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尘封已久的往事
1．母亲的童年
光绪十五年（1889）农历五月初九，天空中飘着小雨，一户冯姓的农家嫁出了家中唯一一个女儿。
这家的男主人名叫冯金灶，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小时曾被太平军掳走，在军营中吃了不少的苦，还被他们在脸上刺下了“太平天国”四个字以防逃跑。太平军见他能吃苦，又实在，渐渐对他放松了一些警惕，他便找准机会从军营中逃了出来，一路躲躲藏藏，最后回到了故乡。
回到满目疮痍的故乡，冯金灶打起精神，找出曾属于自家的荒田，开荒种地，打算重建家园。
为了生活，冯金灶还时常帮助其他人家种田，并利用在军营中学到的裁缝手艺赚点钱。他为人忠厚，手艺又好，渐渐在附近的村落中有了点名气，很多人都愿意找他做活，称他金灶官。就这样，冯金灶凭着自己吃苦耐劳的性格和精湛的手艺在故乡落了脚，最后竟然也盖起了间小房，娶了妻，生了子。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儿，冯金灶为她取名顺弟。此时，冯家开始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
冯金灶回乡后便一直有一个心愿：在被烧毁的老宅处重建一座新宅，于是他一有空便去河里挑石头，用来做新房的地基。挑石头是件很辛苦的事，然而对冯金灶来说，最难的并不是挑石头，而是家里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木料和砖瓦。想要全家住进新房里，不知还要等多少年。
一转眼，顺弟长成了17岁的大姑娘。在旧时，女子十三四岁便应定亲了，可是冯金灶总担心女儿嫁得不好受委屈，不肯轻易将她许配人家，总想找个老实本分的读书人当女婿。不过，很长时间都没给女儿寻到一个合适的人家。此时的金灶才开始有点着急了。
就在冯金灶后悔自己耽误了女儿的幸福时，上庄的星五嫂找到了他，说有意给顺弟做个媒，向他要顺弟的八字，而她要为顺弟说的人家不是外人，正是她的侄子胡传，人称三先生。
星五嫂说，三先生之前娶的妻子年纪轻轻便病死了，给他留下三儿三女。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三先生一人在外做官，身边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请她帮忙寻一户庄稼人的女儿，一来这样人家的姑娘身体会比较硬朗，能够一直陪他到老，二来这样人家的姑娘自小吃得苦，能过日子，也能帮他打理家事。
金灶对星五嫂的提议起初是拒绝的。他知道三先生这个人，虽然有名有望，但已经四十有七，家中的长子长女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大上好几岁，他不忍心让女儿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当后娘。可又听星五嫂劝了他一阵，他却也觉得她说得句句在理。女儿毕竟年龄大了，想找个相当的未婚小伙子太难，三先生是个好人，嫁给他，至少比较放心。
金灶答应星五嫂回去和妻子商量，然而他一开口就遭到了妻子的反对。他的妻子说宁可养女儿一辈子也不让女儿嫁过去。金灶劝不过妻子，最后只得把决定权交给顺弟。
顺弟只在3年前的上庄庙会见过三先生一次，那是一个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的人，所以她也没敢多看，只听得姑妈在耳边告诉她，三先生在北边做官，那边环境非常艰苦，非常难熬，一般人待上几个月就已经受不了了，可三先生却在那边一待就是几个年头，风吹日晒久了，脸就成了这副模样。
三先生的威望很高，听说他要回家乡过年，上庄的人们都十分紧张。以往的庙会一向非常热闹，商户们都想着法地弄出些新花样引人注意，戏班子也总会尽量挑些热闹的戏去演，支起“台阁”。可是三先生一回来，这些花样都不得以施展，庙会也就显得冷清了许多。三先生的回来也令那些做不正当生意的人格外忐忑，八都的鸦片馆早早就关了门，赌场也都不敢开了，生怕受三先生的处罚。
虽然三先生没有亲自参加庙会，可遵了三先生的意，戏班子还是选了六出“正戏”，也没有搭“台阁”。
庙会过后，三先生出现了，周围的人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路，并且恭敬地称呼他“三先生”。三先生从顺弟身边经过，径直向前走去，他身边的月吉先生因与顺弟的姑妈同路，于是走过来与姑妈打招呼，并与她们同行。
顺弟当时14岁，脸蛋圆圆的，还有点雀斑，看起来并不是很漂亮。然而她脑后拖着的那条长及地面的辫子却引起了月吉先生的注意。月吉先生只看了一眼，便连称顺弟是贵相，又问这孩子是否已许了人家。顺弟听到后立刻害羞地拉着弟弟逃走了。
顺弟对三先生的印象，便只有那一身威严。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从来没有想要做官太太的念头。可是一想到自己嫁过去能帮衬家里，家里的新房就有指望了。于是，她抬头看了父母一眼，便红着脸低下头，说自己愿听父母做主，又说男人47岁也不算太大。
顺弟的母亲以为女儿因为想当官太太才同意这门婚事，心里有些生气，她不愿让女儿嫁给别人当续弦，于是故意在庚帖上写错了顺弟的生日和时辰，递给了星五嫂。星五嫂又将顺弟的庚帖拿给了月吉先生。
顺弟的母亲没想到，月吉先生曾给顺弟算过八字，并且记住了她的八字，所以一眼便发现庚帖上写的生辰是错的。月吉先生更正了庚帖上的错误，又将两人的八字排在一起，刚好相合。于是告诉星五嫂，这个姑娘配得上三先生，可尽快请冯家开礼单，准备下聘。
3天后，星五嫂到冯家表明来意，并对冯金灶夫妇说了事情经过。冯家夫妇见事已至此，只好同意并下了礼单，之后又将3月12日定为迎娶之日。婚礼是按照乡村习俗办的，婚后不久，三先生拜见过岳父岳母后，便带着顺弟去河南上任了。
2．早期的胡家
三先生本名胡传，字铁花，号钝夫。胡传原名胡守珊，故一字守三，后来便被人们称为三先生，是民国著名学者胡适之父。胡家祖籍安徽绩溪上庄，以卖茶为生，是徽商之家。徽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之一，以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本性受世人尊敬。自古徽商都非常讲道义、重诚信，胡家也是这样的一户人家。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胡家也秉承了徽商的传统，教育子女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得喜好奢靡荒淫，要多读书，提高个人文化素养。
到胡传这一辈时，胡家全部的开销都来源于两个茶店。这两家店中，一家开在上海黄浦江对岸，是早年间由胡传的太爷开起来的，另一家也开在上海，由胡传的父亲胡奎熙所开。为了照顾生意，胡奎熙经常往来于安徽和上海。
胡传身为家中的长子，很早便开始帮父亲分担业务，他的五叔星五先生见他自幼聪慧，勤奋好学，于是向他父亲提议，将他送到外面读书，免得耽误了他的前程。胡奎熙听过五弟的提议，觉得此言有理，便在胡传17岁那年将他带去了上海。
到上海的第二年，胡适通过了上海县试。第三年，他又通过了松江府试。胡传20岁那年，太平天国军队攻进了绩溪县，胡传带着全家开始了5年的逃难生涯，他的第一位妻子就是在这次战乱中殉节的。1864年，战乱得以平息，胡传又开始准备考试。1866年，25岁的胡传终于考中了秀才，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他接连参加了几次省试，却没有一次考中。
1868年，胡传入上海龙门书院就读，学习经史。在此期间，他发现自己一直所学的东西不适用于治世，于是转变了学习方向，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和古代军事地理。
走出龙门书院后，胡传在家乡做了11年教书先生，其间再次娶妻。胡传的第二任妻子先后为他生了三儿三女，随着家中人口越来越多，一家人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于是胡传向一位亲戚借了一笔旅费，决定北上京城谋份差事。
胡传没能在京城找到差事，幸而他在京城有两位亲友，在他们的介绍下，他决定继续向北，去边境试一试。胡传怀揣一份介绍书走了整整42天，终于到达北方，找到了朝廷派去处理边境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澂，并自告奋勇与其一起去解决中俄边界纠纷。吴大澂问胡传为何有此请求，胡传说，自己对古代军事地理颇有兴趣，希望借此机会对北方的地理进行研究。吴大澂同意了胡传的请求。
胡传肯吃苦，跟着兵士们“夜则宿岸侧，以斧伐薪，群烧火以自暖，凿冰取水以饮，烘干粮以食，各卧爬犁中。冷不可耐，则各出所带高粱酒饮而暖之，或向火以待旦”，从不报怨。
1882年，胡传被派往宁古塔与珲春交界的原始大山进行地理和人口考察。山中风雪交加，环境恶劣，地形复杂，胡传认真观察和记录山中的每一个细节，结合他所拥有的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写下了调查笔记《十三道嘎牙河纪略》，交给吴大澂。此事之后，吴大澂更加看重他，于是找了个机会特别向朝廷保荐胡传，称此人“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材，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于是，胡传得到了候补知县的职位。
胡传很珍惜这个机会，是以做官期间任劳任怨，一心为国。他为人正直，又有智慧，负责东宁三岔口招民垦荒之事时，他了解农民的生活现状，懂得农民的心理，于是推行了免收垦民一年押荒钱的政策。政策一出，不但当地的农民争相参与，就连乌苏里江以东的土人和山东、辽南没有土地的农民也都特意赶来。
胡传还在他所撰写的《东北三省海防札记》中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开枪炮之禁，实行全民皆兵、征收盐税补充军饷开支不足等多条政策。政策变好了，来此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的外来人口也让原本荒凉的区域有了人烟，被开垦的荒地数量骤增。渐渐地，原来的荒地变成了农田和村落，集市也发展起来了。
一次，胡传与一队人去山中考察，意外地在大森林中迷了路。他们被困在森林中3天，身上的粮食都吃光了。就在大家即将绝望的时候，胡传提出顺溪流而寻路，理由是大多数溪流最后都会流到森林外面，沿着溪流而走，就有很大机会能够走出森林。胡传在前面走，其他人在后面跟，最后，他们果然走出了森林。
胡传在东北任职长达四年五个月，后因母亲过世，才匆匆赶回故里。为母守丧期满后，胡传又去投奔吴大澂。吴大澂将胡传派往海南岛考察民情，以便日后作为开发海岛的借鉴。胡传接下任务，对海南岛周围地理特征、气候、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这些资料为后来的地理学者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888年，郑州一带的黄河决口，胡传听闻吴大澂被派往郑州任河道总督，立刻前去帮忙。河道治理结束后，吴大澂再次向朝廷保举胡传，使胡传成为直隶州候补知州，一有空缺，立即上任。
胡传的仕途越发顺利，家庭生活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第二任妻子玉环早在他37岁那年就病逝了，留下的六个孩子自他离开后一直交给亲戚照顾。如今，他的生活渐渐稳定，他决定续弦，并嘱咐家人，这一次一定要找一个庄稼人家的女子。
1889年，47岁的胡传娶了伯母为他选中的农家女顺弟。婚后，由于任期未满，胡传便带着新婚的妻子回了河南。结婚第二年，胡传的任期满了，需要由朝廷抽签进行新的分配。抽签的结果为江苏候补，于是胡传又带着妻子去了江苏等了两年，最后终于等到了一个上海“淞沪厘卡总巡”的职位。也是在同年，顺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胡传的子辈都是“嗣”字辈，于是胡传为这个小儿子起名为嗣糜。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著名的学者和诗人胡适。
刚嫁入胡家时，顺弟的日子很不好过。对于孩子们的苛刻，顺弟一直容忍着。直到离开这个复杂的大家庭，过上三口之家的生活，顺弟的心里才渐渐感到了轻松。胡传虽然平日严肃，但对她却很好。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曾这样描述母亲随父亲去上海后的生活：“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亲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
经过几次迁职，胡传的名字在官场中已颇有威望。1892年，朝廷决定将胡传调往台湾，任“全台营务处总巡”，这一去就是4年。4年里，胡传与顺弟聚少离多，与胡适相处的时间也变得少了。
3．父亲的离世
胡传刚一到达台湾，便被安排了繁重的公务。首先，他被派去协助台湾巡抚视察全岛的军务。他用了6个月将台湾全岛的军事防御仔仔细细视察了一遍，从恒春到沪尾，再到台东、花莲、宜兰，就连最远的外岛澎湖都去过了。他每日都仔细地记录了军事防御的情况、将士情况、操行成果等。兵士们枪法生疏、军队久不训练、武器落后等情况都让他感到很担忧。
在《台湾日记与禀启》中，胡传指出，想要保护台湾岛的安定，一定要加强军队的训练。他还指出，台湾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使它具有易攻难守的特点，所以只靠在陆地驻守是不够的，必须要加强水路防御，购买炮舰，并且训练一支出色的水军。胡传将这些建议上报给他的上级，上级对此非常重视，称赞他有军事头脑。
在《台湾日记与禀启》中，胡传还提出爱民的主张：“淡、新东境，内山新旧设防各堡，全不顾山川形势是否便利，军营声援是否联络，专务保守茶寮、田寮、脑寮，为自私自利之计。无论尺土寸地，一户一民，均须设兵保护，国家无此兵力，无此政体。无论此等零星单弱之防勇，断断不能堵御凶番出草杀人。”
1893年，胡传当上了台东直隶知州，兼领台东后山军务。同年3月，他将胡适母子接到身边，又过上了三口之家的日子。
顺弟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女，胡传教她认字时，会用楷体将字写在一张张正方形的红纸上，然后一个个教她认读。胡适降生后，胡传便把以前教顺弟识字的纸再拿出来教胡适认，顺弟则在一旁一边做助教，一边温习。胡传忙得顾不上教儿子识字的时候，顺弟便学着他的样子，拿纸直接教胡适认。离开台湾时，顺弟认识的字已经大约有1000个，胡适认识的字也有700多个了。
清朝末年，日本展开了对中国蓄谋已久的侵略活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兵力上悬殊的差距使清政府一败涂地。胡传为了妻儿的安全，派人将他们送回绩溪家中，自己则留在了台湾，率领将士们抵抗外敌。
1895年，清政府派出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达了台湾所有文武官员都必须撤离台湾的命令。
胡传所守的位置为台东后山，电报不通，粮饷断绝，以至于直到1895年4月27日，他才接到撤离台湾的命令。此时的胡传已染上了严重的脚气病，双腿浮肿，左脚不能走路，行动非常不便，本应尽快到安静之处就医休养。然而他经过台南时，却遇到了被台湾人民推为抗日统帅的原台南守将总兵刘永福，被其拉住不肯放行。
刘永福看重胡传的军事才能，求他留下一同抗日，胡传不好推辞，于是暂且停止撤离，协助刘永福进行军事规划。然而，他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由左脚不能行动发展为双脚都不能行动，刘永福见状，知道无法再留他，便允许他回去了。
胡传在同行人员的搀扶下终于登上了回家的船。一路上，他的病情越来越重，手也不能动了。最终，他还是没能撑到回家。船到厦门之后，他便病故了，享年55岁。
胡传病逝的消息传到家中时，胡适还很年幼，只有3岁零8个月，所以他对于父亲的死讯记得并不是很清。他只是隐约地记得母亲在听到父亲的死讯时突然整个人向后仰，连同坐着的椅子一起倒了过去，一时间，满屋子都是悲恸欲绝的哭声。那一年，顺弟刚刚23岁。
胡传在写给顺弟的遗嘱中说，糜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胡传也给胡适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嘱咐他长大后要努力读书。等到胡适长大一些，顺弟将字条拿给他看，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亲手写给他的，胡适读过后，深受鼓舞。
胡适11岁时，家中只剩下二哥和三哥。胡适的二哥和三哥是一对双胞胎，二哥大一点，如今胡家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他的手中，胡适母子需要用钱时，都要必须向他申请，看他的脸色。按照胡传的遗嘱，胡适应该上学了，可是胡适的二哥并不情愿在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上花钱，所以胡适母子不主动提出，他也假装不知道。
一天，顺弟终于忍不住，对胡适的二哥和三哥说：“糜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胡适的三哥听了，冷笑了一声说：“哼，念书！”他二哥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冷着脸不作声。但是两年后，他还是同意让胡适去上学了。
4．学堂“新人物”
胡适13岁时才正式去学堂读书，但事实上，他的母亲一直都十分重视对他的教育。不满3岁时，胡适跟着父母学认字，学得很快。被母亲从台湾带回到家乡时，胡适虽然只有3岁零几个月大，却已认识近1000字了。他的母亲见他如此好学，又有天赋，便将他送到了他四叔的学堂里。刚入学堂时，由于个子太小，他总要很吃力才能爬到高凳上坐好。
胡适的四叔公介如先生开了个学堂，学生只有两名，一名是胡适，另一名是四叔公的儿子嗣秫，比胡适大几岁。嗣秫比较贪玩，只要父亲不在身边，他便会偷偷跑出去玩。恰好介如先生是个绅董，平时事情较多，时常被人邀走，很少留在学堂里，他的母亲又对他非常溺爱，从来不管他，所以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外面玩，只留胡适一人在学堂里。
介如先生会在每天出门之前给两个孩子“上一进书”，让他们自己读，就像现在学校里的自习课一样。这样的课嗣秫是没有兴趣的，往往介如先生前脚刚出门，嗣秫便后脚溜出了学堂，不知去哪里玩了。天快黑时，介如先生会回来一趟，检查孩子们的功课，在孩子们习字的纸上圈点一番，等到放学再离开。介如先生给他们留的自习内容很简单，即使只是突击看一会儿，被检查时也几乎不会出现纰漏。嗣秫找准了时间，每天都是约莫着父亲快回来了才返回学堂，装模作样地温一会儿书。胡适倒是比较有耐性，在学堂里一坐就是一天，直到天黑。
后来，介如先生被调去颍州府阜阳县做训导，不能再继续经营学堂，便将学堂交给了族史禹臣先生。自此之后，学堂才有了些正规学堂的样子，学生也多了起来。
学堂里最先增加的3名学生中，有两名是守瓒叔的儿子嗣昭和嗣逵。嗣昭大胡适两三岁，也是个聪明的孩子，若是用心读书，定能读得不错。可他却偏偏不愿意去学堂，一有机会就要逃学。逃学之后，家是不能回的，于是嗣昭便将自己藏进麦田或稻田，既可以稍微挡一些风寒，也可以免得一下子就被找到。
起初，胡适不明白嗣昭哥哥为什么宁可跑到外面挨冻挨饿也不肯读书，直到长大之后，胡适才明白，嗣昭哥哥会逃学，其原因之一是他所生长的环境造就了他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使他每次念书时都因改不了口音而被先生责罚，不是吃戒方，就是被弹得头上都是包，这就难怪他不愿意去上学了。许是因为有过这些经历，胡适在日后从事教育事业时，才更明白传统教学的弊端。
嗣昭不愿意上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学堂里的课程太枯燥，他不愿意接受死板枯燥的教育，不喜欢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读着没有韵律的“之乎者也”。其他学生也是一样，他们想知道自己每天念的背的文章是什么意思，可先生却又因为学金太低，懒得给他们解释文章的意思。久而久之，学生们越来越不喜欢学习了。
禹臣先生对待学生比较严格，常常让年龄最大的嗣秫去把逃学的学生找回来。逃学的孩子回到学堂后，是一定会被先生毒打的，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会逃学。他们逃得越凶，先生就打得越厉害。先生打得越厉害，他们就逃得越凶。如此成了恶性循环，先生自己却浑然不觉，从不去思考如何能让学生们心甘情愿地回到学堂里。
胡适没有挨过打，也没有感觉读书有多枯燥难熬，因为他很聪明，而且学习刻苦。他的母亲见他十分好学，便想让他多学些知识，特意付给先生额外的学费，请先生多为他讲解。其他孩子每年的学费只有两元，胡适第一年的学费却是6元，而后每年都在增加，到最后一年时已经达到12元。先生多收了学费，讲起来也格外仔细，大到一句话，小到一个字都为胡适解释得清清楚楚，直到胡适弄懂为止。
在母亲的督促下，胡适每天都是天刚亮便起床，然后穿好衣服去上学。几乎每一天他都是第一个到达学堂的人，甚至比先生还要早。所以他通常会先去先生家取钥匙，开了学堂的门，安静地在学堂里念书。等到先生到了，他将生书背给先生听，之后才回家吃饭。
在清朝，《三字经》《千字文》和《百家姓》被称为蒙学经典，一般的学堂都会从这三部典籍开始教，另让学生们学一些类似《神童诗》的书籍。胡适的识字量已不需要“破蒙”，所以刚入学堂时，介如先生没有让他念这些书，而是直接给了他《孝经》《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后来换了禹臣先生，胡适手中的书便变成了《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书。因为认的字比较多，胡适有时也会帮其他孩子认字，顺便看一看其他孩子手中他没有读过的书。
胡适刚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比其他孩子多学了什么，直到有一个孩子偷看了禹臣先生代笔的家书，却看不懂“父亲大人膝下”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去问他时，他才明白自己学到的东西确实比其他孩子多得多，也明白了只念古文却不讲解等于没念过的道理。
后来，胡适的二哥和三哥在上海念了新学堂后，便开始反对“八股文”，并嘱咐家里的先生不要教胡适做八股文，也不要教他策论经义，只要给他讲书就好。可是学堂里教的书越来越难懂，有些文章胡适读了很多遍仍然读不熟，更不要说读懂了。读《盘庚》时，胡适还挨了他自读书以来唯一的一次打。
胡适小的时候也被人起过绰号，叫“糜先生”，因为他小时候从来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疯闹，看上去非常稳重端庄，俨然一副文绉绉的教书先生的模样。家乡的老人们见了，觉得这孩子一看就能做学问，便叫他“糜先生”。
胡适不和其他的孩子疯闹，主要因为他的身体过于虚弱。在台湾的时候，他曾连着病过大半年，伤了太多元气。回到家乡时，他虚弱得连高一些的门槛都迈不过，自然更是没有多余的力气跑到外面和邻家的孩子打闹成一片。加之他的母亲对他管教严格，不许他在外面像个野孩子似地到处乱跑乱跳，所以大多时间，胡适都待在家里。
有些大人叫胡适“糜先生”其实带着半开玩笑的意味，可胡适却对这个称呼很认真。自从“糜先生”这个绰号在家乡流传起来之后，他便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认为自己的言行举止一定要有些“先生”的样子。
在人们的印象中，小男孩一向是淘气的，不安分的。幸而胡适生性不是很活泼好动，也没有在幼儿时期养成疯闹的习惯，所以对其他孩子们的游戏并无大兴趣，对于在家中安静读书的生活却很习惯。不过沉稳归沉稳，孩子的心性还是有的。有的时候，胡适走出家门，看到旁边的小孩子在玩掷铜钱一类不那么剧烈的游戏，也会凑到跟前看，或者跟着他们玩。然而他却是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一玩起来便十分投入，对周围的环境不管不顾。但凡有长辈从旁边路过，玩笑地问他“糜先生也掷铜钱吗”，他便会感到非常羞愧，认为自己失了“先生”的身份，而后也就没办法玩得尽兴了。
胡适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除了读书和写字，他几乎没有做过其他事情。难得的娱乐活动，便是在十一二岁时和同学组过一个戏班子。那时，其他男孩子都喜欢拿着木刀竹枪之类的东西比比画画，扮演大将，胡适却只演文角，从不舞刀弄枪。难得扮演过一次武生，却还是个被人一箭射倒的史文恭。
胡适把童年中最多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他一生之中读到的前两篇文章都出自他父亲胡传之手。第一篇是题为《学为人诗》的四言韵文，是胡传生前亲笔所写，其中表明了胡传对做人之道的理解。第二篇是名为《原学》的韵文，讲的是有关哲理的内容。因为内容过于深奥，当时的先生讲解不了，所以胡适只当它们是普通的读本，会念，但不懂。等到他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时，已是成年之后的事了。
5．拜神到无神
11岁时，胡适开始能够自己读古文书。禹臣先生叫他读《纲鉴易知录》，他读了。后来先生又叫他读《御批通鉴辑览》，他也读了。这时他的二哥从新学堂回来，看到他读的书后表示不赞成，建议他读《资治通鉴》，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中国史，并开始对这方面的书有了兴趣。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带着他的多位助手共同编纂的一部巨著，耗时19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朝代最多、涵盖范围最广的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 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从周威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6年之间的政治、军事、民族关系，以及部分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历代君王、文人、政界要人都争相阅读此书，并皆有巨大收获。
胡适读过这本书后也产生了较深的感触，想以此编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他把想法说给与他只差几岁的近仁叔，得到了近仁叔的支持和鼓励，他很受鼓舞，于是立刻将想法付诸实践。可惜的是，后来这部歌诀遗失了，他也记不得自己当初究竟写了什么。
胡适热衷于阅读《资治通鉴》，一边读，一边从中汲取到很多知识。除了从历史中学到了为人治世之道外，他读此书的最大收获，便是接受了无神论的思想。
封建社会，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几乎人人都相信鬼神之说。平日里，人们遇到佛像或是神像，总要满怀敬畏地拜一拜。谁家若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灾难，人们便会认为，一定是这家人冲撞了神明，或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才会天降灾祸以示惩罚。自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听过许多相关的故事，胡适起初对鬼神之说也是相信的，并且时常会对故事中的关于地狱的描写感到恐惧。
司马光在家训中有过关于地狱的言论，他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胡适曾在朱子的《小学》中读到过这几句话，读完一遍之后，他不由得又连着读了几遍，突然感到头脑中顿时清晰了许多，心里也轻松了许多，于是不再害怕那些被人形容得栩栩如生的惨状了。
司马光的几句话就这样印在了胡适的头脑中，影响了他很多年。当他在《资治通鉴》中读到司马光写的“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时，立刻就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
范缜的《神灭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之一，其主要思想是宣传人的形体和精神具有统一性，“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并对魏晋时期的宗教佛学思想进行了大力抨击，呼吁世人不要相信神的存在，不要迷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只引用了范缜《神灭论》的一部分，对于胡适来说，这些材料却足以让他彻底不再相信鬼神。之后，他又在《资治通鉴》中读到了范缜与竟陵王萧子良关于“因果”一事的辩论，这些内容更让他放宽了心，不再担心害怕。
在佛家思想中，凡事都有因果，种什么因，便会得什么果。对于竟陵王所提出的“人为何有贵贱之分”的疑问，范缜的回答是：“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范缜以同树所生的花做比喻，虽然有的花因为风拂帘幌而飘进屋里，落在茵席上，有的花则因篱笆的遮挡而掉进粪坑中，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来自同一棵树，都是被同样的风吹落，即使它们最终的归宿不同，有贵贱之分，可它们在最初是平等的，相同的，所以完全不存在因果报应之说。
胡适读过这段引言，非常认同范缜的解释。小时候，大人们常以因果报应来吓唬小孩子，以此让他们乖一些，不要犯错，不要做不好的事，还将一些莫须有的故事绘声绘色讲给孩子们听，吓得孩子们小心翼翼，生怕来世变猪变狗。如今，因为知道了没有轮回和因果，他的胆子也就变得大了许多。
胡适会相信“无神论”，有一部分原因也是遗传了他的父亲胡传。胡传在郑州办河工时，发现当地的治河官十分迷信，一见到水蛇蛤蟆就认为它们是河神的化身，急忙举行隆重祭拜。对此，胡传感到很可笑，很荒谬，于是作诗道：“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
胡适不相信世上存在鬼神之事，可他的母亲仍然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总是拉着他拜神拜祖。胡适对于母亲是尊重的，不敢当面反驳母亲的做法，告诉她这些事毫无用处，于是每当母亲拉着他去拜祭祖先和神佛时，他也只能满心别扭地跟去，然后在母亲虔诚祈祷时假装用心，实则暗自埋怨。
因为彻底不信了鬼神之说，胡适不但不怕了，有时还会耍点小聪明，想要借此逃避母亲的责罚。13岁那年的元宵节，胡适带着外甥路过外婆家村口，看到有几个泥菩萨，突然提议把泥菩萨扔去茅房。胡适这一提议吓得他的外甥不知所措，跟着他们的长工怕胡适得罪了菩萨，急忙上前阻挡，这一阻挡，胡适更不高兴，于是捡起石头去打泥菩萨。长工看到有人朝他们走来，急忙硬是将胡适拉走了。
当天晚上，胡适陪着家里的客人们喝了一两杯烧酒，喝得有点醉了。他跑到外面，冲着天上喊：“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别人家的孩子看他这样，也一起凑热闹，学着他的样子冲天上喊。胡适的母亲听见他这样大喊大叫，一点也不注意形象，就让人出来叫他回家，可是胡适害怕回家后会被训斥，于是拔腿就跑，而且越跑越快。直到他跑不动被母亲追上拉回家时，他还在那里大喊着让月亮下来看灯。
送胡适回家的长工把路上发生的事告诉顺弟，并说胡适现在这样可能是中邪了。胡适觉得好笑，可他突然想到，若是自己说是喝醉，母亲一定会狠狠教训他一番，可若他假装真是鬼神上身，依母亲的性格，应该不会与他计较。于是，他决定假装中邪，以此逃过责罚。打定主意后，胡适越发肆无忌惮，越闹越凶。他的母亲吓坏了，急忙去洗手焚香，对着天空念念有词，无非是些请神明原谅之类的话。胡适则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胡适见母亲果然没有责罚他，只是口头教训了一场，心里有点得意，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得逞了。没想到一个月后，母亲拉上他，带着猪头和香烛纸钱去找那几个泥菩萨还愿。当他被母亲押到泥菩萨面前，跟着母亲又是跪拜，又是道谢的时候，他想笑，却又不敢笑，只能陪着母亲做完这些事，心里难为情极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对母亲说出真相，而是到了27岁时才告诉母亲，那次的事是他自导自演的闹剧，根本不是菩萨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