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随笔
中东研究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赵国忠
编者按 赵国忠先生，1932年生，浙江温州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曾供职于外交部驻埃及大使馆。1991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92年被聘为研究员，同年担任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主编。赵国忠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中东学会会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国忠先生在中东战争、中东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编著了《亚非风云录》《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八十年代中东内幕》，此外，还担任《简明西亚北非（中东）百科全书》的主编。近年来，赵国忠先生仍致力中东问题的研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编委，负责17个亚非国家卷的审定工作。同时，还担任《东方文化集成》西亚北非编的主编。本刊特邀赵国忠先生撰文介绍其治学经历与经验，旨在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于1932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我父亲家境贫寒，学徒出身，后随我大舅父经商，生活逐渐富裕。温州是一个鱼米之乡，但三面靠山，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只有海路。我上小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对温州狂轰滥炸，从海上登陆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家曾三次逃到乡下避难，深感国力弱小就会受强人欺侮。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进入瓯海中学学习。初中毕业后，我父亲送我去上海私立南洋模范中学高中学习。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4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被选为学生会学习部长。在高中阶段，我的数理化成绩都在95分以上，成绩最差的是英语，一般都是60多分。
1951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军干校。1952年2月，我从华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南军区司令部二处工作。工作不久，处里组织强化英语学习，准备派我们去朝鲜担任审俘翻译，但过了一个月又说翻译人员已够了，要我们脱产进行高考复习，准备考大学。1952年12月，我被保送进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阿拉伯语，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爱好和特长是数理化，但参军表明我已放弃了个人的一切。现在组织上安排我上大学，不论学什么，都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努力学好。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毕业后回原单位从事阿拉伯国家的研究工作。过去学习阿拉伯语大多都是回族，其目的是为了读懂《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著作。而1951级21名学生中，回族只有4人，我们1952级5人都是汉族。1951级、1952级除12人外，都是来自军队的调干学生。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培养的一批阿拉伯语干部。当时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一位精通梵文等东方语言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但生活朴实，平易近人。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是马坚教授，是一位《古兰经》的汉译专家和阿拉伯语言、文化方面的研究权威。教师有刘麟瑞、王世清、杨有漪和马金鹏，他们都曾多年留学埃及爱兹哈尔大学，阿拉伯语水平很高。除阿拉伯语主课外，给我们上课的还有王铁崖、高名凯和周一良等著名学者。
一 在总参二部从事中东研究
阿拉伯语的学习确定了我一生要从事阿拉伯语的翻译和中东问题的研究工作。1956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总参谋部第二部，被任命为主管中东情况的参谋。在此之前，我部尚没有人管中东，非洲更是未被提上议事日程。上班没有几天，就发生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中东局势突然紧张。当时我们处主管英、法的老参谋对形势做出的判断是，英、法在地中海集结兵力主要是对埃及施加军事压力，战争打不起来。于是，我们组长陪同部长参加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去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于10月29日爆发后，我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于是处里指定一位主管巴基斯坦的老参谋协助我掌握战况的发展。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央要了解战况，我们手头无资料可以提供，只好找了一张一百万分之一的英文航空图，蒙上一张玻璃纸，用红笔标上三条以色列进攻苏伊士运河区的路线，急忙派人送到“中南海”。这件事对我影响太深了，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是直接为党中央和军委总参领导服务，责任重大，只能干好，绝不能有丝毫懈怠。
1958年，总参首长要了解巴勒斯坦问题，处领导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要我搜集资料写出一份汇报稿给他。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图书馆找资料，总算写出一份初稿，但由于当时资料很少，只是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背景作了简单介绍。同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推翻哈希姆王朝的军事政变，一位处领导批评我为什么没有对这一政变做出预报？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从政变后发布的纲领中有“自由、统一、社会主义”等内容并对比我过去掌握的有关阿拉伯国家政党情况，我判断这一政变有阿拉伯复兴党的背景。对1962年叙利亚政变和1963年伊拉克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我都及时编写了有关材料上报。1963年，我们组根据中东地区军事政变频发，美、苏等大国争夺中东激烈，中东地区有可能再度爆发战争等情况，编写了一本《西亚北非简明手册》。该手册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该地区的人文地理、历次战争概况、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和中东各国的基本军事情况，但对各国历史、经济和外交等重要情况，尚未涉及。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当时正值“文革”，处里指定组长和我等三人坚守岗位，编写和转发我国驻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武官处报回的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1968年，我作为“重点人物”连续参加部里办的两期学习班（一般同志只参加一期学习班就可以了），学习班结束后，我被禁止接触电报等机密材料，只能从事军事基本情况的整理。只要部里有劳动任务，必会派我参加，我去天津小站收稻，去张北割青稞，什么农活都干过。1969年，我编写出版了两本介绍以色列和埃及基本军事情况小册子。
1970年夏，总参二部与中央调查部合并，我被作为“反面教材”留下工作。同年9月28日，埃及总统纳赛尔突然去世，我在五天内编写了《纳赛尔去世后的中东形势》，但当时我处的领导仍说我写得太慢，要我检查“骄傲自满情绪”。不久，我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半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被局长指定担任中东研究组组长。1972年，我们组编写了《埃及、以色列军事实力及接受外国“军援”情况》。1973年夏，我参加解放军总部和军事科学院有关同志共同组成的编写组，集中研究讨论“美、苏对中东、南亚的争夺情况”，并编写了系列材料。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阿以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前两三天，我们从国外有关方面获得埃及、叙利亚可能对以色列开战的消息，并立即做了通报。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对“十月战争”情况极为重视，几乎每天对照中东大比例尺地形图了解情况，找不到地名时就亲自打电话来我部询问，有时还点名找我接电话。我们接受上两次阿以战争爆发时忙乱的教训，早在1970年时就印制了一批“中东地形图”和“中东兵要地势图”。战争一爆发，我们就把这两幅图呈送中央、军委和总参首长，供他们了解战况时参考。叶副主席还指示总部成立“中东情况小组”，密切注视“十月战争”的发展变化。我们组派出两人参加，我则两头兼顾。10月7日和12日，我们先后编写了《埃叙与以色列交战情况和初步看法》和《六天来中东战况及可能发展趋势》。13日下午，叶副主席下达指令，要求总部写一份“十月战争”战况、作战特点和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在第二天一早交给他。于是，总参作战部李副部长当晚在作战室主持召开紧急研讨会，我部派我一人参加。与会人员一致推选由我全文执笔，大家一边热烈讨论，我一边做摘要记录并开始编写，心情十分紧张。到第二天凌晨3时许，我总算写完最后部分，题目定为“阿以战争简况及发展前景”。时隔不久，有同志告诉我上报的材料受到叶副主席的表扬，说写得不错。我很高兴，总算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十月战争”期间，我还参加叶副主席在军事科学院寓所召开的小型会议，我部派我一人参加，并被安排坐在叶副主席的身旁，随时解答叶副主席提出的问题，如苏伊士运河基本情况（我带去一张大比例运河图）、埃军是如何突破“巴列夫防线”沙堤的？双方坦克战情况等。叶副主席指示我们要重点研究“十月战争”的作战特点，现代化兵器的运用及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何启示？10月25日，由我执笔撰写了《对阿以双方接受停火决议的初步看法》。从“十月战争”爆发到10月24日双方接受停火决议整整打了18天，我日夜加班、疲劳不堪，如果战争再持续下去，我的身体可就支撑不住了。
阿以“十月战争”停火后，我们“中东情况小组”继续搜集各方资料，研究并编写了《对第四次阿以战争的初步研究》（单行本）、《第四次阿以战争的作战特点》（单行本）等材料，并于11月印发。
二 在使馆武官处从事中东情况调研
1975年11月，我被任命为驻埃及大使馆副武官，并曾三度代理武官，到1981年12月离任，我在埃及工作了约6年。在武官处，我主要负责调研工作，密切注视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埃及和周边国家的政局变化以及中东地区的军事情况，用电报向国内报告所获得的重要动态情况和用书面向国内送去所整理的基本情况。我每天花3～4小时阅读埃及发行的《金字塔报》《共和国报》《消息报》等阿拉伯文报刊，并将重要情况进行分类摘记，将基本情况剪下分类存放。在埃及从事调研工作，不懂阿拉伯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英文报刊的内容大多摘自阿文资料。1980年，我根据多年积累的公开资料和外交活动所获情况整理编写了一份《以色列军情》（约5万字），受到姚广大使的表扬。1981年10月6日，我作为代理武官参加埃及“十月革命节”阅兵，目睹了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的全过程。我立即赶回使馆将我观察到的情况起草成文，刘春大使审阅后很满意，决定以使馆名义发外交部并总参。这是使馆发回国内的第一份有关萨达特遇刺情况的报告。连续几天，我积极参加各项外事活动，与其他国家外交官讨论这一问题，并到开罗报摊上搜购我们没有订的《最后一点钟》《图画周刊》等外文报刊，阅读各种报道和评论，并将我获得的重要情况及时报回国内。在使馆工作能就地获得大量的信息，根据自己需要了解的重要问题有选择地拜访有关武官或其他外交官，或通过各种招待会、宴请活动主动找人了解情况，但首先是自己对情况本身要非常熟悉，在交谈中也要主动向对方谈一些情况和看法，不能尽是向对方提问题、要看法，否则是了解不到情况的。
三 回国后继续从事中东调研工作
1981年底，我从埃及回国后仍担任中东研究组组长。当时两伊战争爆发不久，我组的主要调研任务是密切关注两伊战争的发展变化，及时编写综合性的研究报告。如1982年写的《从胡齐斯坦之战看两伊战争的发展趋势》; 1985年写的《从两伊战争的发展看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形势》; 1986年写的《两伊战争交战双方的作战特点》和1987年写的《从美国护航看海湾地区的局势发展》等综合分析性的情况报告。由于我们组在1981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至1988年8月实现停火期间撰写了大量情况通报和综合分析报告，紧密配合我国在海湾地区的航运和商贸工作，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我们组的副组长荣立“三等功”。
1982年6月爆发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战争，我们组先后编写了《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的目的和影响》、《以色列侵黎战争的作战特点》和《巴解撤出贝鲁特后趋向和黎巴嫩局势》等一批调研材料。1983年，我们组又撰写了《从以色列侵黎战争看现代战争的几个问题》和《黎以签订撤军协议及黎巴嫩局势的前景》等材料。1985年，我们组还翻译了《加利利行动——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战争》（约15万字）。1985年5月，总参首长要了解电子战情况，我当晚连夜写出《电子战在中东战争中的运用》，重点写贝卡上空的电子战，以色列用几架飞机的损失击落叙利亚战斗机80余架，并摧毁叙军17个防空导弹连，其中以色列E-2C“鹰眼”式预警机起了重大作用（当时我国没有预警机），这份材料受到了领导好评。现在看来，当时总参领导已开始关注“预警机”问题了。
1986年，我担任亚非研究组组长。同年3月24日和4月15日，美国接连向利比亚发动了两次突然空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前，我们组于1月写了《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威胁的原因及发展趋势》，3月25日，也就是空袭的第二天，我们写了《对美、利在锡尔特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初步看法》，接着又编写了《美、利军事冲突的作战特点》。此后又编写了《对美、利军事冲突发展前景的看法》和《美空军远程奔袭利比亚的作战特点》。我们紧跟形势的发展，对美国的军事意图、作战特点及冲突的发展前景做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受到总参首长的好评，其中有两篇文章获部“优秀成果”奖。
1982年，我被聘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讲座教员。1982年至1986年，每两年一期为地、厅级领导干部学员作中东地区形势报告，讲稿被刊登在《国际政治讲座》（求实出版社出版）上。此外，我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做过中东形势的报告。
1987年，我兼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后更名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和黄河大学（后并入郑州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为上述两校的研究生讲授《阿以问题和中东和谈》《两伊战争和海湾局势》等课程。1989年，我和组里同志编写出版了《八十年代中东内幕》，对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和军事冲突、伊斯兰复兴运动、恐怖活动、美苏对中东的政策和中东的风云人物都做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我在总参二部从事中东研究，有以下五点体会。
（1）我们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中央、军委、总参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责任重大。要根据领导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编写和通报中东的情况。如果领导需要了解中东的有关情况，你无法提供，这就是失职；如果领导当时不需要，你不断通报中东的大量情况，这是干扰。所以，了解领导意图十分重要。
对所写的情报要求是：情况准确、文字简练、判断准确、时效性强，并争取对重大情况的发生有预报。其中最难的是对情况的判断和发展前景的估计，这涉及所搜集到的情况多寡和质量，并要防止被假情报所迷惑。
（2）对情报整编参谋的要求是：责任心强、认真细致、熟悉情况、写作快捷、精力充沛。部、处领导要求参谋成为“情况通”“活字典”：领导要什么，你能拿出来；问什么，你能回答。因此，我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是阅读各方面报来的情报资料，并争取时间阅读中东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政治（特别是政党和重要人物）、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民族（特别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方面的资料，对中东的军事情况不仅要全面了解而且要熟记。由于中东地区战争、军事冲突和政变时有发生，领导要求参谋能迅速地写出通报，所以经常加班加点、日夜突击。例如，如果下午获得某国发生政变，当晚通宵要写出一份初步看法的通报。这就要求平时要掌握大量的相关历史、政治和军队情况。
（3）所写的通报、综合研究报告都是不具名的，没有个人的看法，只有军情部门的看法。参谋所写的一般通报经组长审改后，交处长批发，重要情况的综合通报，要由部领导批发。个人的看法只有经领导同意后才成为单位的看法。我写的通报并不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即使不同意领导的看法，也要按领导的意图去写。因为我们写的情况分析材料代表军情部门的看法。
（4）我的研究分析方法是在大学里学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毛主席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我没有学过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对中东局势的分析主要运用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对情报资料的判断主要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方法。首先要注意情报“三要素”（何时、何地和何事），判断真假情报不仅要靠已掌握的情况和经验，还要靠正确的方法。
（5）在中东问题研究中，我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分类和整理。我阅读绝密电报时将文字打乱进行分类摘记；阅读《参考资料》和外文剪报资料时都用红笔将我所需的情况画线，并剪下进行分类存放。我每天都将重要情况进行摘记，单靠记忆是不行的。1964年，我部情整部门还召开会议，让我向情整参谋介绍我是如何搜集、分类和使用情报资料的。1985年，我所编写的《中东大事记》获部“工作文书”评比二等奖。
四 在社科院的中东研究
1991年1月，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任副所长，主管中东地区的研究工作。1992年4月，葛佶同志退休后我又接任所长，直到199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东学科和非洲学科为两个二级学科。中东政治、中东经济为三级学科。我过去的研究偏重中东形势、政局（政变）、中东战争和武装冲突，即主要从事动态研究。而现在要从事中东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民族、宗教和国际关系研究，也就是以基础学术研究为主，还要考虑中东学科建设，制定较为长期的重要研究项目规划。这些都是我过去不熟悉的，要重新学习。写作方法也变化了，过去要求观点明确，文字简练，不要注释，不需注明材料来源，而且写作速度要快，分秒必争。现在进行学术研究要引经据典，不仅观点明确，而且要论据充分，要引用各种材料，对写作时效性则没有明确要求。这就要求我要阅读有关上述内容的中外文书籍和工具书，研究范围比过去扩大了。
1988年，我被葛佶所长聘为特约研究员。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地区形势骤趋紧张。李慎之副院长亲自来所主持召开海湾地区形势研讨会。葛佶所长邀我写一篇调研报告，我就写了一篇题为“美伊战争难以避免”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国际问题》，1990年8月29日）上。当时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要打；一种认为打不起来。我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篇认为美国必然会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文章，因而被评为所“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后，西亚非洲所的其他同志也写了五六篇有关海湾局势的文章。与此同时，我和陈公元副所长还应邀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作“海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形势”的报告。1992年，我担任所长后，为了加强对中东非洲地区形势的研究，建议办一份不定期出版的调研材料，就中东和非洲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提出看法和政策建议，供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我院领导及有关研究所参考，并从时效性上弥补《西亚非洲》双月刊的不足。该刊定名为《西亚非洲调研》，由我兼任主编。自1992年9月出刊至2000年7月停刊，共出版了101期。
1991年，我与所里其他同事申请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并获批准。该项目已于1995年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我着手组织撰写《简明西亚北非（中东）百科全书》（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在全国有关中东科研所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书于1998年完稿，2000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1月，我和所党委书记温伯友、副所长杨光（研究员，后任所长）担任《中东非洲年度发展报告》（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主编，每年一本，到2001年我退休后卸职。与此同时，我们三人还着手西亚非洲国家《列国志》的筹划工作。199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召开的《列国志》立项会议上，我所起草的《列国志》编写大纲被与会同志和出版社采纳，即全书确定为国土与人民、简史、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体和对外关系七章，每章又分为若干节。
1992年10月，我应邀参加在美国波特兰召开的“北美中东学会”第26届年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回顾与展望》（英文）。1994年9月，我应邀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日本中东学会第9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中国中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英文），被刊登在《日本中东学会年报》（JAMES）1994年9期。2000年2月，我应邀参加沙特阿拉伯国民卫队在利雅得召开的“‘东方与伊斯兰’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关系》（阿拉伯文），被沙特阿拉伯《中东日报》于2000年2月8日全文刊登。在利雅得开会期间，我阅读当地有关阿文报刊并进行摘记，回国撰写了一篇《沙特家族化治国模式》，发表在《西亚非洲》2000年第4期。
五 退休后仍继续从事中东研究工作
2000年12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时年68岁。我退休后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展开中东《列国志》的审稿工作。200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由陈佳贵副院长任主任，我所的温伯友、杨光和我任编委。《列国志》当时计划编写150多本，我所承担56本，约占1/3，该项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负责出版。经我审改、定稿的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03）、《科威特》（2004）、《伊朗》（2005）、《埃及》（2005）、《约旦》（2006）、《阿富汗》（2007）、《黎巴嫩》（2007）、《伊拉克》（2007）、《苏丹》（2008）、《叙利亚》（2008）、《巴林》（2009）、《卡塔尔》（2009）、《也门》（2009）、《阿曼》（2010）、《塞浦路斯》（2011）、《沙特阿拉伯》（2011）和《巴勒斯坦》（2010）。至此，我的审稿工作宣告完成。《列国志》书稿要求质量高、出精品，按照编写大纲要求，资料要新、内容要全、论述要得当，还要有可读性。我在审稿过程中，除对书稿总体把关外，还要对重要情况进行核实，并补充我所掌握的最新情况和资料。军事部分，除提供新资料，我修改也比较多，有的国家的军事部分几乎大部分改写，为此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退休后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东方文化集成》的审稿工作。《东方文化集成》由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他指定我担任编委兼西亚北非文化编主编，经我审定的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2001）、《中阿关系史》（2001）、《现代伊斯兰主义》（1998）、《简明伊斯兰史》（2001）、《阿拉伯现代文学史》（2004）、《阿拉伯电影史》（2010）和《阿拉伯古代文学史》（2015）等。由于年事已高，从2016年1月起，我已主动辞去这一职务。
退休后，我还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研究生的论文评阅和答辩，初步统计评阅博士学位论文约15篇、硕士学位论文20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少则14万字，多则24万字，与专著不相上下。我还为西亚非洲所的优秀成果进行评阅和打分，其中有专著、研究报告和论文，共约20部（篇）。
退休后，我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讲授“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概况”（一学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讲授“中东问题概论”（10讲）。2010年至2015年，我还为总参离退休干部每年做一次中东形势报告，并写出讲稿，计有《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2010）、《北非政局突变及发展》（2011）、《当前叙利亚局势和大国政策》（2012）、《伊朗核问题及其发展趋势》（2013）、《当前中东形势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2014）和《一年来中东形势的发展变化》（2015）。2016年，由于年事已高，我已不再承担上述评阅和讲课任务。
此外，我还应邀写了几篇文章，其中篇幅较长的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论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2006）、《21世纪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2009）、《我经历的中东研究60年》、《中阿军事关系的回顾与展望》（2014）和《中阿军事友好关系60年的发展历程》（2016）。
六 对未来中东研究的一些看法
（1）中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其石油储藏量约占世界的2/3，它历来是西方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自二战以来，这一地区已爆发四次中东（阿以）战争，两次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东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内战至今仍在进行，以“伊斯兰国”（IS）为代表的恐怖势力活动猖獗，其影响已扩及全球。中东地区民族矛盾、宗教教派冲突时有发生，巴勒斯坦问题难以解决，核扩散仍是一个问题。总之，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去研究，我国中东研究人员的任务十分艰巨。
（2）我国在中东地区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肩负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大责任，中国参与了中东地区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南苏丹问题等重大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维护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中东地区的维和人员有：黎巴嫩（418人，1个工兵营）、苏丹（230人，1个工兵营）和南苏丹（700人，1个步兵营）。自2008年12月起，我国派出一支护航编队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现第23批护航编队（2艘导弹护卫舰和1艘综合补给舰，约800人）正在执行任务。中国与中东地区25个国家（含阿富汗、塞浦路斯和南苏丹）都建立了外交关系。2009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总额达1300多亿美元，2013年已达3153亿美元。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这一地区，其中2013年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5390万吨，从伊拉克进口2351万吨。中东地区位于我国“一带一路”的西端，是通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涉及我国的战略和安全利益。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我国对中东地区的重视必将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们对中东问题的研究也应随之加强。
（3）中东研究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际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分为中东地区问题研究和国别研究两大类，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过去十几年，在我国中东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编写出版了《简明中东百科全书》、中东《列国志》和《中东国家通史》（13卷本的国别史），为中东基础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我们应以深入研究中东地区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基础研究应该为现实问题研究服务。我们的中东研究成果应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
（4）为了中东研究全面深入又具创新的发展，必须造就一支政治上过硬、业务上精通中东情况并具有综合分析能力的优秀人才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北京大学亚非所、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1978年更名中东研究所）和云南大学西南亚所的建立，中东问题研究队伍开始形成。1982年中国中东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中东问题研究已成规模。但是严格而言，中东研究人员仍然太少，能称得上“专家”的更少。我们要有研究中东地区重大问题的专家，也要有研究中东各国（国别）问题的专家。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东研究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5）我认为，中东研究人员应具备：①熟悉并进而精通中东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政治（特别是政治体制、政党和人物）、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教派）、经济和对外关系（特别是与大国的关系）; ②熟悉中东地区重大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关系、核扩散问题、库尔德问题、部族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大国对中东的政策等；③能熟练地使用英语阅读外文资料，最好能用英语写论文，如果会一点儿阿拉伯语更好；④有一定的综合能力和分析水平，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⑤善于搜集资料、积累资料和使用资料；⑥要有坚持不懈、埋头苦干、认真细致的品质和团结协作精神；⑦要去中东国家进行学习、考察或参加研讨会。
［责任编辑：闫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