成员。这种认知让我感到悲伤和沮丧。渐渐地，我开始有了一种不可动摇的责任感。我是一个幸运的女性，可以选择我想过的生活。难道我不应该做些事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其他女性吗？成立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到南极去滑雪，似乎是一种奇特的反抗社会待遇不平等的方式。它不仅是一趟单纯的旅行，更是一种团结的力量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克服艰难险阻，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我突然想到，这个全由女性组成的团队所要完成的旅程其实充斥着男性的英雄气概，这将具有多么振奋人心的意义啊！她们将克服重重障碍，去挑战南极那令人难以忍受的低温。
我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这个计划包括哪些国家的女性，并且一定要找到共同的主题，把彼此联系在一起。我思考着所有可能的组合：联合国，似乎太模糊；北约，过于军事化和政治化；欧盟，缺乏创新的精神。那么，英国呢？我读着50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列表，这是一个有趣的名单，更有利的一点是，2009年正值英联邦成立60周年，这是推动英联邦探险事业非常有利的时机。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理由：我不得不相信联邦。60年以来，大英帝国一直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和新兴的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对一些人来说，虽然他们生存在21世纪，但有些过去尴尬的殖民统治经历一直提醒着人们，我需要撇开无休止的辩论，不去理会什么联邦应该有的政治影响，事情就会变得清晰、简单。
我还要关注其他的国家，但要尽量避免正在经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国家。显而易见，我应该选择相对富裕的地区，如发达的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英联邦国家。
牙买加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为探险队提供支持的加勒比海国家，那里的侨民非常热情，在牙买加可以看到挂着各国国旗的探险队，尽管探险运动在牙买加并不是很普及，但是那儿却有一个滑雪联盟、一支狗拉雪橇队，他们的雪橇队曾参加过一些国际竞赛和奥林匹克竞赛，所有的这些都给了我希望。他们都可能为我们的探险提供支持。
在非洲，我要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加纳以其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稳定的经济和强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西非脱颖而出。此外，它是第一个加入英联邦的非洲国家，这一特殊性使其似乎更有优势，加纳将代表非洲列入选项。
同样，印度是一个对登山运动抱有狂热态度的国家，它参与南极洲的探险由来已久，早在1983年就已经在欧洲大陆建立了研究工作站。
南极洲的一个社团促使我选择了新西兰。新西兰人认为南极洲就是他们自己的“后院”，而且很多人认为，无论参与探险的队伍由谁组成，第一个滑着雪橇到南极的女人都将是新西兰的女人。再来看亚洲，文莱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君主专制国家中的一个（其他两个是斯威士兰和汤加），坚决反对加入英联邦，它也是探险队里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
作为文莱的近邻，新加坡是一个小而富有的多文化交融的国家，代表了共和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多样性。
最后，我的注意力回到欧洲。欧洲有两个共和国从曾经的大英帝国分离出来，它们就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如果从国家的大小、文化和复杂的政治历史来看，我选择塞浦路斯。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成了彻底的混合体，涉及的国家包括文莱、塞浦路斯、加纳、印度、牙买加、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
我从挪威回到家后，并未对门垫上印有温斯顿·丘吉尔纪念馆标志的薄薄的信封感到惊奇。我很淡定，因为信封里不过是不到一页纸的商业信件。过往的经历教会了我，薄薄的信件代表公式化的回复，因为积极的回复会与带有信心的传单和文件一同到来的。把信封放在一边，我控制着自己的沮丧情绪。我想这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认为这已经被证实了。我必须要找到另外的途径实施我的项目，但是我已经身心俱疲，并且认为没有办法摆脱现在的挫败。我麻木地呆坐在桌旁，打开信封，读着信的第一行，并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
我非常欣喜地告知你，你被授予2008年温斯顿·丘吉尔旅行奖学金，并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我必须再读一遍信以确认自己已经理解了，事实上我读了三遍才完全理解。我扔下信，像傻瓜一样围着屋子跳跃，嘲笑自己在刚过去的好几个小时都沉浸在不能自拔的痛苦中。刚刚那样的痛苦就到此为止，伴着大笑和跳跃来的是另一个想法，是一种从心底产生的恐慌——现在，我必须把这个天大的想法变成现实了！没有退路了！
我已经赢得了四位审议团成员的信任，同样，压力也随之而来。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已经做完的工作，并且开始列出详细的工作清单，以保证工作可以长久而有序地进行下去。当工作项目的架构逐渐变得清晰时，我感到有些不自信。我总担心还会有什么影响工作：接下来我要花十周时间参加一个北极的探险活动，这个探险活动的意义超过了利用互联网和闲暇时间去做计划。于是我暂时搁置了我的任务列表，不过我清楚，5月份我还会再一次拿起它。
如果我可以随着时间的流转回到18岁，我就会明白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经常这样认为，我在学校认真学习，而且对此得心应手，我从未对某一科目有真正的偏好。我讨厌决定选修的学科，因为选修让我觉得我的选择范围被人为缩小了。强迫自己选择某一科目是很糟糕的体验，我记得我曾坐在教室里从后往前翻开一本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课程手册。都快把整本手册翻完了，我才看到了天体物理学这门课（它是字母A开头）——它是研究星体、理解宇宙的一般规则、了解除我们自身以外的生命存在的学科，是我能想象到的、唯一能在今后的三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学科。
后来，我去了位于首都中心的伦敦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学生是一件让人感到欣喜的事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选择何种职业生涯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回到教室，我思索着一切可能。我喜欢天文学，当我临近毕业时，这种喜欢变得越来越强烈，但是我所了解的知识已经到达了极限。我参加各式各样的讲座，深入了解宇宙学和量子力学，这使我的大脑感到崩溃，是该退出的时候了，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兴趣点。多年来，我对英国的南极考察队一直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我一直认为，到南极洲去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恰逢此时，我得知有一位这一领域的博士需要找一位毕业生担当助理，我异常兴奋，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直寻找的人生新方向。
毕业后我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在南极半岛上的罗瑟拉站与英国南极调查局一起工作，中间没有间断或休息。罗瑟拉站本身占地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却是英国最大的南极基地，这个站点包含几十间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建筑物。在1985年夏天，这里还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基站，直到这年冬天，才成为一个有着20名永久机组成员的固定站点。我负责臭氧和基础气候的监测，这比其他科学更吸引我。虽然和外界切断联系对于我来说很难过，但我依然没有失去对周围景观的敬畏。南极，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庆幸我拥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南极，不仅仅是简单的访问游览，而是真切地住在这里，真正近距离地了解这片土地，虽然它和一切富有魅力的事物一样，美丽与危险并存。
在南极洲，从理论知识到实际操作，我学会了一整套全新的技能。在心怀敬畏的同时，也学会了怎样应对寒冷。我还学会了给飞机补充燃料，通过无线电与外界联系，以及让被水泡过的发动机重新启动。最重要的是，我看懂了人性，理解了领导力和团队的意义。我目睹了一个团队的形成以及解散，看到人身攻击如何在整个事件中蔓延并最终导致大家的离开。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现在，我认为这些经历可以让自己更有经验来组织和领导团队。
从南极洲返回以后，我一度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能够确定的是，这次我心中的问题依然不会在办公室中找到答案。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我渴望抓住眼前的一切机会。我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找到了一份工作，组织大批16～19岁的年轻人去探险，并说服两个同事跟我一起参加穿越北极圈的比赛。我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完成500公里探险的女性团队，活动结束时，我们在16支队伍中排名第六，我们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一年后，我组织了自己的探险队伍，成为第一支穿越格陵兰岛冰原的英国女性团队。我们在16天里行进了560公里，而这段路程通常需要30天才能完成。当到达遥远的海岸时，我们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决定滑雪从原路返回，而这段返程仅用了15天。
从那时起，我结合自己探险的经历，开始指导大家如何在寒冷的天气里生活，包括培训新手参加一年一度的穿越北极比赛。这份艰难的工作有时给我很大的压力。尽管脱离了传统的办公室环境，但我发现自己仍然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对着笔记本电脑，来完成日常管理工作。虽然我在一些令人惊叹的地方度过一些时光，但是在这些探险期间，有时一整周都见不到一个人影，还有就是资金的问题。有时候，我会做任何工作，只要能安心地期待每个月月末时可以领到薪水。我曾经多次浏览报纸招聘广告，打算放弃这一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探险之外的什么事情。
5月中旬，我从北极区返回英国时就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我应该在8月中旬着手组建探险队了。为了组建这个团队，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创建了一个网站，通过宣传来吸纳更多人申请加入。我还设计了选拔流程，在七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费的面试场地，包括英联邦在内的各个国家的高层也给予了支持。网站开始创建时，我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电子邮件发给网站设计公司，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很高兴地接到了他们的电话。西蒙·米克是一家由两个设计师经营的公司，我的邮件打动了他们。他说：“我很想去南极洲，但我知道这永远不可能。”他觉得这应该成为人们很熟知的项目：南极洲，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很多人没有去过，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去，也正因为如此，那儿会一直吸引着他们。南极洲的存在会给人们些许安慰，因为它总比我们身处的环境更糟。于是，西蒙免费帮我创建了这个网站。
准备网页的内容是实施探险计划的第一项。总体来说，就是把我脑子里的想法落实在文字上。我开始思考网站上要设置哪一类的申请，需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团队需要哪一种人。我决定尽可能让更多的女性朋友参与到这次探险中来。如果是在旅行者、探险家、运动员、喜好滑雪的人，以及具备极地旅行技能和经历的人中挑选参加者，应该会更简单，可我觉得，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一个把最普通的女性吸纳进来的机会。而我的初衷是将来让每一个读到我们探险经历的人都明白：这些参与者不过是跟自己一样的平凡人，如果她们愿意，完全可以实现自己看似大胆或野心勃勃的计划。我把这次去南极探险的活动视为考验我们以上信念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也必须面对现实，因为同时也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首先，团队中每一个成员都要会说英语，因为在这个由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组成的团队里，人们隔着三层面纱，还有狂啸不止的南极暴风雪，多用一种外语去交流将是非常困难的。好在大多数共和国仍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所以多数人在填写申请时把英语当作首选语言，或者至少他们经常会使用英语。其次，每一个成员都需要保持网络沟通的畅通，因为在去探险之前的数月，我们进行经常性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面沟通不太现实，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效节约沟通成本。探险团队中的女性要有足够坚毅的决心去克服所有不可避免的挫折。同时，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可以很快地了解团队中成员的情绪。最后，我选定了申请表格的格式，申请表只有五个问题：
1．你为什么想参与探险活动？
2．如果有的话，请简要说出你的户外运动或探险活动的经历。
3．在团队中，你还有什么其他技能？
4．你怎样描述自己？
5．想要添加到申请表中的其他内容。
表格中，并没有对人们的年龄和样貌做出任何要求。我特意在表格中设置了开放性问题，以便给大家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写下她们想要说的。在网页试运行期间，西蒙本人通过网络给我发送了一份申请。奇怪的是，这并不是我收到的唯一一份来自男性的申请。
2008年6月30日，报名网站开始正式运营。在剩下要做的事情中，建立播客是第一要务。通过自我介绍、对这次探险活动的介绍，以及对这个项目所蕴含的意义的阐述，播客可以帮我定下整体的基调。我清楚什么是自己想要去传达的，我所需要的就是把它们用文字表述出来。我在屏幕前坐了数小时，在快要忘记内容时偶尔疯狂地快速敲打几分钟键盘。最终，我获得了一些令我欣喜的东西，但又不是十分肯定。
对于申请表中提出的五个问题，仅有一个人的答案令我很欣慰，他就是保罗·迪根。保罗是一位登山家，曾经三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同时，他也是一位探险队长和备受赞誉的旅行作家。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我还是一个为准备一次穿越北极的比赛而辞职，同时又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26岁女孩儿。保罗耐心地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话里跟我谈论我的计划，并且给我提供建议，帮我建立信心。他对我要做的事情从来不表示怀疑。保罗会问我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挑战我的想法，豪不留情地指出我的优柔寡断。即使这样，在第一次通话后的五年里，我一直和保罗保持着联系。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我提出的问题和想法，从来没有吝惜过他的时间。保罗总是迅速地回复我的播客：“这种精神是我一直期望在探险书上读到的，而不是在探险播客中。”“这不是潜在的探险申请者需要听到的。”保罗一定是正确的，同时，他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意见。为了提高这个探险计划的水准，我必须清楚地了解人们对我有怎样的期待。不管我是怎样认识自己的，我必须拿出人们需要的、能够领导这样大型项目的姿态，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对我有信心。我删除了自己在播客上已经写好的东西，从头重新写：
八个人滑雪穿过冰冷的无人居住的大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相信，答案是：很多。
虽然只有八名从英联邦国家挑选出来的女性参加这次南极之旅，但是我们代表了两亿人，代表更多的人会理解我们的团队精神，会支持我们，并且会关注我们在南极洲的全部进展。如果让我们去和别人分享经验的话，那就是灵感，以及敢于追随自己梦想的勇气。英联邦妇女组成的南极探险队的意义将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冒险，它将成为一种力量——变革的力量，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的徒步探险不能解决世界饥荒或全球贫困，也不能扭转全球变暖或防止气候恶化，但它可能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转变人们的生活态度。
我面试英联邦女子南极探险队员时，不会寻找最有运动能力的，不会寻找最有成就的、最有广泛游历经验的，我将寻找最能给我启发，最能始终如一地走自己的路，并超越别人期望的人。你是我要找的人吗？也许之前你从来没有想过前往南极，或者，这一直是一个梦想，但你从来没有为实现它做出任何尝试。无论哪种方式，希望这个机会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所以你必须做的就是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我期待着您的来信，也许，新年的某一天，我们将站在一起，在南极，在南极洲的中心。
我按下按钮保存了邮件，随即出现了这样的提示：全部的设置已经呈现在网络，并对任何人都是可见的。这是个很奇妙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掏空了，如同我允许全世界窥视我的秘密一样。我有种想法，想把刚才所有上传到网络上的东西都撤回来，那样它们就还是我自己的，不会受到任何批评与质疑。但是我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并且因此异常兴奋，那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可以读到我的计划了。一想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浏览我的网页，我就感到很兴奋，但是我还要做的是让人们知道这个网页的存在。于是我写了一份新闻稿，并把它放到七个目标国家的大型媒体和报纸上。通过在网上搜罗新闻编辑室的电子邮件地址，我发送了几百条信息，每天早上我都满怀期待地打开电子邮箱的收件箱看看有没有收到申请，结果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我收到唯一的一个回复是来自于塞浦路斯的一个国家广播台，他们想在一个早间脱口秀节目通过电话连线采访我。几天后，我等待着广播直播的电话连线，传入我耳朵里的声音像冰一样冷。在播放了一曲合唱之后，一个漫长的访问开始了，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解释我的探险计划：我所寻找的队友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听众应该怎样申请。这个访谈起作用了！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收件箱，发现里面有四条新消息，而且都是等待加入探险队的女性！我像孩子般尖叫：我等到了自己的首批申请者！我打开列表顶部的信息，上面写着：
姓名：尼基
国籍：塞浦路斯人，新西兰人
职业：作家
请解释为何你想参加探险队：
这是星期日早上11点30分，我拿起报纸，开始了漫长的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一篇报道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探险队将穿越南极洲的文章，我感到自己的胸口在不断地起伏。是的，就是它！我完全肯定地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跳到电脑前，快速地浏览着网页，最后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下子涌入我的大脑。从我在塞浦路斯一个寸草不生的山上跟从祖父一起生活的最初记忆，到我五岁时前往新西兰的一次航海旅行，再到一段充斥着旅行、探险、美好、艺术的激昂生活。虽然，出于爱和责任，我最终回到了塞浦路斯，但是我领悟到：人生的旅程绝不是直线的，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一直前行。我想要跟随内心的声音，这就是我。
你是怎样描述自己的？
是高兴的，也是充满信心的。在所有人眼里，是充满幽默感而且富有同情心的。
你有想添加到申请表中的其他内容要补充吗？
见见我。
尼基听起来很棒。有一秒钟我甚至怀疑，这第一位申请者会不会就是我将选中的第一个队友。在随后的日子里，各种申请信件接踵而来。我仔细地阅读着，很显然，申请者们都把她们自己写得有些夸大，而且资金雄厚。她们不知道，这一切的背后只是一个平凡女人所拥有的一个宏大想法而已。
环视一下我的办公室，这空气混浊的房间里，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电脑放在杂乱不堪的电脑桌上。我无法摆脱罪恶感，仿佛一切只是我设下的一个大骗局。事实是，我生活和工作在北海岸的肯特，与我的男朋友彼得共享一个两室一厅的房间，我占用了一间卧室作为工作区域。我办公室的四壁已经褪了色，墙上木片脱落，周围的边边角角布满了蜘蛛网，宠物的尿迹随处可见。我就坐在这样的工作区里上瘾地阅读着每一封申请书，原来偷窥一位未曾谋面的女人的生活和内心是很令人着迷的事情。我带着满腔的诚意去揭晓她们的答案。
一位来自印度的律师在文章里写道：在我争取女性权利的工作中，我发现，女性根本没有机会做探险家或是旅行者的梦，她们也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这将是十分富有成果的一次探险，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使女人们去看清她们自己，并有所作为。
另外一份同样来自印度的申请函则写得很简单：这次探险也将提醒所有父母，和儿子一样，他们同样可以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
申请人和她们的故事让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无能。我要选择的人会是谁呢？我想向她们所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但这却是不可能的。有的申请函的书写方式近乎于作诗，我经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到目前为止，这次探险是我自认为最有动力的探险，现在我有了新的灵感：我不得不为了这些女人们而发起这次远行。虽然可能只有少数的申请者能加入团队，但事实上很显然，这个远征队将发生的一切对于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这些申请者现在变成了我的动力之源。
在学校里，我是一名杰出的足球和排球运动员，不过，我并没有得到过财政上的津贴，我也从不幻想别人对我有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我下定决心要与这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不平衡发展的教育事业抗争到底。我领导着一个女性跑步俱乐部，由14～18岁的混龄少女组成，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去上学，因为她们的经济状况不好。我想，教育的重要性莫过于健康教育和体育教育，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愿意实现你的梦想，我的俱乐部就可以帮助女孩点燃激情，为她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是乳腺癌患者，并接受了手术治疗、化疗和放疗，一切都很成功。我现在是自由的，我比以前更健康，体力更充沛。我在塞浦路斯探险时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就被这一令世人惊讶的想法所吸引，我彻底被折服了，这将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生活在印度东北部美丽迷人的梅加拉亚邦西隆市卡西部落（属于母系社会），这里紧邻孟加拉国。这里是印度东北部最偏远的角落，经常发生叛乱，主要是有人认为印度是个落后的地区，从不正视我们，因此，我很想向世界证明，我们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是友好的，渴盼和平的，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是善良的人。
随着信件的纷至沓来，我开始给各国的大使写信，希望能细化我的队伍，并请求召开一个会议。我希望各国的媒体能够参加，这样可以得到对我们有用的信息。不过，各国的反应差异很大。
印度大使给我留下了很有趣的印象（他的名片上只有一个印着“部长”头衔的大写黄金钢印），当我告诉他，在远征之前我已经辞职了，他摇摇头，对我说抱歉。我又会见了新加坡的第一书记，但是他似乎觉得这次探险是一个阴谋，是批评新加坡政府的，他也没有支持我。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也没有收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回复，于是我打电话过去询问，总机处的一个高级事务专员告诉我，信件已经收到了。我有点吃惊，但是他并没有读，我通过他的新闻官知道了几个媒体，以及几个部长的联系方式，他对我说他们有可能对我的项目感兴趣。在同一个礼拜内，我收到了新西兰的回复，虽然新西兰大使认同现代英联邦的生活价值，但仍遗憾地告诉我，新西兰政府在这个阶段不可能给予我的探险队以支持。
经历过各国不同的反应后，我不再指望什么了。突然有一天，我在伦敦收到了牙买加高级委员会专员伯切尔·怀特曼的邀请。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工作过，而学会与我在同一条街上。他一天联系了我两次，在工作时，我经常可以看到牙买加的国旗在砖红楼梯上飘扬。我感到既吃惊又兴奋，我高兴地去了大使馆和高级专员公署。一个留着花白胡须、长着大眼袋的负责人坐在茶几前边吃饼干边对我说，如果我们可以为他们国家提供更多的文字宣传，他们愿意和我合作。于是，我们谈论了我的计划。有时他感到惊奇，有时又不相信地摇摇头，他始终面带微笑，最后，他指出南极的海拔超过牙买加两千英尺，牙买加人更习惯于零上30℃，而不是零下30℃。当我讲完后，他只是端起他的牙买加杯子和碟子抿了一口，我忍住起身的冲动，继续解释。
“牙买加人是喜欢冒险的人，”他最后说，“我记得有一个人来见我，说服我参与一个运送医疗物资到偏远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项目，他们开车到达了那里的一个小诊所，惊讶地发现，那里只有一个牙买加护士在工作。所以可以看出，牙买加人随处可见。”这位负责人给了我一张单子，并把我介绍给他的新闻专员，答应我在牙买加媒体上为我的探险队做宣传。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我可以证明伯切尔·怀特曼是我们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而直到此时，我却没有得到英联邦的任何回复消息。最后，我写信给英联邦秘书长卡姆莱什·夏尔马，他的回复是令人鼓舞的。他写道：“对于你为这项远征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我谨向你表示支持和衷心的感谢。”
到7月末8月初之际，我唯一的麻烦的问题是，网站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从网络上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这让我感到很吃惊，甚至让我怀疑它的可行性。我一直相信我会找到一些有足够精神力量和决心的女性，难道我错了吗？于是我加大了宣传力度，而且在接受两个重要媒体采访时得到了回报。首先是在凌晨播放的新加坡电台节目，这个节目的主要听众是那些上班族，我希望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但这意味着我必须在凌晨三点的时候接起电台打来的直播电话。我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起来准备，所以将闹钟定在了凌晨2点50分，这样我的声音听起来就不会像是刚起床的样子。当闹钟响起的时候，我起来冲了一杯茶，希望它能欺骗我的大脑相信现在已经是早上了。
我凝视着外面黑暗、安静的大街，一边喝茶一边等着电话。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甚至笑了出来，我接起电话，似乎看到主持人就站在我的面前。当她采访我的时候，从她的声音我可以听出来，虽然故事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她仍然不敢相信竟然真的有人想要去南极探险。显然，我才是这一天最“古怪”的故事。在广播中，我被问到在一望无际的地方连续几天滑冰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开始回答，在漫长的探险活动中，找一些东西去想是很困难的，有时候我甚至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脑子里该想点什么。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是在闲聊，于是，我停止了谈话。这时候，主持人开始插话进来以填补这突如其来的沉默：“哦……除了精神分裂症的人外，你还在寻找哪类人呢？”
对于她的提问，我试着给出一个巧妙而有趣的回答，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令人费解而语无伦次的话语。“毕竟，我从来没有领导过像这样的一个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开始胡言乱语。我难以想象这些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的话听上去是那么地愚蠢。当主持人全神贯注于此次访问时，我正双手抱头坐在那里。我估计听了这次访谈，哪怕这世界上还有唯一一个想要让我领导的人，无论她身在何处，也会逃之夭夭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国家广播电台宣布：我将乘坐一个由烟花点燃的水壶向月球出发，还有人愿意加入我的团队吗？
第二个访谈受邀于总部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家报纸。我坐火车到伦敦市中心，去南方银行街上一个人很多的咖啡馆与报社记者见面。他把一个小麦克风夹在我的衬衫上，然后问我为什么决定组织这次探险活动。我觉得在接受采访的紧张和压力下，自己可以说出一些睿智而意味深远的话语。但实际上，组织探险活动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我只是把几个枯燥无味的句子堆放在一起。我感觉报纸记者怀着失望和迷惑的情绪离去了。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明显不相信坐在他面前这个做着白日梦的、野心勃勃的女人可以组织探险活动。“你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做后盾吗？你有一个宣传人员和网页管理者吗？有可以与英联邦秘书处、英国理事会和海外政府联络的高水平联络员吗？”“哦，没有。”这里只有我和我一天24小时在线的电脑。
我离开咖啡馆，穿过了亨格福德镇桥，踏上了回家的路。半路上我停下来，面朝伦敦的方向，感到了深深的失落。当我站在泰晤士河畔看着一幢幢摩天大楼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下周要处理的事情。在随后的六天中，我如期踏上了去七个国家面试的旅途。目标国家一个一个进行，每个国家只有一周的时间。
塞浦路斯是我的第一个目的地，但是在那里我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地方举办一次访谈。我从塞浦路斯到了加纳，但是那里仅有三个申请者。印度和新加坡是下一站，我已经做好了大部分安排，在飞行途中，我还接受了关于南极洲的几次访谈。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要去文莱，在那里我同样没有住的地方，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在新西兰，我没有集聚地去举办访谈。在牙买加，我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申请，而且也没有地方待。关键是，我没有钱了。我已经透支了两张信用卡，而且也没想出任何好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我最后结束旅行回来时，我要怎样维持生计？为了组织探险计划和招募有意愿参与这次探险的人，我没有时间去赚钱谋生。生计是个大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懒懒地待在旅馆里无事可做。正当我准备喝杯咖啡来打发无聊时光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寄来了一个邮包。邮包里是罗伯特·斯万写的一本记录他在1989年带领一支八人组成的国际探险队前往北极探险经历的书——《冰川前行》。虽然没有留下发件人的姓名，但我已经猜到一定是我的精神导师保罗·迪根寄来的。这本书对我而言来得正是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读了起来。
罗伯特·斯万的探险之旅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首先便是资金的严重短缺，使得他不得不先去寻找更多的资金赞助。另外，尽管罗伯特的探险队由一些有丰富经验的队员组成，但是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他们已经到达冰川，有一个队员总是在不断地挑战他的领导权威。看到这些关于领导一个探险队将遇到的重重困难，我似乎明白了保罗·迪根寄给我这本书的真正意图。尽管事后我回忆起来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对我的警示，但在当时，我却只会把它当作对我的一种激励。既然罗伯特在20年前都可以克服诸多困难，带领探险队进行北极探险，那么20年后的我一样可以做到。于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翻看工作备忘清单，我记得上面有这样一段被我着重记录的话：“这似乎会重燃我的兴趣，用实例去展现，在我们的星球上用高科技手段去探索自然只是一个方面，我们人类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信念和意志，去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挑战自我，去探索自然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