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的缓冲效果

可是不论看上去多么美好，躲回到旧日时光毕竟是权宜之计，只是暂时麻痹自己的神经而已。如果想要永久地摆脱对命运无常的恐惧，最决绝的做法就是自我毁灭、重建三观——你不是害怕掌握不了命运吗？那不妨180度转身，试试反过来被命运掌控吧。

我们对命运的不安是来自于生存环境里的各种不确定。消灭不确定性的方法，一种是用自己的力量掌控住环境里的各种因素，尽可能让它们对自己安全。另一种做法则是完全反其道而行：如果你相信命运是注定了的，如果你相信不是你在掌控命运，而是命运冥冥之中掌控着你，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命运如果是注定的，那也意味着人生中那些“不确定”只是错觉罢了，因此“被命运掌控”和“掌控命运”其实殊途同归，它们都能给人安全的感觉。所以，如果命运无法掌控，你的第二种精神胜利法就是干脆把掌控权交出去，成为命运的信徒，相信你的命运冥冥之中早就被注定了。放弃对命运的主宰，换来的是一种被规划好了的确定感，然后用这种确定感来冲淡对一切不确定和不可知的恐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因兹里奇招募了50位大学生参加实验，其中包括怀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基督教徒占大多数，也包含穆斯林、佛教徒）和无神论者。因兹里奇用几种方法监测了他们大脑中的一个区域——前扣带回的活动。前扣带回这个区域在大脑中负责监控冲突，当我们感觉到环境不对劲时，前扣带回就被激活，人们就感觉到焦虑并产生一些相对应的行为来对抗冲突。前扣带回就相当于大脑的报警器。它正常工作时当然是大脑必不可少的一项功能，可如果它过于灵敏，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有所反应，人就有患焦虑障碍的危险。事实上，焦虑障碍患者在这个脑区上的反应往往就比正常人要强烈。

实验中，因兹奇引发了一些不确定和冲突的情境，然后监测志愿者前扣带回的活动。结果发现笃信宗教的人前扣带回的反应显著低于无神论者。这意味着宗教信仰似乎可以在人们感到不确定和冲突时起到一种缓冲效果，作用与抗焦虑药物类似。因兹里奇认为，宗教可以提供一种对世界的终极解释（甚至包括对死后世界的解释），因此它会给人带来一种极大的可控制感，也因此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安慰。

事实上，就算你平时是个无神论者，当你面对自己无法掌握的结果时，你也会变得比较相信宿命，变成暂时的信仰者。比如，当你参与一个事件时，如果事情失败了，你就要为失败的结果负责或者对于这个偏离自己预期的结果感到焦虑。但如果你让自己相信结果是命中注定的，那么无论结果如何，就都不是你自己的责任了，你也就因此释然了。科学家在一项研究中发现，那些在控制欲量表上得分较高的志愿者在生意失败时会认为生意本来就不可能成功，而当选民看到并非自己支持的政治家获胜时，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个自己本来并不支持的政治家本就该当选。当人们面对一个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消极结果时，人们会使自己相信这个消极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即结果是命中注定的。用心理学家托科辛斯基的话来说：“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败比一个本可以轻易避免的失败更容易被人们消化”。这叫做“顺从结果的宿命论”（creeping determinism）。

于是，就像怀旧可以引起人们的共鸣一样，电影和文学作品里的宿命感往往也可以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在上一章里，我提到好的电影应该做到观众越害怕什么，就越拍什么给他们看。而对命运的臣服归根结底也还是人在无力掌控命运时的自我安慰，于是荧幕上宿命的力量越强大，人心中的无力感也就越甚。宿命正是根植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无奈与恐惧。在吉列姆的《12只猴子》（12 Monkeys）里，从未来穿越而来的布鲁斯·威利斯曾亲眼目睹过自己的毁灭，却眼睁睁地让自己滑向这一注定的结局，无论如何抗争，也逃不出宿命的掌握——而这也正是观众心中的恐惧。

前面说到，诺兰喜欢以一种回望的姿态讲故事，而这种姿态当然并非诺兰独有，几乎所有最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是以明显或隐含的追忆形式而展开的。真正的好故事都是对往事的回望。明显的如古代的诗词、当代的忆旧散文。在这些文学作品里，所有美好的事物总是只存于过去，如今却不复存在了——从过去写词的李煜到现在写散文的董桥，千百年来都一直是同一个论调。而隐含的如《红楼梦》，开篇即是结局。刘慈欣的《三体》系列明明写的是未来，却取名为《地球往事》三部曲，仿佛地球文明的宿命早已注定，不可展望，只可记述。

什么是回望？回望就意味着对于故事的讲述者来说，结局早已知晓，过程早已注定。回望即宿命，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已知的结局，一切美好事物最终都注定要凋亡。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里说：“出名要趁早呀！……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个迷惘的威胁。”

人生得意须尽欢，是因为繁花落尽终有时，就像《爱情灵药》里豆花铺老板所说的：“生命就像豆花，要趁热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