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受西方文化影响
1．择所爱而学
1910年8月，胡适随同其他69名通过考试的学生一起，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他的包中没有装太多东西，只装了1300卷线装书。
与胡适一同赴美留学的还有赵元任、竺可桢、周仁、胡明复等人。在当时，这些心性单纯的学生们只是一心向学，他们从未料想得到，他们会在学习的过程中渐渐被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所熏陶，他们更未料想得到，当他们再次踏上故土之后，竟然能够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
由于年龄相仿，不出几天，大家便熟悉了。此时的胡适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安静读书的“糜先生”，他已经变得开朗热情，活泼好玩，喜欢与其他人接触。在当时，船上的娱乐项目非常少，留学生们最常玩的就是各种纸牌。胡适跟着他们学了几次，便很快掌握了多种纸牌的玩法，和大家玩到一起去了。
据赵元任回忆，当时的胡适是位看起来很瘦弱，其实精力十足的青年。胡适在船上很喜欢与人交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遇到意见相投的人，胡适会聊得特别起劲，若是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胡适便会激烈地与人辩论，言语之中满是自信，令人听了很受鼓舞。
因为健谈，胡适很快成了这一批留学生中的名人，并且交到了一些朋友，其中一名，便是胡明复。胡明复原名孔孙，后改名为达，字明复，他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人。
胡明复在参加庚款留学生考试时用的名字是“胡达”，“达”字与“适”字结构相同，笔画相似，以至于胡适曾在发榜之日将其名字看成自己的。那一夜，胡适提着马灯来到史家胡同，在微弱的灯光中寻找自己的名字，误把“胡达”看成“胡适”，正想高兴，再一细看，却发现原来是自己看错了，心里不由得又一沉，急忙继续寻找。直到在距离“胡达”不远处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后，胡适才舒了一口气，心想不知那个叫胡达的是谁，差点害他空欢喜一场。
胡适和胡明复的缘分就是从放榜之日开始的。上了船后，胡适终于见到了胡明复其人，然而那时两人之间的交谈却并不多，因为胡明复从来不和其他人一起玩纸牌，而是只喜欢和赵元仁、周仁，以及他的哥哥胡敦复在一起讨论算学方面的问题。胡适曾偶尔听到过他们4人之间的谈话，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或是他听不懂的，或是他没有兴趣的，所以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中。
在去美国途中，胡适虽然与胡明复没有深入的接触，但他却发自内心地尊敬胡明复等人。在他眼中，胡明复他们几人已算得上是年轻的学者了。后来，两人一同进入康奈尔大学，胡适入农学院，胡明复入文理学院，彼此间不时有联系。又过了一年，胡适从农学院转入文理学院，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关系也更加密切起来。
船在海上漂了10多天，终于在美国旧金山的港口靠了岸。胡适等人下了船，又换乘了火车，最后到达了纽约南部的绮色佳城。在绮色佳城的东山上，有他们即将学习和生活的地方——美国康奈尔大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综合大学，成立于1865年。该校的立校之本是任何人都有获得教育的平等权利，无论男或女，贵族或平民，都可以在这里接受到同样的教育。
每逢佳节倍思亲。入学当日正值中秋，胡适在给近仁叔的信中写道：“七月十二日去国，八月七日抵美国境，中秋日抵绮色佳城。计日三十三昼夜，计程三万余里，适当地球之半。此间晨兴之时，正吾祖国人士酣眠之候；此间之夜，祖国方日出耳。乘风之志于今始遂，但不识神山采药效果如何，又不知丁令归来，能不兴城郭人民之叹否？”
胡适最初选择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专业。若按他自己的意思，文科专业才是他心之所向，可是1905年到1910年期间，中国的矿企业资本迅速发展，胡适的二哥认为胡适学了工科后，一回国就能找到好工作，于是在他临行前嘱咐过他，一定要选工矿或者造铁路，不要学文。
二哥在胡家的地位相当于一家之长，胡适对二哥一向尊重，可是他也没办法就这样强迫自己去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专业，思量再三，他决定去学农科，毕竟康奈尔大学是一所以农工科著名的大学，选择农科，既不算完全违背二哥的意愿，学的内容又不至于太枯燥。
在当时，学习农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收学费。虽然胡适此次是官费留学，每个月清政府都会汇给他80元的学费，但身在异乡，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更何况胡适出国前还欠下了不少的债，选一门不需要学费的学科，不但经济压力能得以减轻，他还可以将一部分学费寄回家作为家用。
胡适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感到很满意，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农科其实是门很艰苦的学科。作为农科的学生，去农场实习是家常便饭，可是胡适从小只知念书，从来没有做过农活，加上他的身体又比较弱，所以每一项实习内容对他而言都是新鲜而辛苦的事。
胡适最先学到的农场技能是洗马，之后是套马。由于他一点农活都不会干，所以老师只能从最基础、最简单的技能开始教起，并且每一项老师都会先做个示范，然后才让胡适依样去做。洗马和套马的过程让胡适感到挺有趣，然而接下来的选种就不那么轻松，胡适才做了一会儿，手上便起了疱，钻心地疼。
农学院要求学生除英文外还要掌握法文和德文，胡适在国内时英文已经不错，但法文和德文却从未接触过，一时间要同时学习两门陌生的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胡适却没有丝毫犯难。他十分投入地学习着法文和德文，竟然在短期内有了很大的提高，令人刮目相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契机，胡适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国外著名文学家和诗人的作品，并对这些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胡适虽然在农科的基础不如其他人，但他聪明，学习认真，又肯吃苦，所以一年下来成绩都不错。但是第二年，他还是换了专业，选了自己真正喜爱的文科。
据胡适自己说，促使他换专业的直接原因是一次关于苹果分类的实践课，当他意识到即使最后自己通过加倍努力，能够分清苹果的种类，可是国内并没有这些品种的苹果，一旦回到祖国，他所学的这些知识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时，他毅然决定放弃农科。
归根结底，胡适放弃农学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心思一直在文学上。胡适曾在回顾那段时间的时候这样说：“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说来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
在决定学农科之时，胡适便将随身带来的线装书都赠给了同行的同学们。然而他并没有真的对文科失去兴趣，学习农科之余，他总会抽出一些时间阅读文科方面的书籍，语言文学的书和中国古书都有涉及。此外，自从学会了法文和德文后，他不但开始大量阅读外文书籍，还对一些外文作品进行了翻译。
胡适决定转系时是农学二年的第一学期。想要转系，必须等到1911年的9月才可以进行注册，在此之前，他只得继续选修农学课程。胡适在这学期选了“地质学一”、“化学B”、“植物生理学七”及“果树学一”四门课程。他本想同时选修“经济学一”，然而当时学校的规定是：“经济学第一课宣言农院二年生不许习此课”，于是胡适的“经济学一”只上了几天便被迫退选。
胡适也曾计划在正式转入文学院之前多学一些英文课，如“演说”、“英诗”及“英文散文”。然而此学期的课业格外繁重，每日都有试验课，而且“上午受课稍多，竟不暇给”，胡适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不得不做了决定，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课。
2．日记中之事
读书的习惯是胡适自小养成的，虽然此次留学所选的专业是农学，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习惯，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
有一日，胡适收到了由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爱略特主编的丛书《哈佛丛书》，该套书长约5尺，故也叫《五尺丛书》。这是一套收集了数篇古今名著，涵盖10余种学科，象征着多国的文明成果的丛书。胡适得到此书后，非常满意。当日，他写下一首诗：“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此书胡适花了3个月读完，收获颇多。
胡适对西方的各种著作都颇有兴趣，并且每每读过，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读到美国独立檄文时，他觉得“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后读《罗密欧与朱丽叶》，又觉得此书情节不佳，但好词好句颇多，认为此书与《西厢》类似，都是“徒以文传者”。3月下旬，胡适常担心国内情况，日日所思，夜夜失眠。
胡适对培根的著作不是很欣赏，认为“培根有学而无行，小人也”。在他看来，培根与中国古代战国那些纵横家之流相似，只是挟权任数。至于培根的《建筑》和《花园》两文，也不过是为了向英国国王进土木之策，态度逢迎，殊可嗤鄙。在对培根的作文进行评论时，胡适颇有苛词。相比于培根的《友谊论》，胡适更喜欢爱默生的《论友谊》。
除了大量阅读西方书籍，胡适也时常用闲暇时间阅读《左传》《诗经》《说文》《荀子》《水浒》等古籍。他将《水浒》比作故人，称此书真是佳文。他也不时创作一些文学作品，赠友人诗作等。当得知好友程乐亭身故后，他为其作了《哭乐亭诗》与《程乐亭小传》。
在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个冬季，胡适过得很忙碌，每日除了上课，便是忙于各种考试。此间，他对国内的情况也十分关注，见美国的报纸连日刊登了中国与俄国将有边衅的消息后，他便格外关注此事结果，结果一日出门买报纸时，不小心在冰上滑倒，手受了伤，所幸没有伤到筋骨，于是他继续写字，作家书，夜读德文。
只有一段时间，胡适没有坚持读书，那是他刚到康奈尔不久的时候，由于突患眼疾，医生给他敷了药水，故两日不得读书。第三日，他去医院复诊，医生告诉他，他的右眼无碍，只是因为左眼近视很严重，所以右眼一直在负担两只眼睛的工作，如果不配眼镜，可能致盲。胡适想起他少时常患眼疾，而且每次都是左眼情况较重，应是因此导致的左眼近视，于是当日配了一副眼镜。
在一次威尔逊教授的课上，胡适听到了他关于气象学的言论。威尔逊教授见台下有胡适和王预两名中国学生，便说，世界气象学上之所以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气象学不发达，如今看到台下有中国学生，他心里感到很高兴，希望两位日后可以在气象学上多努力。胡适听过这段言论后，很受鼓舞，并特意在日记中写下“无忘威尔逊教授之讲演！”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学习。
初到美国的日子里，胡适时常思念祖国，思念家乡，曾在日记中多次写下“思故国不已”之类的句子。他也不时会向家中写信，告知自己的情况。但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多是报喜而不报忧的，为的是不让母亲担心他。
夏日的绮色佳十分炎热，尤其到了夜里，更是热得令人难以安眠。胡适和同学们将窗子大开，然而还是没有一丝风吹进来。炎热的天气和思乡之情促使胡适作了一篇《孟夏》。在诗中，胡适用前半首描写了当地的景色，后半首表达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他写道：“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还顾念旧乡，桑麻遍郊原……旧燕早归来，喃喃语清晨。念兹亦何为？令我心烦冤。安得双仙凫，飞飞返故园。”
1910年至1920年期间，在几乎所有美国的学生会章程上都有这样一条明文规定——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都要以“罗氏议事规程”为准则。当时，胡适曾同时为“中国学生会”和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干事，并在两个学生会的会章中都见过这一规定。
在一次世界会议的午餐时间，胡适听到有人说，昨天晚上演讲的菲律宾学生说菲律宾应该独立自主。当会上的人说到这一点时，台下有人嗤之以鼻，一个美国人对胡适说，就算美国让菲律宾自主，日本也会把菲律宾据为己有的。胡适听完，想哭而无法回答，只能点点头。他在心中感叹，亡国的人哪有发言权啊！如果它想要继续存在，就只有努力去做而已啊。
秋季，胡适被选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此前，胡适已是爱国会主笔之一，如今又添一职，胡适心想，“恐遂无宁日矣”。
胡适在留学期间有着记日记的习惯，上述内容皆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所记载。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许多有关康奈尔学习生活的事宜，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感慨，以及他的一些小作，只是后人在研究他的日记时，或是因为看到的内容不完全，于是断章取义，对他产生了一些误会。
刚到康奈尔大学后，因为刚学会打牌不久，胡适对此事颇有兴致，但只是将此事作为忙碌生活中的消遣，并未因此耽误学业，更不像网上流传的沉迷于其中，每日都只有打牌。在日记中，胡适也确实提到过“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的事情。而后，在胡适很长一段时间的日记中，也确实没有再看到与打牌有关的字句。
时光如梭，一年转眼即逝。到达美国第二年的夏天，胡适住进了康奈尔大学新建的世界学生会宿舍，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相识，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
3．崇尚新和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美国的报纸上也刊登了相关的新闻，胡适读过之后，越发关心国内的局势，更担心远在武汉的家人和朋友。次年春，清政府被推翻，国内形势彻底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12年至1913年间是美国进行总统大选的时间，全国都变得非常热闹。胡适对这些也产生了兴趣，于是进入文学院后，他选了美国政府和政党有关的专题课进行学习。
负责教授这一专题课的是一位名叫山姆的教授，此人重视实践教学，要求全班的学生每人都要订阅《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和《纽约晚报》，三份报纸分别支持不同的竞选者，学生们必须每天阅读所有报纸内容，并且写下摘要和读报报告。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美国大选的过程，培养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山姆教授让学生们各自支持一位竞选者，并为这位竞选者做出实际行动。胡适选择的是进步党领袖老罗斯福。
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定在选举年11月，在此之前，参选者需要经过多轮选拔，先在各自的党内选举中脱颖而出，然后便是长达数月的拉票时间。按照教授的要求，胡适必须不断奔走于绮色佳地区的每一个政治集会，参与他们的活动，同时还要将其他州中出现的违法乱纪现象整理出来，进行比较，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在一次集会中，胡适见识到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双方分别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克雷敦和法学院的院长亥斯。这场辩论对胡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象得到学校的教授竟然可以直接参与到政治辩论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胡适完全被这样的场面震惊了。
另一件让胡适感叹的事，是两位辩论者虽然在集会中各不相让，各为其主，但两人就事论事，公私分明。私下里，两人的私人感情没有因为这一场辩论而受到丝毫影响。
1912年9月，胡适几经辗转，终于在文学院注册，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学院学生，修哲学、经济、文学。回到文科的领域中，胡适心里感到无比的畅快。刚入文学院不久，夜学生会选举新职员，有人推举胡适为书记，胡适推辞了。
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胡适首先发现美国人对中国风俗存在一些误解，就连已出版的由美国人所著的相关书籍中也有不少错误的地方。于是他打算自己编写一本相关书籍，书名就叫《中国社会风俗真诠》，以此纠正外国人对中国拜祭祖先、家庭制度、婚姻、妇女地位等风俗制度的误解。
后来，胡适在保尔·S．莱因斯所作《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一书中读到一篇有关中国20年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的文章，他认为此文条理清晰，记录准确，在美国人所著同类作品中算得上佳作，只是人名年月上稍有讹误，于是一一挑出更正，并寄给了作者。
11月5日，美国选举日，胡适站在人群中，真切地感受到了美国选举的热闹和选民们的热情。集市上挤满了人，两家报馆用电光影灯射光粉墙上，以报告选举结果。每报告出一选举结果，选民们就会发出一声如雷鸣般的欢呼。直至夜深，仍有人群没有散去。第二日，结果公布，威尔逊当选。此次选举的场景在胡适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他的潜意识产生了影响。
康奈尔大学前校长白博士80岁寿辰当日，胡适与全校学生一起参加了为白博士庆生的活动。那一天，天空中下着雨，然而参加庆祝的所有师生都没有走开。白博士在廊下进行了15分钟的演说，听得所有人都精神振奋，胡适也受到了感染，白博士的演说结束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夜，胡适突然产生了成立“政治研究会”的念头，为的是让中国留学生们有一个可以研究讨论世界政治的场合。四天后，胡适将自己的想法说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听，大部分人表示赞成。最后，胡明复、尤怀皋等共10人参加了这一研究会。
11月16日，“政治研究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上，胡适等人决定“每二星期会一次，每会讨论一题，每题须二会员轮次预备演说一篇，所余时间为讨论之用。每会轮会员一人为主席。会期为星期六日下午二时。”此次会议上，他们确定了第一次议会的会题为《美国议会》。
不久后，胡适的两位好友任鸿隽和杨宏甫来到了美国读大学。得知他们二人也将在康奈尔大学进修，胡适十分欣喜。久别重逢，当夜，他与两位好友畅聊之后，感慨万千。
又过了不久，胡适突然决定不再在日记中记录流水账或没有意义的内容。他决定，以后日记中记载的，只得包括五方面的内容：“一、凡关于吾一生行实者。二、论事之文。三、记事之有重要关系者。四、记游历所见。五、论学之文。”
12月21日，“政治研究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题为“租税”，演讲者为胡明复和尤怀皋。从二人详细的演讲中可以听出，他们为了此次演讲，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令胡适深感欣慰。
当时美国各大学皆有世界大同会，后来这些大同会结合为大同总会，每个学校的大同会皆为支会。总会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年会，由支会选举两名代表参加。1912年的年会地点定在费城，胡适得知此地在美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于是也打算过去看一看。
年会的日期定在12月27日，然而就在年会前一天，选定的两名代表中有一人突然生病，无法出席。经商议后，胡适被选为临时代表，出席此次年会。于是胡适与另一名代表连夜起程，前往费城。
会议从1912年12月末一直持续到1913年1月。胡适在此次会议上就“世界观念”一题进行了发言。早在读《希腊史》时，胡适便曾由此书而联想至罗马的衰亡，并认为罗马之所以会衰亡，是因为罗马人有天下思想而无国家观念，清政府的衰亡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他赞成邓耐生在诗中所写到的“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在他看来：“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
1913年5月，胡适被选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日与人谈及“道德学课论道德观念之变迁”这一话题，胡适对此看法是：“古代所谓是者，今有为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谓卫道而攻异端，诛杀异己，如欧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说，以为卫道所应为也，今人决不为此矣……不特时代变迁，道德亦异也……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进者也。”
胡适打了个比方，他说比如说人们都知道杀人是错的，但若是为了复仇而杀人，有些人就会认为他是对的。“复仇者以复仇为是，许复仇者以许复仇之故遂嘉杀人，然在被杀者则必不以复仇者之杀之为是也，其被杀者之妻子友朋，亦必不以复仇者为是也。”
当时，胡适的观点是：“道德不易者也。而人之知识不齐，吾人但求知识之进，而道德观念亦与之俱进，是故教育为重也。”然而几年后，他又对此观点加了批注，认为“此说亦有可取之处。然吾今日所持，已与此稍异矣。”
10月8日，胡适第一次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康奈尔世界学生会的议事会，此时方觉议院法之不易。他认为自己虽然研究过此道，“然终不如实地练习之有效，此一夜之阅历，胜读议院法三月矣。”
同一天，他读了有“博学铁匠”之称的巴立特的事迹和其所著书，称其为“怪才”。此人幼年家境贫困，只上过6个月的学，之后一直以锻工为生，然而因为其苦读不辍，30岁时已可读十五国文字。三十岁之后，此人又开始从事演说并写书，“持世界和平主义甚力，南北美黑奴问题之起，君主放奴赎奴之说，传檄遍中国”。胡适认为，“其人慷慨好义，行善若渴，固不特以语学名也。”
在国外读书期间，胡适也阅读过大量杂志，然而一直以来，他读杂志的方式是只浏览大意，不详读细节。一日，他在《外观报》中读到了论爱尔兰奥斯特省反抗与英分离之事。读过之后，他竟然能对此问题的始末了解得十之八九。于是他认为，美国的杂志太多，不能尽读，如果每天都读一篇，了解其大概意思，要比整本翻阅后随手放在一边更有收获，更比读小说要好得多。此时再想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做法，他感到自己真是失计。
4．美国之见闻
胡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乐观的人，他自己也承认：“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暝不视，则真无望矣。”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胡适延续了他乐观的天性，给朋友写信时，也时常劝朋友要乐观一些。他说，“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有一年冬天，美国遭受了数十余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寒潮，风雪交加。胡适不但没有苦恼，反而有心情作诗记录此景，并在诗的结尾以“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冬尽春归来！”这样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乐观主义。
有一次，胡适在他的朋友任鸿隽处看到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任鸿隽的一位朋友所写，信中一字一句尽透着绝望，称“先死后死，时日之异耳”，又说“安知死之不乐于生耶！”胡适感受到此人定是处于极度绝望之中，否则不会发出“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感叹。可是他并不赞成此人的生活态度，他从不认为处于困境时，自杀是有效的办法，若是真的如此做了，只是令国家损失一名有用之才，于实事则并无裨补。
当时美国有一报名为《生命》，其宣言为“生命所在，希望存焉”。胡适借用此报的宣言，将其转为“希望所在，生命存焉”。他说，当人没有绝望时，才会感到生命的可贵，一旦绝望，就算活着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连活着都不想，那天下的什么事都做不到了。
在康奈尔的日子里，胡适很少与女性接触，但有一日，他却主动拜访了胡彬夏女士。1907年，胡彬夏成为我国首批官费留学美国的女性，来到美国进行学习。她提倡“振兴女学，恢复女权”，曾于1903年与林宗素、曹汝锦等人发起成立“共爱会”，并每月召开例会，就妇女教育和妇女权益的问题进行讨论。胡适见到她时，她已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
胡适对胡彬夏评价极高，称其“聪慧和蔼，读书多所涉猎，议论甚有见地，为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胡彬夏对胡适说，生活中唯一的奢望就是能得一良友，对此胡适深有同感。他认为，破除男女限界的最好结果，就是男女之间能够存在高洁的友谊。
在与胡彬夏的交谈中，胡适曾提及当时的年轻人没有思想能力，此乃国之大患。胡彬夏赞成他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此时的留学生们年龄尚小，思维能力还没有成熟起来，所以思想难免浅鄙，无须责怪。听完胡彬夏此番言论，胡适不由得感叹，“此论殊忠厚，可补吾失，不观乎美国之大学生乎？其真能思想者能有几人耶？”
当夜，胡适又与一俄国学生交谈。听说此人初到美国时贫无可学，而后从纽约一路步行至绮色佳，一边打工，一边求学，胡适心中十分敬佩。然而此学生告诉胡适，这并没有什么，对于他而言，求学的渴望就和饿时寻找食物，渴时去寻找水喝一样平常。这位学生还告诉胡适，在俄国，没有读过本国大文豪作品的人，大学不予以录取，因为他们认为热爱文学的人必然才会爱国。胡适听过之后，认为“此言甚可念”。
1913年秋天，纽约省长色尔叟被弹劾。在当时，美国为了防止政党运动选举无节制地用款而设立了特定的法律：凡候选人或办理政党选举之干事，在选举完结后20日内必须将收到的选举捐款实数，及本期选举所花费的实数上报给选举监督，并附有收支明细。色尔叟被弹劾的理由是他所上报的明细中漏报了若干巨款款项，并且私用所收选举款项作为其他用途。
古训有云：“盗固不易，而跖非诛盗之人。”色尔叟的结局是他罪有应得，可弹劾他的人事实上只是群小人，并没有弹劾他的权力。胡适将一切早已看清，他知道，纽约省有一个势力庞大的小人组织，就连纽约省的行政官都只是其傀儡，色尔叟本是这一组织中的一员，然而他为了在竞选中得民心，反过头来攻击此组织，遭到组织的记恨，所以才落得最后被弹劾的下场。
胡适赞成对色尔叟的行为进行处罚，但他不赞成匪徒打着惩恶扬善的名义去击杀强盗。他说：“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内行无丝毫苟且，然后可以服人，可以锄奸去暴，否则一举动皆为人所牵掣，终其生不能有所为矣，可不戒哉！”
又到假期，胡适先邀请任鸿隽和杨杏佛一起到他住的地方煮茶夜话，后又邀请了几位好友一起对联猜谜，目的是担心在国外留学久了，荒废了国学，所以特意设了这些游戏为消忧之计，总好过“博弈无所用心者之为”。
胡适身在异乡，却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小情。他说国家此时最急需的，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认为，“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是对国家最有帮助的东西。同时他也深感自己近日读书涉猎的内容太多而不精，认为自己“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并决定“后此宜痛改之”。
得知袁世凯自称“夙夜兢兢，以守道饬俗为念”，又颁布了“所有衍圣公暨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惟尊圣典綦重，应由主管部详稽故事，博考成书，广征意见，分别厘定，呈候布行”的命令后。胡适表示了不屑，在日记中称其“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
1914年1月24日，教育部发电，饬查湘省外国留学生名数费额，迅即电复等因。回文中提及：“……留日学生四百九十六名……年共需日币二十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二元。选送西洋留学生：美六十五名……共需洋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元。二共需洋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元……”胡适得知此消息后心中十分疑惑，因为他很敏锐地发现回文中“上为日币，下为美金，而总数乃混合计之”。
回顾自己在康奈尔大学期间所关心的问题时，胡适对自己感到一些不满意，因为他发现自己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三点，分别是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和天赋人权说之沿革，而自己对这三点的了解都只是皮毛，太过肤浅。对于自己这些年的言行，胡适则比较满意。他觉得自己多年来，无论演说或是与人讨论学问，都遵守了寝室墙上那条英文格言的主张。
自大二起，胡适寝室的墙上便贴了一张英文格言，其中文大意为“如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这张字条是胡适偶然在一本书中得到的，他不知道此句出自谁之口，却觉得此言有理，觉得“不敢高声言之者，以其无真知灼见也”，于是将字条贴在了寝室的墙上，并以此规范自己的演说论学。在大学期间，他一直尽力以此为准则，虽然有时做不到，但从未有过妄言，更从未有过大言不惭的时候。
在许多人都认为西方女性地位高于东方女性时，胡适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其实中国的女子地位高于西方女子，因为中国的女子不需要为了选择结婚对象而在社会交际中讨好男性。可是西方的女子则不同，她们长成之后便以求偶为主要任务，会在父母的安排下学习音乐和舞蹈，以便与男子周旋，能取悦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彀中”的女子能够优先得到配偶。所以，“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在康奈尔大学的日子里，胡适对美国的政治颇有兴趣，每有闲暇时间，就会去国会旁听。
绮色佳召开“公民议会”时，胡适应邀前往旁听。此次会议上，有两件事令胡适感到有趣：一件是一位市民控告政府不清理路上的冰导致他滑倒受伤，要求政府赔偿1万元医药费；另一件是一所大学中的一个学生兄弟会自称是慈善事业，不肯缴纳房税，与市政府僵持数年之后，终于在这次“公民议会”中得到解决，最后法庭判定该兄弟会确是慈善事业，不需要缴税。
胡适从政府律师报告中得知，此会所由一富人出资所建，外观壮丽，内部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此富人还出资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兄弟会，其目的在于选出一些有志向学，又能刻苦自食其力一年以上的学生，将他们送到预备学校，学习入大学的课程。能入大学者，每人每年可得奖学金千金，并可入富人出资建立的会所中。上述案例中的会所便是这些会所中的一个。
此兄弟会在许多知名大学中都有分会，可入其会的成员必须成绩优异，如果没有表现，便没资格成为兄弟会的会员，并且没有奖学金。会员毕业之后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总会都不会向他们索取回报。胡适对此事大加赞赏，认为这样的慈善事业，确实应该免收其税。
5．告别康奈尔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胡适听过许多议会。但在他看来，任何一次议会都没有他在1914年2月4日听到的那种议会长知识，也不如那种议会切实有味。在那次议会的最后，他听到了一场关于救火会之事的辩论，并称此次辩论：“是夜最可玩味之辩论。”绮色佳市当时共有9所救火会，都是由市民义务组成的。每会自成一党，一边为本会争荣誉，一边视其他会为敌。救火会的成员没有薪水，为了采购救火器等必需品，会员们到处奔走以谋钱款，不同救火会之间还时常因为争公款而发生激烈争执。在处理第一会与第七会的争款纠纷时，市长最后采取的办法是重行组织，将所有救火会统于一司。
胡适听着他们关于如何分配公款的议论，觉得甚是有趣。他认为市民能够踊跃做公事，此行可敬，然而“事权不统一之害”和“朋党私见之弊”却能让一件极好的事几乎成为社会的诟病，又实在可畏。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胡适的一位朋友想要学习汉文，请胡适做他的老师。胡适在教他时，先给他看汉字，然后在汉字下方标注相应的古篆，以教他独体字为起点。而后，胡适先从字的形象入手，再教由两个独体字组成的字，之后才教由一个独体字加一符号组成的字。
胡适将这一过程当成一次国文教授法的试验，他想，如果能够用这种方式教会他的朋友汉文，待到他回国之后，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教国内的初学者们。这样，看似只做了一件事，却能同时达到识义和寻源的效果。
转学文学之后，胡适不再拥有免付学费的待遇，为了养家，他开始为一家报纸写文赚稿费。然而后来，他却放弃了这份兼职，一是因为太忙，二是因为这家报社与他在理念上不相符，他不愿再为其作文。这之后，每收到家书，胡适都感到十分焦灼。1914年3月，他做了两个决定，其一是借款寄回家中再按月还款，其二是向大学申请助学金。虽然他并不想这样做，可因为家里的原因，他又不得不这样做。
一个月后，胡适成功申请到了助学金，同时被任命为康奈尔大学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又过了一个月，胡适的一篇文章在大学征文比赛中获奖，得到了50美金的奖励。50美金对于他贫困的生活来说并不能解决太大问题，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他得奖一事被多家报纸争相刊登，为中国学生争得了荣誉，也算得上是“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自美国和墨西哥交衅以来，绮色佳的一家杂志上便登出一句名言，其大意为“我国可能永远是对的，但是无论对错，都是我的国家”，意在提醒人们只论国界，不论是非。这句话刊登出来后，数天内都没有人反驳。直到有一天，世界学生会的成员们谈到此事，意见不一，胡适听了他们的辩论后，便写了一篇对于此事看法的文章。
胡适认为“无论对错，都是我的国家”这种观点是谬见，说明此国有两个道德标准，对自己国家一个道德标准，对其他国家另设一个标准。他指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只有一个道德标准，否则便没有办法争论此事。
那年夏天，胡适卸下了世界学生会会长一职。他正感到庆幸时，一个新成立的国际政治学会又想请他当会长，他连忙推辞。
在国外生活多年，胡适对国外的风俗习惯也有了不少了解。他在国外见到许多五六十岁仍自食其力的人，他们明明有子女赡养，却不依赖子女，父母尚且如此，其他的亲戚则更不会依赖孩子。他非常欣赏外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认为“盖西方人自立之心，故不欲因人热耳。”再看国内，则是全然不同的情况。
在当时的中国，仍流传着子萌父荫的习俗，即父亲因功而得了封赏后，儿子也能与父亲一同享受到封赏，或可在父亲去世后继承父亲的荣耀和财富。这种习俗也被称为“世袭制”。此外，还有一种是“家族的个人主义”，这种家族制的存在具有极大的害处，容易养成国人的依赖性，令父母视子女为养老存款，过于依赖子女；同时也令子女视父母的遗产为固有，过于依赖父母的遗产，或依赖家中其他兄弟姐妹，认为自己不用负担太多责任。
胡适在国内时也曾接触过这样的家庭，他觉得这种习俗弊端很多。虽然国内和西方都有个人主义，只不过国内的个人主义以家庭为单位，西方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为单位。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培养出人们的自助能力，而国内的“家族的个人主义”，只能培养出“私利于外，依赖于内”的人。
胡适还说，这种依赖在家族其他成员中也存在着，比如“一族一党，三亲六戚，无不相倚依”，一个家庭地位得到了提升，孩子出了名，其他亲戚便会立刻围上来，“如蚁之附骨”，并且“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他认为，这种表现是一种奴性，并且是“亡国之根”。
由于父亲过世得早，兄长们也各自成家，家中与他同住的多是妇人，所以胡适儿时的性格中时常有些女子般的羞怯，这情况直到入澄衷学堂之后才有所好转。入康奈尔大学之后，胡适的思想和性格又发生了转变。
此前，胡适所念书的地方只有男子，而美国的大学却是允许男女同校。胡适起初因受旧式思想教育所束，只敢与中年妇女接触，临近毕业，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近年来越发世故冷血，“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于是决定在最后这段日子里“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以减少他自身的“孤冷之性”。
胡适一向非常敬重他的母亲，因为他自小由母亲抚养长大，深知母亲的辛苦。他说，母亲一人撑起一个家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笔墨难以描述得尽的，所以他视母亲为妇人中之豪杰。他也承认，自己自小与其他孩子不同便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在美国学习生活的日子里，胡适常常想念家中的母亲。他离家求学已有10余年，其间只回过一次家，而且只停留了3个月。对他而言，没能在出国之前回去看望母亲让他这4年一直耿耿于怀。特别是一想到母亲只有自己一个亲人，而自己却将她独自留在家中10年之久，他就心生不忍。母亲每次去信都嘱咐他努力学习，不要分心，于是胡适只将这份心情记在了日记里，不对家人言。
虽然早在前一年夏季便已完成了学业，但康奈尔大学规定学生必须学满八学期方可毕业，于是胡适又等了半年左右，直到1914年2月才得到学位。同年6月，胡适参加了毕业仪式，正式从康奈尔大学毕业。
毕业后，胡适在美国的数位同学倡议成立“科学社”，发刊一名为《科学》的月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胡适认为，在美国留学界最大的弊端就是一直没有中文杂志，所以留学生们没办法将他们学到的传递给国人，《科学》的诞生恰好修复了这一弊端。
毕业后，胡适的生活越发困窘，但他仍改不了自小养成的藏书习惯，只要看到好书，总是不忍离去，即使借钱也要买下。一次，他路过一家旧书店，见到两本世界名著，都是已出版30余年的旧书，并且上面还有旧主人的题字，然而他还是欣喜地以低价将书买回，并将此事记在日记里，称“记之以志吾沧桑之慨”，且“记之以自嘲”。
一日，胡适与陕西的张亦农闲谈了读音的差别。谈话中，胡适突然想到他们这一辈人小时候说话都有各自的乡音，长大后虽然入学堂读书，却也只重视书的内容，而不重视字的读音。如今，他们都知道这样不好，却还是因为习惯了乡音，不易改变，于是他认为，规范发音是当今的首要任务。
有一次，胡适在《外观报》上读到一篇论兴趣重要性的文章，十分欣喜。他说，拿破仑喜欢布兵打仗，就算在看戏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如何调兵遣将的事情；莫扎特3岁起学习音乐，在一次与朋友玩台球时口中不时哼着曲调，台球结束时，他也创作出了《魔笛》一曲的第一节。所以他认为，父母应在子女年幼时多留意子女的兴趣所在，多加培养，并在子女择业时依照子女的兴趣帮他们做选择。“否则削足适履，不惟无成，且为世界社会失一有用之才，兹可惜也。”
6．萌生新思想
胡适毕业后虽没有马上工作，生活却是十分忙碌而充实的。1914年7月18日，胡适发起一读书会，其成员除他自己之外只有4人，分别是任鸿隽、梅光迪、张耘和郭荫棠。胡适规定所有会员每周至少要读一部英文文学书，每周末相聚讨论一次。
7月22日晚，世界学生会开夏季欢迎会，胡适应邀担任会上的主要演说者。22日当夜，胡适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演题为《大同主义》，得到了《绮色佳晚报》的称赞。演说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然而胡适为准备第二夜的演说，整夜阅读参考书，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睡。第二天早上8点，胡适起床后又读了两小时书，最终将当夜的演题定为《在美国生活的移民》。
几天后，胡适就英国国教大师拨特劳主教关于“吾邻”之界说写下了一篇日记。他说，如果早一些以拨特劳的“吾邻”之界说采取措施，此时全世界都已是邻居，世界大同之日也不会太远了。
有一日，胡适遇到桑普森教授，与其提及他曾经对“我国可能永远是对的，但是无论对错，都是我的国家”一句的理解和感触。桑普森教授听过之后告诉胡适，他的理解有误，此言本意并非“但论国界，不辨是非”，而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桑普森教授还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胡适听过之后，深表认同。认为自己之前只是“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好有老师为他匡正了这一失误。
胡适记日记的习惯已有很久，但一向不曾注重标点符号的使用。一日，他决定从即日起，作文所用的所有句读符号都按照规范使用，并列举了八条释例，分别是：标示人名的符号，标示地名、国名的符号，标示书名的符号，标示引言的符号，标示双引的符号，句读符号，标示外国音译词或人名的符号，以及标示注用的符号。此后，胡适对文学的态度越发严谨。
《英国皇家亚洲学报》上曾刊登了一篇由美国当时著名汉学家翟林奈所做的文章，此文名为《敦煌录译释》，是对《敦煌录》一文的翻译。《敦煌录》中有不少附会荒诞之谈，而且字迹非常难以辨认。胡适读过《敦煌录译释》一文，发现此译文中有许多错误，他认为此人不清楚其意便去翻译，自然漏洞百出，于是他将翟林奈文中的错误一一挑出并更正，寄给了该学报。
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8月5日时，整个欧洲都已沦为战场，胡适称其为“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大战祸”。对于此次战争的结果，胡适认为，“欧洲均势之局必然大变”，“欧人将憬然于攻守同盟之害”，“和平之说必占优胜”，“欧陆民党必占优胜”，“此役或竟波及亚洲，当其冲者，波斯与吾中国耳”。
一次，胡适应邀去一位朋友家吃饭，见其一家共享天伦，于是颇为羡慕，也颇有感触。在国内时，胡适生活于一个大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不时会有些争执。在美国，他发现这里的家庭与国内恰好相反，美国家庭的构成非常简单，孩子结婚后就会远离父母，再也不过问父母生活，而不像国内，儿子结婚后要带着妻子与父母同住，以侍奉父母。
然而在这位朋友家中，胡适看到了一个既不同于中国家庭，又不同于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家庭，这家的子女婚后虽离开了家，却居住在离父母不远的地方，并且时时带着孩子回家看望父母，所以一家人才能过得如此幸福。
胡适说：“夫妇之间，尚以相敬为难为美；一家之中，父母之于子，舅姑之于妇，及姑嫂妯娌之间，皆宜‘相敬如宾’为尚，明矣。家人与妇子同居一家，‘敬’字最难；不敬，则口角是非生焉矣。”他认为国内习俗的弊端在于姑妇妯娌之间不能相安无事地共处，同时与父母之间相互依赖，国外习俗的弊端在于过度疏远父母。
胡适想，若是都能像他这位朋友家一样，孩子结婚后与父母相互保持独立，同时又不断了往来，慰藉父母思儿之情，照顾生病的父母，家庭中既不易生出龌龉之事，亲子之间也不会变得过分生疏。
巴黎和会后，德国政府将胶州租借地全境交给了日本政府。胡适从报上得知此事后，虽然他也明白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十分强大，可出于他对政治的一向乐观，他还是希望日本能够权衡利弊，将青岛还给中国。他说，“吾所见如此，此吾政治上之乐观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9月，胡适被选为次年《学生英文月报》（以下简称《月报》）主笔，负责国内新闻。胡适本计划次年不参加外事，但接到《月报》总主笔的邀请后，他仔细考虑了一番，觉得《月报》关系重大，而且他可以借此实习英文，于是同意了邀请。之后，胡适与美国好友金君相约游览波士顿。一日结束游览后，胡适再一次与其谈论起自己对家族制度的看法。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胡适却说：“余主张两事：一曰无后，一曰遗产不传子孙。”胡适说，他所指的“无后”并非指不生育子女，而是希望人们不要把子孙满堂看得过于重要，也不要因为没有子孙就担心。家族制度导致国人盼子心切，进而早婚，并以多添子嗣为一夫多妻的正当理由。同时，国人因担心无后，并且以“防老”为目的去“养儿”，所以将子孙看得非常重要，并且重男轻女。这些都是家族制度的弊端。
至于为何主张遗产不传子孙，胡适的理由是，财产应凭劳动所得，富人的子孙不曾为这些财产付出过，所以无权享受这些财产。而且他认为，财产会成为青年人的负累。他见过太多青年人因继承了祖先的遗产而失去斗志，终身废弃者也。
在波士顿游览期间，一位哈佛的学生与胡适谈了很久。该学生认为当时的中国不知自由平等有诸多好处，可以救国。胡适则认为，其主要问题不是没有自由平等一说，而是国内的人们不知道这几个字真正的意义。胡适说，此时的自由平等已与18世纪不同，“今之所谓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然而这种自由很多时候也是无法实现的。“人虽有智愚能不能，而其为人则一也，故处法律之下则平等。”
秋季，胡适又一位好友辞世。此人名为亥叟，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亥叟病逝前，一黑人女学生因在学校中遭遇了种族歧视，被迫移出所在的宿舍，于是向亥叟求助。亥叟当时已病重，得知此事后气得几近气绝。胡适当时恰好也在场，见状，于是自告奋勇写信给该校日报以表抗议。最后在校长的出面协调下，黑人女学生得以返回原有寝室，白人女学生们也没有继续闹下去。
胡适有一天见到之前的一位好友墨茨博士。墨茨博士是位理想家，胡适与其交谈后，不由大喜。他认为此时天下大患，正是因为缺少像墨茨博士这样的理想家。
此年圣诞夜后的演说中，胡适以《在岔道上》为题，“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础所以不牢者，以其础石非人道也，乃兽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抉择：将循旧径而行兽首乎？抑将改途易辙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辈之世界会亦复如是，吾辈将前进耶？抑退缩耶？”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企图以此对中国进行多方面的控制，进而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身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有些人甚至喊出了“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的口号。对此，胡适持不同意见，他并非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但同时他也不赞成留学生们过于激动，失去理智。
在信中，胡适希望同学们可以正视事实，知道“我们至多只有12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不过4300吨的第三级巡洋舰……”他说：“最后的真正解决之道应另有法门——它较吾人所想像者当更深奥。但其解决之道究竟在何处，我个人亦无从深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该处罢了。让我们再为它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罢！”
胡适的这封信使他遭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和攻击，并屡被斥为卖国贼。但他仍然坚持一直以来信奉的“老子”的道理，相信“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7．哥大学哲学
1915年2月，胡适给自己订了新计划。他认为自己任重而道远，必须有强健的身体，不挠不屈的精神，以及博大高深的学问。
在写给胡平的信中，胡适提到，想救国，需要“执事者各司其事”。而在他看来，此时留学生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在劝告同学们的信中，胡适这样写道：“我们都感情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在他看来，留学生们距离祖国太过遥远，当务之急是保持冷静，不惊、不慌，尽好各自的本分和责任，努力学习，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
胡适说：“今日大患，在于学子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所预备。及外患之来，始惊扰无措，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徒乱心绪，何补实际？”又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当以镇静处之，庶不失大国国民风度耳。”
胡适建议当时国内的百姓可以进行道义上的抗拒，以抵制日货为抗拒方式。他说，“上策为积极的进行，人人努力为将来计，为百世计，所谓求三年之艾者是也。必不得已而求目前抗拒之策，则抵制日货是已。”
胡适在《标准邮报》和晚报上读到了美国人格里菲思博士提出的“让日本掌握中国之命运，这是解决日中两国间争端的最明智的选择”的观点后，当即写信给《每日新闻》，指出格里菲思博士此观点的错误所在。他说，格里菲思博士不明白，中国早已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此时的中国民族意识正在觉醒，国民日趋团结，反日的情绪已十分高涨，定不会长期容忍日本掌握中国的命运。
胡适说，日本不要想凭武力统治中国，因为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也是在持人道主义之各国的眼中自降身价。他认为，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的行为无疑会引火烧身，反日的仇恨之火已经燃遍了神州大地，他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有识的政治家看到这一点。
1915年夏，胡适参加了由一群美国东部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文学科学研究部”。其间，他曾就“如何可使我国文言易于教授”这一论题写了一篇论文，而促使他写出这样一篇论文的根本原因，是一位叫钟文鳌的人提出了应当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为文字的主张。
胡适并不反对字母拼音，也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死文字。但当时他还没有预料到白话可以完全代替文言，所以仍坚持只要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文言变得容易教授即可，并提出了四条古文教授方法——注重讲解古书，主张字源学，讲求文法和注重标点符号的应用。翻看他在此段时期的日记，也能看到许多相关的内容。
在与一群好友讨论中国文学问题的过程中，胡适发现梅光迪的思想过于守旧，绝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梅光迪越是反驳胡适等人的新观点，胡适就变得越激烈，最后在一首诗中，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词。后来，胡适去了纽约，梅光迪去了康桥，各自忙于学业，这场争论也暂时停息了。
同年夏天，胡适与一朋友谈起事业。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以为祖国正是用人之际，自己必须成为一名博学之人，回国之后才可做他人导师，于是在求学过程中“求博而不求精”，“其失在于肤浅”。如今，他认识到自己的精力有限，无法“万知而万能”后，于是他决定，从此以后专心学习哲学，中西兼治。
8月21日，胡适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前往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哲学。
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前，胡适读过不少杜威的著作，并对其提出的实验主义颇有兴趣。他会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院，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杜威是此院的哲学部长。
胡适非常认同杜威提出的“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这一观点。他说，这话初听了很奇怪，但是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是教育家，每个人都有一种教育学说，并且每一种教育学说都是以哲学为根据的。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一文中，胡适以中国古代的《三字经》为例，指出开篇的“人之初”一句中表达的便是孔子的教育哲学，而后的一些内容中又兼有程子和朱子的教育哲学。
胡适渐渐意识到，学问之道有两面，其一是博，其二是精，两者缺一不可。他说：“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
在所有留美学生中，胡适最欣赏赵元任，此人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又入哈佛学哲学，同时精通物理和算数，闲暇时还学习语学、音乐，且皆有所成就。胡适认为，赵元任“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虽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选择的是哲学，然而他的日记中并未记录太多与哲学学习有关的内容。反而大篇幅地出现他对国事的意见，以及对文学革命的意见。
1916年初，胡适就当时的国事发表了意见，认为想要处理国事的坏败，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中国古代谚语中有一句话叫“死马作活马医”，意思是说虽然明知事情已无可救药，却还不肯死心，要做最后的尝试。胡适却提出了“活马作死马医”的主张，认为：“活马虽然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痛斩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则姑息苟安，终于必死矶已矣。”
曾有人指责胡适“好立异以为高”。胡适认为立异者有两种：一种是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惧于强势而改变是非观的立异者；还有一种则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而刻意有高奇之行，遇到大事却又颓废懦弱的人。对于前者，他虽羡慕，却知自己尚未达到他们的水平。至于后者，他认为自己并不属于其中。
面对国内的情形，胡适认为，应当采取教育救国。他说：“……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说，希望能以教育民众为主，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的基础。他知道这一过程会十分缓慢，也知道人是最没耐心的，但他还是强调，这是唯一必需的过程，“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
同年春天，胡适与梅光迪就文学展开的争论又一次开始了。胡适认为“要须作诗如作文”，梅光迪则认为“诗文截然两途”。在这次辩论中，胡适认识到中国文学问题在于“有文而无质”，并得出了“死文学不能产生活文学”的结论。
起初，梅光迪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任鸿隽知道他们二人的争论后，也站在梅光迪一边。胡适认为任、梅二人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可以束缚文学的本质，他对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终于明白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也终于认识到中国俗话文学才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
胡适将自己的新领悟写信告诉梅光迪，没想到梅光迪这一次竟然赞成他的观点。他十分高兴，将自己的见解以长篇日记的形式写了出来。
关注文学形式的同时，胡适也关注文学的内容。他说，此时国内的文学有三大弊病，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模仿古人，三是言之无物。后来，此三条弊病与他曾与梅光迪通信时提到的文学应讲文法，应不避“文的文学”两条主张，皆成了他所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件事中的内容。另外三条关于形式方面的主张分别是不用典，不用陈套语和不讲对仗。
对于胡适来讲，白话是他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有与他观点相同，愿意与他一起努力的，他非常欢迎，但他不会强行拉别人到他的实验室中去，同时他也希望别人不必定捣毁他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