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战略篇：数字经济与强国战略

第1章 数字经济：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数字经济时代来临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在这次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会议上，我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入议题，起草了关于如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文件《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文件指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要寻找科学的策略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尤其要找到具体的方法以借助数字经济推动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这个文件的起草，对激活全球经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曾说，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在该理念的指导下，G20峰会将数字经济列为重要议题。在起草《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提议》时，我国始终将正确的义利观作为根本坚持，将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安全与发展的利益诉求充分展现了出来，为全球数字经济安全、稳定的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展现了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公平与正义方面的担当。

◆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字面意思上来解释，数字经济就是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是数据信息在网络中流行而产生的一种经济活动，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三点：第一，数字技术在大范围内被推广应用，使得经济环境与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二，经济活动在现代信息网络中发生的频率增多；第三，信息技术使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并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未来，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引领者。

我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网络强国战略。目前，我国网民超7亿人；全球排名前10的互联网企业中有4家中国企业;2015年，我国电商的总交易额超过了20万亿元。这种种成果表明，我国是一个网络大国。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国要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变，以数字经济、信息经济为重要指标，着力推行“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数字经济实现创新发展。

现如今，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互联网的身影已处处可见，对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我国的生产力呈现出了质的飞跃，使得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革。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经济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的转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信息消费总额将达到6万亿元，电商交易总额将达到38万亿元。未来，我国将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中心，在全社会范围内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力量，促使全要素的生产率得以有效提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推动我国经济朝着分工更细化、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的方向稳定发展。

◆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理念和指导原则

网信事业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生产力、新经济发展方向的代表，是新发展理念的践行先驱。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积极探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还致力于探寻科学的指导原则以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就是我国探索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得出的成果结晶。

（1）创新，坚持创新发展原则，以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2）协调，坚持协调发展原则，推动数字经济与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发展，实现紧密结合；

（3）绿色，坚持绿色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信息通信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证数字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4）开放，坚持开放发展原则，加强G20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如开展建设性对话）缩小意识领域的分歧，达成共识，共同应对挑战；

（5）共享，坚持共享发展原则，缩小世界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将数字经济带来的利益扩散到世界每个角落，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保障。

另外，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它的复杂程度比较高。因此，G20在制定文件、达成协议时，严格遵循灵活性原则，以我国的新发展理念为基础，结合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尊重各成员国的自主选择，以保证数字经济能在世界范围内均衡发展。

◆ 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正确的义利观

目前，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安全上的争执是最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网络空间的博弈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主战场，数字经济引领下的贸易规则也被标上了诸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标签，成为比贸易本身更吸睛的所在。

在这方面，各国的分歧非常大。

这些论调不一而足，都进行了华丽的包装，曾一度迷惑众人的视线。但最终，“以双标准推行网络霸权，只顾自己安全，不顾他人风险”的真实想法就会显现出来，最终对世界安全、世界和平产生严重威胁。

目前，世界网络空间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没有健全的发展规则，没有合理的发展秩序，不能实现平衡发展等。面对这些问题，习近平主席为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指明了出路：我国互联网发展首先要做好自身的管理工作，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不纵容、不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同时要对各国在网络发展方面的各项权利予以充分尊重，如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的权利、自主选择网络管理模式的权利、自主选择互联网公众政策的权利、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等。

我国的这些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支持和拥护。《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提议》在起草时就以这些主张为基础，秉持着正确的义利观，在构建国际规则方面、在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建议，体现了大国担当，展现了大国姿态。

网络强国战略与数字经济

在2015年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鼓励数字技术在各行业推广应用，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6年10月11日，以“创新驱动造福人类——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徐麟指出这次会议要抢占国际网络空间的主动权、主导权，构建中国与世界互通的国际平台，构建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一个“互联网+”行动计划，一个网络强国战略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

◆ 由“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

从基础层面来看，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很好的基础：首先，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互联网用户达7.1亿人，居世界第一；其次，世界最大的4家互联网公司有两家在中国；最后，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条件非常好，普及宽带、提高网速、促进电商发展、降低网络费用等一系列政府措施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呢？

为了衡量各国经济发展中数字技术的渗透程度，埃森哲（Accenture）设计了一个“数字化密度指数”。据测算，我国的数字化密度指数在全球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但是受我国经济与人口总量所产生的乘数效应的影响，未来，我国新增产值潜力位居世界第一。借助数字技术，在2020年，我国的额外产值将达4180亿美元，是其他16家主要经济体总额外产值的1/3。

这种借助数字技术，依靠体量乘数效应取胜的就是“网络大国”。而“网络强国”则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引领经济增长，占据各产业链顶端。在“网络强国”中，无论是资本、人才还是技术都会纷纷涌入。这就是“网络大国”和“网络强国”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人口大国”和“人口强国”。

目前，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表明我国正处于“网络大国”阶段，要进军“网络强国”仍需努力。

◆ 由数字化密度指标分析中国的数字经济

数字化密度指数包含了4个维度、50个指标，这4个维度分别是市场培育、企业运营、资源配置和支持环境，如图1-1所示。

数字化密度指数对各国数字化进程的考核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其一，数字化密度排名第一的是荷兰，而非信息通信技术异常发达的美国或者韩国，其原因在于荷兰的各项指标都是齐头并进的；其二，全球高速宽带网络最发达的法国，其数字化普及程度却处于低端，其原因在于法国各企业在数字技术方面的投入较少，使得其整体的数字化普及程度较低。

对我国的数字化密度指标进行详细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市场培育

在市场培育方面，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拥有很多优势，如政府的政策支持、数字技术的快速推广应用等，使得我国的数字市场发展较为平稳。但是，这种特点也只是在零售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领域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已，在向更宽广领域推广应用方面，势头稍显不足，与排名靠前的经济体差异较大。

（2）企业运营

目前，虽然我国的企业在管理中已经开始应用数字技术了，但是受人才短缺、资金投入不足、积极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应用效果并不显著，流程数字化还稍显落后。

（3）资源配置

在资源配置方面，我国的数字技术在投融资和人才招聘领域的应用频率非常高，但是相较于“互联网+普惠金融”这个目标来说，我国银行和资本市场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在满足新型领域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方面，我国银行和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4）支持环境

从支持环境层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并不理想：首先，我国城乡差距较大，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程度较低，农村网民比例不足城市的一半；其次，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较差；最后，我国大型企业的决策较慢，数字技术难以得到推广应用。

◆ 3条路径塑造数字中国

在从“网络大国”进军“网络强国”的道路上，在推动数字技术深入各领域、各行业应用方面，我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具体来说，可以通过3条道路来实现构建数字中国的梦想，如图1-2所示。

第一，继续做好数字资本的投资工作。继续搞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环境，利用移动互联网缩小城乡在网络普及程度方面的差距，培养大批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家。

第二，搞好数字市场建设。在“互联网+”环境下，地方政府要搞好农村家庭的联网工作，实现家家联网；要重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培育新的市场需求，激发市场活力，增强信息通信技术对GDP的贡献。

第三，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例如，利用信息化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利用数字化构建新的企业发展平台，开拓新的市场，等等。各企业要做到这些并不难，难的是各企业家要转变观念，接受数字化理念并将其推广应用。在这方面，传统企业要多多学习借鉴互联网企业的成果，构建一个共同发展的生态系统，以推动企业行为数字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三大优势

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与全球信息化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有关，也离不开新常态下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内生动力的推动，更得益于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的三大独特优势——网民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如图1-3所示。

◆ 网民优势：为互联网产品创新和应用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1）网民大国红利日渐显现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普及，我国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网民大国红利更加凸显，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到2016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7.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1.7%，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了3.1个百分点。

庞大的网民规模为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一个创新性的互联网应用短时间内便能够聚合起上千万甚至过亿规模的用户，一家初创的互联网企业可能在几年之内成长为备受瞩目的“独角兽”，甚至特定领域中引领全球的龙头企业。随着以往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网民红利，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舞台上将展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活力。

（2）信息技术的赋能效应为数字经济带来无限的创新空间

随着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和相关产品的广泛普及，信息技术将展现出更强的赋能效应，从而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创新想象空间。例如，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数字经济融入了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基因，解决了以往生产生活中信息不对称和流通不畅的难题，使偏远落后地区以及弱势群体也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市场信息、学习新技术新知识、进行创新创业等活动，从而拓展社会上升渠道，使更多的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同时，互联网共享经济能够将土地、房屋、劳力、知识、时间、设备等各种碎片化、分散化的闲置资源重新整合，通过资源的更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满足新常态下日益增多的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社会需求，并使每个网民的消费、供给与创新创造能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与提升，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3）从技术驱动走向应用驱动，网民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从技术创新转向应用创新，我国网民大国的红利将获得更充分的体现。规模庞大的网民和手机用户为互联网产品创新和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在诸多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 后发优势：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1）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升级为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在一些地区尚未铺设电话网铜线的时候，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已经进入了光纤通信时代；而固定电话、固定宽带、3G网络尚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我国又迎来了移动通信、移动互联网和4G网络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新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对很多年轻人而言，转圈拨号的电话、调制调解器的滋滋声响、只有几KB/s的网速等与博物馆中的古董无异。相关数据也显示，到2016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达到6.56亿，占总体网民的92.5%；其中有91.7%的手机网民曾通过3G/4G上网，92.7%曾利用Wi-Fi连接互联网。

（2）信息技术应用正在经历跨越式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相比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路径依赖、制度瓶颈等阻力更小。特别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矛盾，如果以互联网信息思维去解决，不仅能够“药到病除”，更会带来许多的发展“惊喜”，这为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内在动力。

例如，电子商务、P2P金融、共享出行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我国工业化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痛点很多、矛盾突出，而使用工业化的方法去解决又十分费时费力，因此亟须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寻找更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同样，在传统制造领域，我国很多企业尚处于工业2.0或工业3.0的发展阶段，如果按部就班发展将很难赶超欧美等国的工业化水平；而借助数字经济，我国制造产业将有机会直接迈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4.0”时代，实现“换道超车”。

（3）农村现代化跨越式发展趋势明显

借助互联网巨大的创新创造能力，传统、落后的农村地区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化信息文明的跨越式发展。以近些年蓬勃发展的农村电商为例，2009年全国范围内只有3个行政村的农民网商比例超过10%，网络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而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80个。

同时，随着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图1-4）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农民和大学生开始返乡创业。人口回流和人才聚集大大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与服务水平，这又反过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

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开始习惯“网购网销”的电子商务模式，而且也开始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在线学习、手机订票、远程医疗等便捷服务。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红利释放，推动了很多农村地区直接从农业文明跨越到互联网信息文明时代，农民的生活期待也从之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转变成“屋里屋外，用上宽带”。

（4）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为数字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空间

整体来看，我国仍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2016年我国信息社会发展指数仅为0.4523，不仅远低于欧美等国，甚至尚未达到全球0.5601的平均水平。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信息化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恰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使转型期中的各类信息技术产品创新和应用都能获得市场空间，实现快速拓展。这也是为何一款创新性的互联网产品或服务能够快速在我国聚合起上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用户的主要原因。

当前，虽然我国已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但在电脑、宽带、智能手机和网民的普及率以及人均上网时间方面只处于全球中等水平，仍然有着十分可观的增长空间。例如，在互联网普及方面，我国每年新增网民数量超过4000万人，这显然会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内在驱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 制度优势：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统筹协调、组织动员、包容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能够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1）组织领导体系基本健全提供了政治保障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表明我国的信息化建设真正成为被各级政府和领导高度重视的“一把手工程”，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领导体系。该领导小组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2）信息化引领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明晰的路线图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成为规范和指导未来十年国家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指出信息化发展要坚持“统筹推进、驱动发展、惠及民生、合作共赢、确保安全”的基本方针，制定了网络强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三大战略任务：增强发展能力、提升应用水平、优化发展环境，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战略蓝图和方向指引。

（3）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

面对风起云涌的互联网信息化革命浪潮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诉求，近两年我国围绕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如“互联网+”行动计划、宽带中国、《中国制造2025》、大数据战略、智慧城市、信息消费等。

完善的政策布局体现了国家对信息化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期待，有利于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凝聚政府各层级、各部门的共识和力量，使相关政策切实贯彻执行，构建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协同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创新阶段：一方面是传统经济持续低迷、发展疲软；另一方面则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展现出十分强劲的生命力。

这种新旧经济交替的壮阔图景在我国表现得更加清晰明显。随着全球信息化步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我国也借势深度布局、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其逐渐成为整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并为全球经济复苏和优化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数字经济是在计算机、互联网、通信技术等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被称为信息经济。对于正处在整体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发展数字经济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有利于推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和创新战略的落地。

◆ 经济新常态需要发展新引擎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逐渐步入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动力转化的新常态阶段，整体发展环境、条件和诉求都发生了深刻改变。

因此，如何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便成为我国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根本议题。特别是要化解经济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最大风险，必然离不开发展引擎的转变。

◆ 信息革命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当前越演越烈的信息革命为我国打造新动能、跨越曾经普遍困扰各国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将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农业革命推动人类从采集捕猎转为种植蓄养，大大增强了人们的生存能力，使社会从野蛮蒙昧进入文明时代；工业革命推动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生产形态走向规模化的机器大生产，极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改变了以往的物质匮乏状况。

同样，以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先进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工具、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产品等数字经济形态快速崛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 数字经济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基于互联网信息革命发展起来的数字经济不仅深度释放了原有的社会生产力，也创造出更具价值的全新的生产力。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发展，大大提高了现代经济效益，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全球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的重要驱动力量。

2008年之后，数字经济在全球整体经济发展疲软的大背景下逆势而上，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机器人、3D打印、无人驾驶、VR/AR等各种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不断涌现，在颠覆重塑诸多传统产业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业态与模式。更令人充满期待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实才刚刚开始，其巨大前景和价值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数字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其实只相当于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时代；互联网文化的著名观察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也认为：“今天才是第一天。”真正让人震撼的伟大产品其实还没有出现。

◆ 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将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新机器人战略、欧盟地区的数字经济战略等。

面对新一轮互联网信息化革命浪潮，我国政府也根据基本国情和整体发展需要，提出“网络强国”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从而使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跃迁式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