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勤奋好学的少年
1．名校插班生
胡适不同于其他顽皮的孩子，一读书便打瞌睡，或者坐不住板凳。胡适自小就对学习有很大的兴趣，后来读过父亲给他写的遗书，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便更加刻苦地学习。天资的聪颖加上后天的努力使胡适进步极快，不出几年就成为学堂里出类拔萃的学生。
学堂的先生学问并不是很高，为孩子们开蒙尚且可以，再难一些的学问，他便讲不明白了。发现了胡适的与众不同后，先生认为自己已经教不了这个孩子了，于是主动向胡适的母亲提出了辞呈，请胡适的母亲另请高明。
胡适的二哥和三哥是双胞胎，都曾在上海念过新式学堂。后来三哥得了肺病，身体非常虚弱，便一直在家中休养。1904年，三哥的病情变得很危险，决定由二哥陪他去上海治病。在胡适母亲的要求下，兄弟二人离家前带上了12岁的胡适。胡适第一次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
初到上海，胡适对一切都不适应。上海是个热闹的城市，一切都和家乡不一样。上海人讲的方言非常难懂，他只能听得到周围人在讲话，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二哥的安排下，胡适进入了他在上海念的第一所学校梅溪学堂，并起了学名洪骍。
梅溪学堂的前身是梅溪书院，由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张焕纶及其好友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创办。由于接收的学生都是刚开蒙的小孩子，所以当时名为“正蒙学院”。清末废科举后，后因学生人数增加至近百人，松苏太道邵友濂拨款扩建校舍，将书院迁址到当地梅溪旧址，并更名为“梅溪书院”。
书院和私塾是中国古时最常见的教育场所，也是中国的特色，梅溪书院却有些与众不同。此处是上海最早进行现代教育的学校，其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均以西方学校为参考。张焕纶的办学宗旨为“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所以学校开设了外语课，并设有军事训练。
胡适能进入梅溪学堂，一方面因为他的二哥三哥都曾在此就读；另一方面因为胡适的父亲胡传生前与张焕纶是好友的关系，并称此人是他最佩服的一个朋友。然而胡适入学第一年，张焕纶便因病去世，胡适只在他去世前见到他一次，没有机会向他学习更多。
胡适入学时，梅溪学堂开设的主要科目有国文、英文和算学。张焕纶认为，学习外国语言固然重要，但切不可顾此失彼，忽略了本国的文字和文化。为了避免学生偏重英文，轻视国文，他在学校定了个规矩，学校会按照学生的国文程度将他们分入不同的班，如果国文程度不好，即使英文和算学都到了头班，也不可以毕业；如果英文和算学的程度一般，国文的程度却到了头班，就可以毕业。
胡适之前只读过私塾，不曾受到过新式教育，也不曾做过文章，所以刚入学时被编入了五班，差不多是全校级别最低的班。五班所学的国文非常简单，是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这种书对胡适来说再简单不过，于是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英文和算学上。
胡适刚到上海时，因为语言不通，一段时间内很少与人交谈，只是自顾自地学习。一个半月过去了，胡适有些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勉强学会了一点上海话。当他在一堂国文课中听到授课的先生将“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育，其臭如兰”的出处《系辞传》不小心说成《左传》后，便在课后拿着书找到先生，小声地指出了这个错误。
胡适所在班的先生姓沈，沈先生对胡适能够指出这样的错误感到惊讶，因为胡适在班里很少言语，也很守规矩，所以他一直没有对胡适特别留意。如今，这个平日里不声不响的乡下孩子竟然能够发现他讲课中的失误，沈先生先是感到脸红，随后对这个学生产生了兴趣。
沈先生问胡适是否读过《易经》，胡适说读过。沈先生又问他是否做过文章，胡适说没有。于是沈先生以“孝悌说”三字为题，让胡适试着以此题做一篇文章。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100多字，交给沈先生。他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让他连升了两班。
沈先生读过胡适的文章，便让胡适拿好东西跟他走。他带着胡适走到楼下，穿过前厅，最后走进二班的课堂，对二班的教员顾先生说了几句，顾先生便将胡适叫进了课堂，把他安排在末一排的桌子上。胡适这时才知道，自己被升了班。
升班对于胡适来说是件值得开心的事，不过一下跳升两个班，课业突然间变难了很多，而且胡适的上海话还说不好，所以他既不敢问先生，又不知道怎么向周围陌生的同学开口，只能一个人冥思苦想。
一天，胡适正对着黑板上“原日本之所由强”的论题和“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的经义题发愁时，一位茶房匆匆走进教室对先生说了几句话。先生听过，便立刻让胡适收拾东西回家，并允许他下星期四再交卷。
胡适在门房见到了胡家上海油栈的一位职员，他一边跟着职员往店里赶，一边听这位职员告诉他，他的三哥在店里突然病危，他的二哥又不在上海，所以只能找他回去处理。
两天后，胡适的二哥从汉口赶回上海，为三哥料理后事。三哥的后事处理完，胡适借机会向二哥请教了那两个自己弄不懂的题目。在二哥的推荐下，胡适查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之类的书后，终于写出了一篇论说。又过了几个月，胡适从二班生升为头班生。
1912年，梅溪学堂改名为梅溪小学校，胡适和张在贞、王言、郑璋四人因为国文成绩优秀，被学堂推举去上海道衙门考试，可是胡适、王言和郑璋三人却并不愿意去。一方面是因为就在不久前，上海发生了一起俄国水兵无故杀害一名宁波木匠的事件，而上海道衙门却不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另一方面，他们三人都读过维新派成员梁启超、邹容等人的书，痛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主张废除封建政权。
考试举行前，胡适等三人不约而同地离开了梅溪学堂。之后，胡适应二哥曾经的同学——澄衷学堂总教白振民先生的邀请，开始了他的第二段新式学堂生涯。
2．入澄衷学堂
澄衷学堂是上海有名的私立学校，起初只接收宁波的贫寒子弟。学堂规模扩大后，才开始接收其他地方的孩子。澄衷学堂的创始人是宁波富商叶成忠，也许因为财力相对雄厚的原因，相比之下，澄衷学堂的设施比梅溪学堂完善得多，除了梅溪学堂有的三科外，还设有物理、化学、博物和图画等多门课程。这里分班的标准也和梅溪学堂不同，不单以国文程度为依据，而是依据学生各学科的平均程度进行分班。
澄衷学堂有12个班，由高到低依次是东一斋、西一斋、东二斋、西二斋、东三斋、西三斋……一直排到东六斋、西六斋。前6个班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后6个班相当于现在的小学。
胡适离开梅溪学堂时，国文程度已远远高于同届其他学生，足够进东一斋（一班）的水平，可由于他的英文还未读完《华英初阶》，算学也只做到“利息”，只有初级水平，所以只能从东三斋（五班）开始念。
澄衷学堂有非常优秀的英文教员，他们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并将这种训练带到了澄衷。他们给学生们制订了周密的英文学习计划，从习字开始，逐渐上升到默读、造句和作文。这些英文教员每天都会对学生们的作业进行认真批改，在这样的教育下，胡适的英文水平提升得很快。
在澄衷学堂的日子里，胡适对算学的兴趣也突然增长不少，于是每天晚上都在熄灯之后点根蜡烛，偷偷练习算学。卧室里没有桌子，没地方摆放书本，也没地方演算，于是胡适想了个办法，把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再把石板放在枕头上，然后趴在被窝里借着烛光做算学题。他只用了一个夏天，就学习完了初等代数。
在澄衷学堂，每月一次月考，半年一次大考，每次考试结束后，所有学生的成绩都会被公布出来。胡适一边努力提高英文和算学的水平，一边努力学习之前不曾接触过的新课程。不懈的努力使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年之中，他连升四班，并且常是班里的第一名。
许多学生羡慕胡适身上的光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光环的背后，胡适付出了多少辛苦，甚至曾一度因连续熬夜学习而影响了身体健康，最严重时双耳聋得几乎听不见声音。胡适知道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但他不想因此对自己放松要求。一次次的跳班给了他很大压力，为了能够更好地跟上学堂的进度，他将体操作为自己每天必修的功课之一，果然，几年下来，他的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年升了四班，胡适却从不自满和骄傲，对于所有教过他的老师，他都心怀深深的感激之情。在所有的老师中，他最崇拜的是杨千里先生，因为杨千里先生脑中有许多新思想，他鼓励学生们“言论自由”，并且时常给学生们布置一些与先进思想有关的作业。在杨先生的推荐下，胡适读到了吴当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
《天演论》是由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一份演讲稿，讲于1893年，后被人整理，成为《天演论》。1896年，严复将此稿译成中文，加以评论，编辑成书，于1898年正式出版。
《天演论》的问世令中国刮起了一股推崇“物竞天择”之风。胡适在最初读到此作时兴奋不已，并对其中提到的“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产生了很大兴趣。有很多爱国之士因为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将自己的或孩子的名字改为“竞存”、“天择”之类。
胡适也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想给自己起一个表字，便请他的二哥代他想一个。他的二哥提议用“适者生存”的“适”字，胡适很高兴，于是以“适”为表字。又因为他的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于是他为自己起字“适之”。
杨先生曾让学生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题作文。这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内涵却很丰富，班里的学生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对此了解不够深刻，但是杨先生鼓励他们大胆写出心中的理解和想法，于是胡适提笔写下了如下字句：
“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黑铁耳、赤血耳，又曰公法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呜呼！吾国民闻之，其有投袂奋兴者乎。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仿、学不能竞也；国债累累，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于灭亡，亦难矣。”
胡适的这篇文章令杨先生非常满意，认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能有如此洞察力，有如此忧国忧民之心，实在难得，于是在评语中称赞了胡适，并奖励胡适“制钱二百”。后来胡适的这篇作文被收录进了澄衷学堂的文献库里。
严复的《天演论》虽然对胡适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胡适并不十分喜欢这部书，认为严复所用的文字过于古雅，读起来不是很舒畅。相比之下，胡适更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认为那些文章有生命力，能够紧扣人心，让人不由得投入其中，对一个新的世界产生了好奇心。
读过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胡适认识到除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外，其他的国家也同样拥有许多美德和高等的文化，这些都值得他去学习。他对新世界也更加向往，正因如此，才会在后来写了《中国哲学史》。
读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后，胡适兴趣大增，一直盼望着梁启超能够尽快将《清代学术概论》中不完全的地方补全，可梁启超却没有再继续，胡适有点失望，但同时，他也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替梁启超把中国学术思想史补全。
1906年2月，大批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发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罢课回到上海。这些学生中有些人的学业还没有完成，需要继续学习，有些人已经毕业，需要一份工作，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人见此情形，便着手筹办中国公学，将地址选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工作， 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正式成立。
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一所民办大学。没有清政府的支持，中国公学创办初期的经费主要靠自筹。虽然两江总督端大人很开明，表示每月都会拨给学校1000两白银。可学校刚起步，需要投入的资金太多，1000两白银根本不够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直到后期，社会才稍稍改变了对中国公学的态度，赞助的人也多了起来。
中国公学的创始人和管理者基本都是“海归人士”，在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式上都比较西式，学校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在招生方面，他们采用了西方“宽进严出”的原则，不对考生进行硬性学历规定，高中没有毕业的人也可以投考。开学第一期，中国公学就招了学生共318人，胡适也是其中之一。
胡适在澄衷只念了一年半，学习和口才却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他身上那些属于旧时代的气息已经退去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流利的表达和充满自信的眼神。在澄衷的最后半年里，胡适被任命为西一斋的班长，既要管理和维护班上的同学，又要时常和学校管理层进行沟通。
胡适理解学校的纪律，同时也理解学生们的处境。有一次，他为了班里一名同学不被开除而几次向学校提出抗议，最后被记大过一次。这样的处境让胡适左右为难，开始有些想离开澄衷。恰好在此时，中国公学面向全国招考，有朋友劝胡适去试试，胡适就真的去试了，并且考上了。
3．文坛露头角
暑假之后，胡适进入了中国公学。
胡适进入中国公学后，立刻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同样是坐落在上海的学校，校园的氛围却有很大差别。其一是校园中到处可见留着短发、穿着和服的人，拖着木屐走来走去；其二是学生们年龄的差距很大，除了大学生，竟然还有一些戴着花镜，穿着传统的老先生们。
胡适虽然小时候因为性格沉稳被乡人称作“小先生”，可如今，当他真正站在一大群成年人和老先生中间时，便很明显只是一个小孩子。公学中只有极少数的学生和胡适年龄差不多，老师和年长的同学们都对这些小孩子非常关心，时常鼓励他们，帮助他们。
大学生们对胡适很热情，他们会为他讲解他学不懂的知识，也会在他面前谈及他们的革命活动，但他们从没有一次劝胡适与他们一起革命，也不拉他进同盟会，就连他脑后的辫子都没有人劝他剪。一方面因为他们觉得胡适太小，还是个孩子，不应该卷入革命之中，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认为胡适是个适合做学问的人，所以对他格外爱护。
胡适在中国公学是有一定名气的，不仅因为他年龄小，还因为他在参加入学考试时就展现出了他在做学问方面的才能。虽然胡适早就不记得自己当时都说了什么，但他监考的总教习马君武先生在事后告诉他，所有教员看过他的答卷后，都认为公学得了一个好学生。
中国公学有许多新的特色：首先，老师讲课用的是普通话；其次，学校的章程由学生做主，由学生为学生服务。在中国公学，学生们崇信共和，所以他们乐于通过民主的方式管理校园事务。胡适入学后不到一个月就参加了竞业学会，这个学会是由他的几位室友创办的，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
胡适的室友们大多是邻县的青年人，说着胡适听不懂的方言，所以一开始，胡适没有参与过他们的讨论。后来，胡适和他们渐渐熟悉了，学会的创始人钱文恢便主动邀请胡适加入他们的竞业学会。
胡适应邀加入竞业学会后，同住的钟君见他白话文作得好，便建议他给《竞业旬报》写文章。《竞业旬报》是隶属竞业学会的白话文旬报，其宗旨为：“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第一期《竞业旬报》出版于1906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报上刊登了许多提倡“国语”的文章。
胡适当时正在读《老子》，对其中“自胜自强”一句非常有感触，于是以“期自胜生”的笔名写了一篇《地理学》，刊登在了《竞业旬报》的第一期上。这也是胡适写的第一篇白话文。数年之后，胡适回过头看他的这篇文章时，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内容过于浅显，但好在通俗易懂，与他一生的作文宗旨刚好相符。
胡适写了一个月的白话文后，开始有了写一篇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打算。章回体小说写起来很不容易，不但要求作者想象力丰富，还要求作者有逻辑性，能够将前因后果说得明白，连得通顺。不过对于15岁的胡适来说，这似乎并不是难事，他一下子拟了40回的题目，并且很快就写出了第一回，发表在《竞业旬报》的第三期上。
胡适的小说名为《真如岛》，他的本意是通过编撰一些因为人们迷信而发生的荒诞故事，以此来向人们宣扬迷信的害处。可惜的是，《竞业旬报》办到第十期时因经济问题突然停刊，他的小说刚刊登到第六期，便没了继续刊登的地方。虽然两年后《竞业旬报》复活，可复活后的《竞业旬报》没了主编辑，胡适也就提不起兴趣继续投稿了。
世人每谈及胡适在中国公学的生活，几乎皆知他曾独自一人打理《竞业旬报》，作文无数，是《竞业旬报》最年轻的主编。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胡适在中国公学时还有过另一个著名的称号——“少年诗人”。
那是胡适刚进入中国公学还不到半年的时候，或许因为自小体弱的原因，他突然病了，与他父亲当初在台湾得的病一样，是脚气病。脚气病是一种常见的营养素缺乏疾病，主要表现为肌肉酸痛、运动方面出现障碍、厌食呕吐、健忘等，严重时可导致病人发生意识障碍、昏迷，最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胡适的病情较轻，没有危及生命，可即便病情不算严重，继续上学也是不方便了，只得向学校请了假，回到胡家设在上海的店铺中养病。养病期间，胡适闲得发闷，便四处找些可阅读的书籍来看。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胡适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体诗歌。
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写，他当时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读到了吴汝纶选的一种古文读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诗歌，有乐府歌词，也有五七言诗歌。他读着读着，竟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每天都会选几首诗熟读，并将它们牢记于心。没用多少时间，他便读完了整本书。
胡适此前从未想过古体诗竟然也有如此美妙的旋律，如此灵动的节奏。想起儿时，他虽曾读过一些古诗，可那些诗都是律诗，格律过于严谨，平仄又过于工整，读起来一板一眼，让他感到十分无趣，所以他长大之后才一直没有留意古体诗歌。
人一旦对一件事有了兴趣，接下来的进展就会变得很自然，无须他人嘱咐和监督。读完这本古诗，胡适意犹未尽，便像当初到处收集白话小说一般，到处寻找类似的古体诗集。
4．年轻的主编
胡适一生，在文学领域中的几次重要转变似乎都是偶然而成的，他当初会对白话小说产生兴趣，便是出于一次偶然。9岁那年，他无意中在四叔家的废纸堆中发现一本破损的书，书的第一页写着“李逵打死殷天锡”。胡适对于李逵的名字并不陌生，立刻知道这书是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于是他站在废纸堆旁，一口气把残本全都看完了。
清朝年间曾流传着“十大才子书”，这是一套丛书，包含了我国元、明、清3个朝代小说的精粹合集，其中《第一才子》为《三国演义》，《第五才子》为《水浒传》。
看完残本，胡适满心想的都是书的其他部分讲了些什么。他知道整个家族里数他的五叔最会讲故事，于是满怀希望地去问五叔有没有整本的《第五才子》。五叔说家里没有，让他去问宋焕哥。宋焕哥说他也没有《第五才子》，但是可以帮胡适去借一本，在借到之前，他愿意先把自己的《第一才子》（即《三国演义》）借给胡适看。
胡适心满意足地捧着《第一才子》回到家中，全神贯注地读起来。读完之后，《第五才子》的全本也借到了，他又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第五才子》。两套书都读完后，他已经对小说产生了痴迷的感情，于是从四处借小说来看改为收藏小说。五叔、宋焕哥和他的三姐夫在这方面都帮了他不少忙。特别是他的三姐夫，每次去他家时，都会送几本小说给他。三姐夫的学识有限，所送的小说质量都一般，可即便如此，胡适每次收到新书时也非常高兴。
在胡适心中，为他阅读小说贡献最大的人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叔与胡适年龄相差不多，两人又兴趣相投，所以时常交换彼此的藏书。两个人还经常比赛，将自己读过的小说名称记在各自的小手折上，以便比较谁读过的小说更多。可惜的是后来两个折子都不见了，胡适只能隐约记得自己的折子上已经记了大约30部小说。
再后来，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在他的二哥那里看到一本外国小说的译本，书名叫《经国美谈》。那是胡适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小说，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的文学和文化。所以许多人认为，对胡适在小说阅读方面起着最特殊意义的人，莫过于他的二哥。
很多人看小说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对于胡适来说，小说的意义则没有那么简单和肤浅。他看的小说中，不但有小说，还有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读过的书越来越多，书的质量也由次到好发生着变化，胡适开始明白什么是一流的小说，什么是无意义的小说。在他读过的小说中，有一大部分都是白话文小说，这些小说让他越发感到八股文应当被废，文言文不应成为主流文风，也正是这些小说为他后来推行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从儿时喜欢通俗易懂的白话小说，到大一些后喜欢自由的诗歌，胡适已经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格和爱好，他对自由文学形式的喜爱也渐渐增加。有了吴汝纶选的铺垫，十几岁的胡适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古体歌行，从《木兰辞》和《饮马长城窟行》，到《陶渊明集》和《白香山诗选》，再到《杜诗镜诠》，胡适读过的歌行越来越多，接触到的诗人风格也越来越多。渐渐地，他开始专读古体歌行，再也不碰律诗了。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少年胡适是个有灵性的孩子，读的诗多了，也就渐渐会写诗了。养病期间，他时常会在身体状况好转的时候回学校看看。一次，他回到学校，路过《竞业旬报》社，得知当时的主编傅君剑要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便作了一首送别诗送给傅君剑。
初次作诗，胡适对自己的作品并不自信，在交给傅君剑时还问对方这像不像是一首诗。傅君剑读过，对此诗大加夸奖，可胡适仍不太自信，怕对方只是出于客气，或是不忍伤害一个小孩子的自尊心才出此言。
傅君剑在收到诗的第二天回赠了胡适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傅君剑比胡适年长许多，胡适见他将自己与其并称“天下英雄”，又将自己视为知己，且“友兼师”，心感受宠若惊，立刻将诗小心藏好。
得到傅君剑的鼓励，胡适想要做名诗人的念头就此萌生，并开始将全部精力用于诗歌研究和创作中。再次回到公学的胡适已和养病前全然不同，再不会为了提高算学而趴在床上借着烛光演算，反倒常在数学课上以高等代数课本为掩盖，偷偷翻阅《诗韵全璧》。
1907年春，中国公学组织了一次旅行，目的地是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自古以来，以杭州为题材的诗歌层出不穷，胡适与同学泛舟西湖时也作了一首绝句，但由于不懂诗韵，全诗只押了两个韵脚。当时杨千里先生也在船上，看过胡适所作的诗，为他改动了两个字，读起来虽然意思全然不同了，但诗的节律确实美了许多。此时胡适才明白，作诗可以不遵循对仗，却不能不押韵，为了押上韵脚，诗的意思也可适做更改。
因为只读歌行，偶尔读些绝句，初学作诗的胡适一直不敢作律诗。作诗一年之后，胡适才开始试着作些律诗送给朋友，请他们雅正。作了几首律诗后，胡适发现原来作律诗是最容易的，不需在意内容，也不需在意情绪，只要押得上韵脚，对得齐对仗，就作得成律诗。
1907年6月，胡适又一次脚气病发。按照徽州人的习俗，若是有人在外地得了脚气病，必须立刻返乡，只要船一到钱塘江上游，病症便会渐渐减轻。于是，胡适也遵循着家乡的习俗回了家。
顺弟见到胡适回来，自然非常高兴。胡适的心里也很高兴，他年幼丧父，之后便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他生命中，最亲近、最敬重的人便是他的母亲。
在家中休养了两个多月，胡适的身体有了好转，便又动身返回学校。这次返校后，胡适不但会作诗，还与几名同学开始接触诗词翻译，试着将自己喜欢的英文诗以中文诗词的形式翻译出来，或将自己喜爱的中文诗词翻译成英文。他“少年诗人”的名号也就此在校园中传开了。
胡适在自传中承认，正是在养病的那段时间，他开始走上文学史学的道路，并从此一条路走下去。虽然中途也曾试着折返回自然科学的道路上，但对文学、史学的强烈兴趣驱使着他一再向前，令他无法抗拒这股强大的力量。1908年，《竞业旬报》复活，却因没了主编而陷入了混乱。于是《竞业旬报》复活后的第四个月，胡适接过了主编辑之职，开始负责整个报纸的内容，他的小说也继续开始创作。
一边写小说，一边写论说，一边写新闻，一边负责报纸的编辑。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胡适几乎独揽了《竞业旬报》的所有内容。虽然辛苦，但胡适乐在其中，他认为若是没有《竞业旬报》，他就不会有这种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也不会有这样让他锻炼白话文的机会。这段时间里，报上出现的“铁儿”、“铁”、“蝶儿”、“适庵”、“骍”、“冬心”等笔名其实都是胡适一个人。
胡适如此辛苦地工作，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胡家的生意惨淡，经济状况变得很差，所以他必须自己赚取生活费和饭钱，还要从中抽出一部分钱寄回家里补贴家用。刚刚接手《竞业旬报》主编一职时，学会每月会支付他10块钱的工钱，并且免费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然而没过多久，学会的收入日渐减少，胡适的工钱也就越来越少了。
过度的操劳令胡适又一次病了。主编身体状况不佳，加之报社经济拮据，人手又不足，最后，《竞业旬报》还是停刊了。胡适的小说也没有再继续写下去。在第四十期《竞业旬报》上，胡适以“铁儿”的笔名刊登了这样一篇《铁儿启事》：“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竞业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
多年以后，胡适对于自己少年时期写的那些文字早就记不全了，他想看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于是请身边的朋友们帮忙搜集全份的《竞业旬报》。朋友们都很热心地帮他的忙，可找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没能搜集全，这件事便成了胡适一个小小的遗憾。
5．任教新公学
在《竞业旬报》时写的那些文章，到后来，胡适已无法记起全部的内容，但他还能记得自己当初曾以一种“卫道”的口吻在《无鬼丛话》中写道：“《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欺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或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疱皇帝，混帐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其好詈人哉？”
胡适还曾发表过一些有关教育的文章如《敬告中国的女子》（续二）《姚烈士传》《论家庭教育》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出国家的落后主要是因为教育的落后，只有努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让国家变得强大。他还提出，应该开办女子学堂，让女子读书，因为女子以后要做母亲，而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子女的教育有着重要意义。他说：“投资本而得利，未有若教育之厚者也。”
胡适的爱国主义思想此时已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他也将自己的这种思想写入了他的文章中。他在《爱国》一文中向人们反问：“我们的祖国保护我，教育我，我们倒可以忘记了他吗？倒可以不爱他吗？所以我第一句话就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他指责当时有太多的人数典忘祖，糟蹋了他们的祖先，希望国人能快些起来救国。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也进行了批判。
除此之外，胡适也对一些封建思想和制度进行了批评，反对包办婚姻，反对不近人情的承继。由于《竞业旬报》所刊登的内容都是宣扬新思想，且是用白话文所作，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8年9月，中国公学中爆发了一次学潮，引发学潮的原因是公学的体制发生了变化，由共和制改为了董事制。胡适刚入中国公学时，学校是一个提倡民主共和的学校，校里的大部分人既是学生，也是教员，同时又是学校的创办者。学校的职员都是大家共同选举出来的，校内一切事务都由学生做主，章程也由学生们共同商定。
学校的组织分为“执行”和“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包括教务干事、庶务干事和斋务干事，这些人都是学生，并且都是由评议部经过讨论，最终选举出来的人。执行部的每位干事都有一定的任期，期满之前需要受到评议部的监督，若是他们做得不好，不对，评议部便可以将他们弹劾，然后另选他人。
评议部的人也都是学生。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每个班的班长和每个寝室的室长，在学生当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和威信，并且头脑清晰，口齿伶俐。评议部的人经常开会讨论事情，胡适刚入学时因为年纪太小，不够参加他们的评议会，于是便在他们开会时站在门外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学校中也有类似的组织，叫自治会。如今听了评议会成员们激烈的辩论，胡适不由得感叹，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简直就是儿戏。
中国公学成立的初衷便是要建立一共和民主的学校，校园中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明确的职员与学生之分，一切需要决策和讨论的事情都交给评议部。然而这种愿望在当时过于理想化，学校成立还不到9个月，一些发起这一提议的留日学生就离开了学校，而像胡适这样通过考试进入中国公学的学生反而增加了许多。
新入学的学生不曾留过洋，也没有接触过太多关于民主共和的理念，很多事情都不懂得如何实施，想要继续以民主共和的原则办学校变得越发困难，加之办学资金需要向清政府申请，而清政府又一直对共和制度抱有怀疑，不愿给他们拨款，最后，公学的办事人做了一个决定，将学校章程从民主共和制度改为董事会制度，学生不再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规章制度也不再由学生自己制定。在新的章程中，评议部被取消，改由董事会对公学的干事进行选举和监督。
第一年，中国公学请了许多名人担任公学的董事，张謇、熊希龄等知名学者都在其列。第一年担任监督一职的是著名书法家郑孝胥，第二年，郑孝胥辞职，接替他的是近代江西派词人夏敬观。由于这两位都属于文人墨客，平日很少来学校，并没有真的实施监督之责，学生们对此事也就没有很激烈的反应。真正激起他们强烈反对的，是经学校聘用的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未经他们同意便更改了校章一事。
学校聘用的教务长、庶务长和斋务长原本也和其他学生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负有同样的义务，制度更改之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便开始与其他学生不同起来。在学生们的眼中，他们无权私自修改校章制度，于是他们自发成立了校友会，与3名干事就修改校章一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交涉，终于使干事们同意了“校章应由全体学生修改”的主张。
干事们的妥协让学生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立刻开始修正各种草案，制定了一本新的校章。然而，当他们满怀希望将新校章递交给干事们后，干事们却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这本新校章。学生与干事双方又开始了长期的交涉，令学生们没想到的是，就在1908年的校友会报告上，监督突然发出布告，称学生没有权力制定校章，严禁学生再以校友会的名义举行类似会议，并对学生代表朱经和朱绂华给予了退学处分。
校方的这一行为彻底惹恼了学生们，布告发出的第二天，全体学生签名罢课，并在操场上开大会。学生们的抗争没有换来校方的退让，而是换来了罗君毅等7人的开除处分。学生们更加气愤，决定以更激烈的方式与校方对抗到底。他们不接受校方董事的调解，也不害怕学校施加给他们的压力。最后，他们决定退学，另创新校，就像中国公学刚刚创办时那样。
学潮闹得正凶之时，胡适因为时常请病假，入学时间又短，算不上主要参与者。他在学潮中所做的，只是为大会做记录和写宣言之类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他也被学校列入了劝退名单中。
退学后，胡适跟着其他同学一起搬到了位于爱而近路庆祥里的新校舍。大多数学生的家境都很一般，没办法一下子就拿出很多钱，有些学生虽然家中比较富裕，可办学的事得不到家里的支持，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拿出太多钱来。为了能将学校办起来，学生们纷纷当掉或者变卖自己的东西，有些学生连身上的绸衣都当了。
就在他们退学之后还不到10天的时间里，一所名为“中国新公学”的学校成立了。朱经、李琴鹤和罗君毅被推举为新公学的干事。至于教员方面，虽然一些旧教员愿意到新公学任教，可由于经费不足，能请到的教员人数还是太少，无法承担起一百六七十名学生的教学工作。在教员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教务干事李琴鹤找到胡适，问他愿不愿意做低年级的英文教员，每星期教30点钟的课，月薪80元。
胡适明白，这些年里，全靠二哥将胡家分得的一点小店业逐渐做大，胡家才过上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可是如今，胡家的店业出现了亏空，而且生意越来越不好，胡家的经济情况也每况愈下，想要养家，他就必须有一份薪水相当的工作。在《竞业旬报》做主编，一个月只有10元钱，虽然可以吃住在报社，省下食宿费，可想要以这点钱来养家糊口却是不够的，更不要说继续求学了。
相比之下，中国公学的薪水要高得多，虽然李琴鹤告诉胡适，自家的同学做教员，薪水是不能全领的，总是要欠着一部分。可一想母亲还要靠自己赚钱来养家，胡适最终接下了这份工作。
就这样，胡适一边继续为《竞业旬报》做主编，一边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对于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年来说，每天备课、讲课、批改作文卷子是件很辛苦的事。更何况他还身兼着《竞业旬报》主编一职，又要撰稿，又要做编辑，生活越发得忙碌了，但胡适从未抱怨过一句，反而感到了充实。
有句话说得好，作为老师，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为了教好学生，胡适更加刻苦地学习英文，被他教过的学生中，有一些竟然在后来成了有名的人物，这让胡适感到自己的辛苦确实没有白费。他说，可惜那些学生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他可真“抖”了。
6．去美国求学
《竞业旬报》停刊后，胡适便住进了新公学。因为无力支付房捐和巡捕捐，新公学时常受到收房捐和巡捕捐的人的欺负，同学们为了坚持下去，纷纷拿出自己的生活费，凑到一起借给学校用。为了坚持，学生们都非常发奋地学习，成绩也一直都不错。
从内地来到上海的学生们听闻了两个公学的事情后，都对新公学更多一些好感，所以不断有新学生加入新公学。还有很多学生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房间补习，等待招考，也不肯去旧公学报名。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公学的创办者更加担忧学校的经费无法支撑这么多新学生。同时，中国公学也在担忧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公学会招不到新学生。
最后，两所学校经过协商，决定并校。并校的条件是，旧公学需要接受新公学中所有愿意回去的学生，必须承认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并且负责清偿新公学的全部欠款。
新公学解散后，胡适并没有回旧公学的打算，而是想在上海找些其他的事做。可具体做什么，他的心里还没想好。怀揣着新公学发给他的两三百元欠薪，胡适搬进了一位德国朋友隔壁的房子里。后来，他在华童公学找了份教员的工作，负责教小学生国文。
胡适的这位德国朋友叫何德梅，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何德梅曾在新公学做过教员，他很聪明，广东话、上海话、官话都说得很好，又非常喜欢中国人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就与新公学的年轻人们成了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何德梅是一个非常贪玩的人，胡适年纪尚小，内心又刚好处于迷茫期，与何德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便开始跟着他变得贪玩起来。
胡适说自己“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一天晚上，喝得大醉的胡适独自雇了辆人力车回家。他一上车便睡了过去，等他再睁开眼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睡在巡捕房里。看守他的巡捕告诉他，他前一天晚上打伤了一名巡捕，所以他们将他关在了这里。胡适缓了缓神，发现自己的旧皮袍上全都是泥。他感觉自己的脸有点疼，用手一摸，才发现脸上有破皮的疤痕。
后来，胡适被叫了出去。从一位满身污泥的巡捕口中，他大概了解到了自己前一夜对那个人做了什么。一一回答了巡捕的审问后，胡适被告知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胡适向巡捕要他的东西，巡捕递给他一只皮鞋，一条腰带，却没有给他之前穿的马褂。
虽然完全记不得夜里发生过的事，但胡适大概猜到了一些，他知道自己应该是遇到了贪心的车夫，偷了他的钱，又剥了他的马褂。想到这里，他突然有些后怕，自己当时不但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就连意识都完全不清醒，若当时遇到的是残暴的匪徒，自己怕是早就没命了。
回到住的地方，看着自己狼狈的模样和身上的伤痕，回想自己这段日子以来的表现，胡适突然感到非常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心里懊悔极了。当天，胡适向华童公学递交了辞呈。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有辱学校的名誉，另一方面，此时的胡适突然想通了一件事，自己不要再继续教书，而是要继续求学。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应“赔款”给八国联军本息共计约9.82亿两白银。1908年7月11日，美国政府在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再三建议下，同意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并于同年10月28日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1909年，美国开始退款，于是清政府有了第一批留美官费生。
胡适从华童公学辞职时，刚好是第二批留美官费生招生的时候。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有一位室友叫许怡荪，此人是他的同乡，和他交情较好。许怡荪极力劝胡适参加考试，胡适心里也有这个打算，但同时他心里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主要来自于经济上：他要为母亲筹生活费，要还一点小债，还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这些钱加在一起不是个小数目，胡适有些担心自己没办法一边专心复习，一边赚到足够的钱。
许怡荪主动提出会帮胡适想办法，并且真的为胡适筹到了一些钱。此外，胡适一位朋友的父亲和他的一位族叔祖也在资金方面给予了他支持。解决了资金困扰后，胡适开始闭门温书。随后，他跟着二哥北上，在二哥的好友杨景苏先生的指点下专心备考。
胡适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也是一个很坚决的人，一旦定了目标，就会毫不松懈地向着目标努力。在北京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读书，除了读书，没有任何事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为了节省开销，胡适住进了杨先生为他安排的正在建设中的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舍里，按照杨先生的指点，先读《十三流经疏》，再读汉儒的经学。
留学考试要先考国文和英文，考生及格之后才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科学考试。考试当天，胡适担心考不上会被熟人笑，于是没有用他在学校里的学名，而是第一次用了胡适这个名字。
国文的考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一时异想天开，在文中乱谈了一通考据，以此说明规比矩出现得要晚。答完试卷，胡适内心有些忐忑，没想到成绩出来之后，他的这篇杂论竟然得了100分。之后的英文考试，胡适的成绩不算高，只有60分。但因为国文和英文算在同一场考试里，所以他头场的平均分是80分，排在了第十名。第二场考试的内容包括各种西洋科学。这些科学胡适之前都没有专门学过，只是在考试前特意去学了些，所以考的分数也不高。
第二场考试取前70名送去留洋，胡适排在第55名，虽然不高，但总归是入选了。杨先生很高兴，借了些路费，送胡适去上海找节甫族叔祖。节甫族叔祖得知这一消息后，也非常高兴，告诉胡适出去后不要太担心家里，好好读书，家里有他照应，他会在每年必要的时候替胡适寄些钱到家中。
胡适一直说，若是没有身边的这些好心人，他既不可能北上，也不可能有机会出国。他不知道在国外有什么样的世界在等着他，但他已下定决心，一定要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努力学习。
按照第一批留美官费生的出国流程，学生通过考试后会先在国内学习一年半载，然后再由清政府统一送到国外。可这一次流程却变了，考试通过的学生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准备，之后就要立刻被送往国外。
胡适筹到了经费，简单地交代了一下身边事，便匆匆地跟着其他的学生们一起离开了。对胡适而言，没能在出国前回家探望一下母亲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