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1918～1927）

第一节 试办实业

一 考察国情

1918年10月，任鸿隽与杨杏佛同船返回祖国，于28日到达上海。1918年夏从美国学成归国者达百人之多，对国内教育界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返程前已由留美中国学生会书记李绍昌通知上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准备接洽。《申报》专门登载消息，并重点介绍了其中的特出者张福运（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任鸿隽、杨杏佛、胡刚复（哈佛大学理学博士）、余日章等人。任鸿隽等人抵沪的第二天，《申报》以《科学家由美返国》的标题作了报道，再次重点介绍了任、杨等君，“二君对于科学素极醉心，此次学成归国，定能一新我国之科学也”。这样的“大张旗鼓”，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对留学归国人员的期望，一方面也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宣传手段，意在为这些新回国人员扩大知名度，以便引起更多关注，早日找到工作。

早在归国前，任鸿隽已规划了一年的行程：一是回乡探亲，顺道考察西南情势；二是拜访社会名流及朋友；三是为中国科学社筹款，组织演讲，宣传科学，“彼时或尚有星期演说，竟可向三四百的男女（但恐未必有三四百耳，一笑）发挥近世的科学”。其时已在北大的胡适邀请任鸿隽到北大教书，对于当时的留学归国人员来说，这将是一份适合而又体面的工作，然而任鸿隽却拒绝了。他不满于很多留学归国人员“一入国门便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的现象，决定首先了解国内情况。任鸿隽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隽归国后第一着，就是一年以内不做事，而以此一年光阴东瞧西望，调察各方面情形，有何事最可做，再做某事。”他的追求在做事而不在谋生。“近来闻见所及，知留学归国者多无事可做，其以毫无实际，徒藉留学生头衔博衣食无忧矣，亦有专门人材，学问过人（如陈茂康、傅有周等），归国后或赋闲居，或返美国教书，似乎吾国费时伤财好容易造就的几个人材，其结果不委之沟壑，即驱诸邻国，而国内放着无数事业，反无人去办，吾实痛之。”正是对此类现象十分痛心，任鸿隽决定要真正做出一番事业，以对得起国家的培养，“我立意要以一年作调察，三四年作预备，五年之内或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不要说造就人材，就是对于已造就的人材有相当的位置把给他，已经为益不浅了”。

1918年的中国政局为南北对立之态势，北洋政府举徐世昌为总统，广州护法军政府的领导人由孙中山变为岑春煊，岑春煊改大元帅制为主席总裁制，自任主席总裁，以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岑春煊在清末以立宪领袖闻名，历任广东布政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在任期间，以严肃吏治而闻名，获得“官屠”之名。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大力推进新式教育，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四川高等学堂等新式学校。在民国政坛上岑春煊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参加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反对复辟帝制，站在维护民主共和的一边。岑春煊三次被公推为南方反北洋军阀的领袖，实际是介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第三方政治势力，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迫切想了解国内情势的任鸿隽首先南下拜访岑春煊。而伍廷芳以清朝二品大员的身份在辛亥革命后支持民主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917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此二人皆吾自有识以来所耳而目之，以为大人物者”，所以任鸿隽按照遍访名流的计划，首先于1918年12月10日赴广州拜晤二人，以及正在广州养病的同盟会老同志汪精卫。接下来的三四个月中，任鸿隽北上南下，先后到北京、上海、南通、南京等地历访各界名人，如孙中山、蔡元培、张謇、徐世昌以及时任教育总长的四川同乡傅增湘等人。任鸿隽通过此类拜访，基本达到了了解国情、抒发己见之目的。

1919年4月，任鸿隽由上海启程，溯江而上，踏上返乡旅程。此时距离他1907年春离开四川到上海求学已12年了。船过武汉，因杨杏佛正在汉阳铁厂工作，故停留三日，以一晤挚友。在美专攻工商管理的杨杏佛回国后受聘担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本想以其所学改善该厂之经营管理，以探索中国实业发展的新路。然几个月下来他对该厂深为失望，认为“汉厂人习气极深，难与有为，吃饭易，做事难”，“中国不少欲作事之人，然在上者猜忌如此，不责事之成败，惟以一己之尊严权位是虑，果其下能相安无事，雄心已消磨尽矣”，而杨杏佛“平生作事所恃者学问、信用，此间人好用鬼蜮手段”，觉得在此前途无望，且会计并非其专业，故已萌生去意，此时得见故人，令他大喜过望。杨杏佛带任鸿隽参观铁厂和兵工厂，向他介绍自己在这边的工作，抒发苦闷的心情，然因工厂事务繁忙，任鸿隽在武汉的三天，杨杏佛只抽出一天作陪，不得与好友畅叙，对于目前这种不自由又不得志的状况，他十分郁闷，遂以诗赠别任鸿隽。

联翼涉美亚，归道忽东西。

君作游天龙，吾为笼内鸡。

值此千里逢，难同一日栖。

友情空复热，心远暮云低。

此次与杨杏佛的见面，让任鸿隽对国内办实业的艰难处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然而他并没就此却步，“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他心中激荡。5月份，任鸿隽到达重庆，当时他的两位兄长任鸿熙、任鸿泽均安家于重庆。久别的游子留洋回国，偏僻的重庆亦为之震动。任鸿隽忙于走亲访友，学校、商会等争相邀请任鸿隽去演讲，这自然正中任鸿隽的下怀，因为他回国的初步计划之一就是组织演讲、宣传科学。任鸿隽十分享受这样的“被欢迎”，他充满喜悦地写信告诉胡适：“连日在各学校、商会等处常说，鼓吹科学，颇受一般人欢迎。”然而他又对家乡的某些习气及教育界的状况深为忧虑，任鸿隽作为留美“海归”，深受家乡的欢迎，然而这种欢迎除了被学校、商会请去作了几场演讲外，更多的是被拉去喝酒应酬。这使任鸿隽倍感觉无奈，“我到家已经二十余天，天天总少不了一两顿吃酒应酬，不意内地近来习气之坏至于如此！”而家乡的教育状况更令他揪心，回想到当年在重庆读书时，自己的老师几乎都是当地最好的读书人，而现在“重庆的学界比起前十几年，大有况而愈下之势。大约从前稍好的先生、学生，都做知事、科员、局长去了。后来的学生，不知是甚么人物；后来的人材，不知从那里造出；想起来不禁毛骨悚然”。

二 筹建四川钢铁厂

任鸿隽回乡时，四川省的军政大权正掌握于国民党手中，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杨庶堪（字沧白）任省长，二人都是任鸿隽的故交，其中四川民主革命先驱杨沧白先生任鸿隽认为他对自己走上革命道路有启蒙影响。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杨沧白与朱之洪、张培爵等人率众推翻了清廷的川东政权，成立“蜀军政府”。有实力出任都督的杨沧白却谦推张培爵出任都督，自任高级顾问。“二次革命”中，杨沧白因讨袁失利，逃亡日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山先生，受到孙的器重。此后杨沧白全力追随孙中山，协助组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政治部副部长。孙中山于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杨沧白被任命为四川省长。而当时总揽四川军政要务的是四川督军、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任鸿隽与熊克武相识于上海的中国公学，熊克武是任鸿隽参加革命的直接引路人（另一人是任鸿隽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熊克武的密友但懋辛）。武昌起义爆发后，聚集在上海的四川籍革命党人组织蜀军准备北伐，公推熊克武为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蜀军北伐总司令。不久南北和议成功，孙中山又命熊克武率部返川。回到四川后，熊克武担任蜀军第一师师长，驻守重庆。“二次革命”中，四川组织讨袁军，推熊克武为总司令，杨沧白为民政部长，分辖军、民两政。讨袁失败后，二人均逃亡日本，杨追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熊克武则受孙中山之命往南洋负责联络华侨筹款。1915年，熊克武在云南参加护国战争，随滇军入川，联络四川军队参加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后，被蔡锷任命为重庆镇守史。1917年，护法战争中熊克武通电护法，并于1918年初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讨伐北洋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使刘败退陕南。不久熊克武又被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命为四川督军，杨沧白为四川省长。国民党第一次掌握了四川省的军政大权。

所以此时回乡的任鸿隽发现“成渝要道多留东故友”，任鸿隽在重庆见到杨沧白后，又往成都拜访熊克武。当时熊克武在督军任上对四川的建设还是颇费心事，如禁烟、禁赌，整顿币制，减少苛捐杂税等有利于川民休养生息的措施相继得到实施。任鸿隽到成都时，正值熊克武整顿、扩建四川兵工厂，产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能自制步枪和迫击炮。为解决兵工厂的原材料问题，熊克武拟办炼钢厂。任鸿隽到来后，他以此事相商。任鸿隽建议应利用四川产铁矿石的条件自办铁厂和钢厂，以便相辅相成。熊克武对任鸿隽的建议深以为然，遂让任鸿隽草拟筹建钢铁厂的计划，计划投资白银90万两，后又直接委托任鸿隽办理四川钢铁厂事宜。任鸿隽此次回乡一是探亲，二是考察，本无从事某项具体实业的计划，办理四川钢铁厂实属偶然的机缘，然而这件事却正合任鸿隽“五年之内或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的愿望。他决定“二三年内，就专心办一两件实业，倘若办不成再说他事”。在熊克武的支持下，任鸿隽前往美国考察钢铁事业、购买机器设备。由于此事熊克武是秘密委托任鸿隽进行，所以任鸿隽在给胡适的信中也只能语焉不详地说他此次到美是调查实业，以“容许在四川办一点新实业”。

因要在美考察和购买机器，任鸿隽聘请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康奈尔大学冶金专业硕士毕业的周仁为四川钢铁厂总工程师。周仁与胡适、赵元任等人为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奈尔大学机械系学习，1915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坚信“强国必先利器”，而要制造机械，如果没有钢铁，等于“无米之炊”，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就像人没有骨架。回国后，周仁一心为中国的钢铁事业作出贡献，他满怀激情地想去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汉治萍公司工作，虽经多种努力，竟无结果。故而当任鸿隽邀请周仁共同筹建四川钢铁厂时，二人一拍即合。1919年冬到1920年夏，任鸿隽携周仁在美考察炼钢方法，最后决定采用电炉法制钢，订购了5千瓦发电机2台、3吨电弧炉1套、2吨蒸油锤1台、小型轧钢机1套以及5万磅材料强度试验机等设备。

1920年夏，任鸿隽回国，在美所订机器亦陆续运回。建厂工作加速推进，原定一年半即能建成投产。然而正当四川钢铁厂的各项工作积极推进之际，四川的局势却风云突变，建厂计划戛然而止。引起四川政局动荡的是军阀混战。1918年“靖国之役”驱逐刘存厚出川后，云南军阀唐继尧想独霸西南滇、黔、川各省，遭到以熊克武为首的川军各派的反对。1920年3月，唐继尧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免去熊克武靖国川军总司令的职务，策动熊克武部下吕超等人“倒熊”，“唐熊战争”爆发。1920年7月，熊克武兵败，退出成都。8月份，熊克武就抓住唐继尧与吕超的矛盾，联合此前被赶走的刘存厚大举反攻，成功将四川境内的滇、黔各“客军”赶走。然而四川局势却并未能稳定，熊克武和刘存厚为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再次诉诸武力。在如此纷乱的局面下，四川钢铁厂的建设陷入困境，熊克武忙于武力征战，无暇关心钢铁厂事宜，也无力保障钢铁厂的建设经费供给。在军阀割据的中国，一个地方的建设全凭当权者个人的喜好和实力，一旦遭遇战争等时局动荡，必然面临难以为续的尴尬境地。熊克武在四川的地位不稳，四川钢铁厂的建设就失去了依靠，无力为续。虽然熊克武仍然是四川的实力派人物，但任鸿隽认识到只要四川的军阀政治不结束，以他一介书生，想在实业上得政府支持有所建树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实业计划就此搁置，人也失望地离开家乡。他从美国购回的设备，除小部分运回重庆外，大多封存在上海。虽然此后他没有再接手四川钢铁厂的相关业务，但还一直关心着那批辛苦购回的设备。1922年，刘湘主政四川后，派傅友周去上海调查任鸿隽所购回机器情况，并设法运回重庆。据傅友周回忆：1922年熊下野，刘任川军总司令，找我到上海去调查，并嘱设法将任鸿隽所购机器设备运回，还交给我向中和银行取兑的4万元支票一张，作关税、运输和杂支用。我到了上海即与任见面，时任已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还有留美工程师二人协助其事。我回到重庆也设立了办事处，以四川钢铁厂筹备处的名义将任所购半吨和两吨的电气炼钢炉全套设备、仪器及配件全部运回，刘湘即指定存放于铜元局内。1922年5月，任鸿隽携妻女回四川，准备再次考察改善实业、教育的可能。面对四川的乱象，他作了种种努力，例如力图说服但懋辛等人裁兵。为此他还联络各界在成都成立裁兵请愿会，与在重庆的报、学、商界的朋友发起了一个裁兵促进会。然而无功而返。1926年，刘湘再占重庆后，派其参谋长杨芳毓负责聘请一位德国工程师，将相关设备运到重庆磁器口，成立重庆炼钢厂筹备委员会之事。1937年该厂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接办，并于1939年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以当年任鸿隽购回的设备为基础进行扩建，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制造特殊钢材的重要工厂之一。抗战时期制造枪炮所用钢材，该厂多有贡献，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大西南钢铁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对于任鸿隽来说，他当年的努力并没有完全白费，“然十余年后，中国有倭寇之难，当局汲汲图兴基本工业，于四川设钢铁厂，其炼钢机器仍取资于吾当日所购者”。周仁后来的成就亦有美国考察之行的功劳，“周君子竞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以制造特种钢料有声于时，其学力仍得自在美国调查之功云”。周仁后来成为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