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一 创办《科学》月刊

1．缘起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前夕，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诡异莫测。为争夺霸权，占得先机，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其中科技的力量日益突显。科学的发展使战争更为激烈和残酷。这些情况引起身在异邦却心系祖国的留学生的极大关注，他们思考“一旦战事爆发，世界上的头等强国，都把他们多年积蓄的力量拿出来做你死我活的斗争”，那处于此局势中的中国该如何应对。所以“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子，不能不怵目惊心，想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他们看到当时欧、美各国实力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而且科学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而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

1914年夏天，任鸿隽留学美国已一年有余。此时的他已28岁，中过秀才，留过洋，参加了辛亥革命，任职于最高行政机关，阅历丰富，心智成熟。而且他二渡留洋非为博取功名，而是为了探寻新的救国之路。所以功课之余，任鸿隽常常注意研究欧美国家强盛的机制，中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差异。于此任鸿隽已颇有心得：“顾吾此时于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以谓西方学术乃至西方文化之所以异于东方者，一言以蔽之，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现今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为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作衡量标准的。”西方的强大，列强的纷争都是靠科学的发展，所以中国要发展，要强大，离不开科学，故而要把科学之树移栽中国。任鸿隽亲眼见识美国因科学技术的发达而带来的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开始认真思考他们这些在美学习科学知识的中国人如何去实践“科学救国”。他不仅积极思考，且很快就付诸行动。

任鸿隽在《建立学界论》一文中，阐述了知识界传播科学的责任及如何有效的传播科学。任鸿隽认为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这样的留学生）在传播科学知识、引领社会发展方面作用重大：“是人也，平日既独居深造，精研有得。临事则溯本穷源，为之辨其理之所由始，究其效之所终极，历然如陈家珍于案而数之也。其言既腾载于报章，听者遂昭然若发蒙。其事而属于政治也，将有力之舆论，由之产出，而政府之措施，因以寡过。其事而属于学问也，将普通之兴昧，因以唤起，而真理之发舒，乃益有期。”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坐于书斋，专心于学问，而应该对整个社会以己之学识发挥有益的影响。发挥影响的途径就是建立学术团体，任鸿隽称之为“学界”。有无这样的“学界”，事关一国的兴衰强弱：“学界者，暗夜之烛，而从瞽之相也。国无学界，其行事不豫定，其为猷不远大。唐突呼号，茫昧以求前进，其不陷于坎阱者几希。且夫学界之关系一国，岂特其未来之运命而已，实则当前之盛衰强弱，皆将于学界之有无为正比例焉。”这样的“学界”，“于英于德于法于美之各大都会及教育中心所在地见之，乃至于日本之东京而亦见之，而环顾吾国，则吾大索十日而未尝见也，此吾所以为吾国无学界悲也”。就目前的资料所及，任鸿隽应该是留学生中最早提议设立学术团体的人，任鸿隽夫人陈衡哲在回忆任鸿隽的文章中写道：“（我）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

关于《科学》月刊的讨论创办过程，任鸿隽是这样回忆的：“事实上，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当欧洲大战正要爆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几个中国学生某日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上闲谈，谈到世界形势正在风云变色，我们在国外的同学们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谈话诸人的赞同，他们就草拟了一个‘缘起’，募集资金，来做发行《科学》月刊的准备。”大同俱乐部是什么机构，参加“闲谈”的中国留学生又有哪些人呢？据胡适回忆说：“他们有一天（1914）聚在世界会（Cosmopolitan Club）的一个房间——似是过探先住所——商量要办一个月报，名为《科学》。后来他们公推胡明复与杨铨、任鸿隽等起草，拟订‘科学社’的招股章程。”他们当天聚会的场所“Cosmopolitan Club”，根据词义释为“世界会”“大同会”“大同俱乐部”均可。因无法查到有关该俱乐部的更进一步的资料，就前文推断，它应该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用以学生们课后聚会、讨论国际时事与政治。而胡适回忆“似是过探先住所”，但科学社第三次年会“到者五十四人，假美国康乃耳大学校舍与其大同会所为会址”，或者是胡适回忆有误，或者是1914年时大同俱乐部还无专门会所，后来才有。但它是在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很有影响的学生组织，这是无疑的。

一般把任鸿隽等人在大同俱乐部的这次闲谈作为《科学》杂志及科学社的起点，而此次闲谈到底在哪一天，目前有多种说法。任鸿隽的回忆中也只说是1914年夏天，并无具体日期。在赵慧芝的《任鸿隽年谱》、霍益萍等著的《科学家与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以中国科学社为例》及一些论文中认为这一天是1914年6月10日。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杨杏佛》一书中则只简单记载这年6月杨杏佛与任鸿隽等人酝酿创办《科学》。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则给出了“6月29日”这一日期，他的依据应该来源于胡适的日记。胡适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此间同学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等，一日聚谈于一室，有倡议发刊一月报，名之曰《科学》”，并全文抄录了《科学社招股章程》。从日记内容看，胡适并未说明科学社于当天成立，因他并未参与科学社的创建，只是事后得知科学社成立的消息，日记应属补记性质。“6月10日”的说法来自科学社的另一发起人赵元任，他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任鸿隽年谱》及相关研究者多结合任、赵二人的回忆，认为任鸿隽所说在大同俱乐部的闲谈即在1914年6月10日，并认为这一天就是科学社的成立日。目前还存在两个问题，那次“闲谈”究竟在哪一天？那一天是否就标志着科学社的成立？由于科学社最初的存在仅是作为发行《科学》月刊的组织，并没有召开成立大会，似乎应以《科学》的正式出版为标志。但一年多后，科学社成功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科学》的编辑、发行仅成为该社众多业务中的一项，所以无论是科学社社员还是今天的研究者，均没有以《科学》的问世日作科学社的诞生日。所以到底哪件事可以算作科学社成立的标志，仍是件模糊不清的事情。按照任鸿隽的说法，他显然把那次“闲谈”作为科学社开始创立的标志。此次闲谈应在6月10日赵元任所记的“热烈商讨”之前。《科学》第3卷第1期登载的中国科学社股东交纳股金一览表中，1914年到1915年7月股东认交股金的日期和金额里最早交纳股金的日期是1914年5月19日。只有先期讨论了发行杂志的事，才可能会有人认缴股金。再对比任鸿隽所说的“闲谈”与赵元任日记的内容，显见二人所说并非同一天之事。赵元任所记“晚间去任鸿隽（叔永）房间热烈商讨组织科学社出版月刊事”，应该在大同俱乐部的“闲谈”之后，创建科学社、发行《科学》月刊的相关事务已进入实施阶段。可见大同俱乐部的“闲谈”应该早于6月10日的“热烈商讨”。而且从赵元任日记可知，当天也只是“商讨”，未确定科学社成立事，否则赵元任没有理由不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一笔。根据以上资料，结合胡适6月29日的日记中已抄录有《科学社招股章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社成立的最初动议，即任鸿隽所提及的大同俱乐部的“闲谈“要早于6月10日，如果以招股章程公布作为成立的显性标志的话，这一日期应在6月中下旬，最迟在29日前。另一能为科学社成立日期提供佐证的是《杨杏佛》中提到1916年6月15日“中国科学社社员在康乃耳大学宿舍401房间召开成立二周年纪念会”。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改组大会上就决定每年10月25日为成立纪念日，所以1916年6月15日召开的二周年成立纪念会应该是指改组前的科学社成立两周年纪念（此时改组后的中国科学社成立还不到一年）。这个日期与上述推断基本相符合。

2．制定章程、募集资金

发行杂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制定办法，解决经费、稿件、编辑、发行上的问题，处理募集操作资金等相关事宜，成立名为“科学社”的社团，给即将出版的杂志定名“科学”。此时的“科学社”与一年后经改组的中国科学社大不相同，完全是为了组织发行《科学》杂志等相关事宜而设，“因为要发行科学杂志，他们才组织科学社”。《科学》第1卷第1期的“例言”第一条也说：“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既然是“学必有会，会必有报”，所以尽管他们最初讨论时仅说要发行一个宣传科学的刊物，但刊物必须以学会为依托。科学社在1915年改组为中国科学社前，并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学会”，发行《科学》杂志是它唯一的工作。科学社同仁阐明他们建立社团、发行《科学》杂志的动因：“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食科学之赐也。……同人等负笈此邦，于今世所谓科学者庶几日知所亡，不敢自谓有获。顾尝退而自思，吾人所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有为吾国学子所未尝习见者乎？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有为吾父老昆季所欲闻知者乎？……试不知其力不之不副，则相约为科学杂志之作，月刊一册以饷国人。……”从上面的内容看，这份“缘起”的主要目的是争取留美中国学生的支持，为募集资金和约稿吹风，同时亦定下了本刊的办刊方针“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焉”。此后《科学》发行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了该方针。在这份“缘起”上签字的有以下九人：胡达、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

科学社募集资金的方式是发行股份，其《招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股份发行份额及股东权益等内容。

科学社招股章程

一、定名 本社定名科学社（Science Society）。

二、宗旨 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三、资本 本社暂时以美金四百元为资本。

四、股份 本社发行股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发起人担任，余二十份发售。

五、交股法 购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为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购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东以三股为限。购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余一股照单股法办理。凡股东入股转股，均须先经本社认可。

六、权利 股东有享受赢余及选举被选举权。

七、总事务所 本社总事务所暂时设美国绮色佳城。

八、期限 营业期限无定。

九、通信处 美国过探先。

该章程显得较为简单和粗糙，虽然规定了组织名称、宗旨、成员权利等内容，却无组织原则、结构设置、入社资格、社员义务等对组织来说必备的内容规定。虽然《科学》正式出版时又公布了科学社的组织机构：董事会，由会长任鸿隽、书记赵元任、会计秉志、胡明复和周仁五人组成；《科学》编辑部，部长杨铨；营业部，部长黄伯芹；推广部，部长沈艾。但如此组织机构的设置更说明了科学社的功用唯一：发行《科学》月刊。从此点来看，科学社与真正的社团组织还存在较大差距。科学社是为了发行《科学》而创，从这一点上可以将它视为杂志社。而它的章程名为“招股章程”，认股的股东还可参与“分红”，似乎又是一个股份制运作的公司。正如任鸿隽所说，它的出现仅仅是这群留学生为了方便发行《科学》杂志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松散群体。所以此时的科学社从性质上来说可以称作是股份制杂志社，“其目的在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知识，其办法仿照集股公司……”

“缘起”及《招股章程》的发表说明《科学》月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在留学生中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胡适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全文抄录了该《招股章程》，并说：“留美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得此可救其失也，不可不记之。”当然兴奋的胡适似乎忘记了该年刚刚改版的《留美学生季报》亦是留学生办的面向国人的国文杂志，只不过内容和侧重点不同。《季报》重在向国人介绍美国教育状况及留美学生界的情况，而《科学》则重在传播科学。

从招股章程内容来看，任鸿隽等创刊者是把科学社当作一个股份公司来经营，股东投资，有“享受赢余及选举被选举权”，而《科学》即是该公司的产品。对于能否募集到充足的股金，创刊者们心里没底。不料《招股章程》公布后，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要求购股者很是踊跃，“不到几个月，社员已到了七十余人，股金集到五百余元，同时杂志的稿件也凑足印三期的数目”。任鸿隽的回忆在中国科学社的“认股一览表”、“交股一览表”和“股金总收入”三份档案里得到印证。到1914年底，科学社已有社员35人，共认股52份，实收股金416美元。（按《招股章程》规定，股金可分3～5期交清，有社员此时只交了部分）而1915年7月，社员数增加到76人，实收股金共782美元。这个数额已大大超过创刊者的预期，他们原计划当文稿和经费都积有三个月以上的准备后，才交印发行，未料进展却较为顺利。

科学社发行股份得到留学生们的支持和响应，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科学》的宗旨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支持。留学海外的学子们，对积贫积弱的祖国始终有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发展与强大，他们又眼见了欧美各国由于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进步。所以《科学》“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正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他们愿意为推动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第二，科学社发行的股份，规定的每股十元的金额和分期交纳的方式让留学生容易接受。因为此时在留美中国学生中，让他们分批交纳十元并无太大困难。虽然赵元任提及似乎为交纳这笔会费吃过苦头：“我们得要用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我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在几个主要发起人中间还展开了节食竞赛，有时每天只花5角钱，甚至减到3角5分。据1977年加州大学内部出版的《口述传记》，赵元任追忆当时餐费的最低记录是每天2角3分美元，以至有两人（指赵元任和杨杏佛）因此而病倒。如果把上面的这些说法看得很严重的话，似乎这些留学生当年要从生活费中挤出一二十元实在是太困难了。其实不然，当时留美学生中大部分是庚款生或公费生，以人数较多的庚款留学生为例，他们每月的生活费是60美元（后涨到80美元）。除庚款生外，其余公费生的经费同样颇为可观。据民国3年（1914）教育部《经理美洲留学生事务暂行规程》第七条规定：留学美洲学生往返川资、治装费及每月学费应照下开数目支给：每月学费美金八十元。出国川资本国银五百元，回国川资美金二百五十元。治装费本国银二百元。这笔钱在解决正常的吃穿等生活所需后且有多余。赵元任1959年跟友人谈话时提及这60美元什么都包括在内，吃饭一个礼拜3块半，早晨还吃牛排，还剩的有钱买钢琴。所以留学生们一般都能在娱乐应酬上花上一笔不小的钱，他们基本每周末都要下馆子、上戏院，可以花2块7毛5分到戏园看一场《威尼斯商人》，花两三元在中国餐馆吃一次饭，过年过节互赠礼物等。任鸿隽也在家书中向家人汇报他在美每月学费及生活费约需五六十元，虽所剩不多，亦可省出些贴补家用。所以想加入科学社的同学，一年的生活费中省出一二十元，且分期交纳，实在不是非常大的压力。之所以会出现赵元任说的那样的“惨况”，一是因为这些留学生每月都有固定生活来源，所以花钱有些大手大脚，经常下馆子、上戏院，基本无存钱的习惯。突然要交科学社的股金，只能在当月开支上有所缩减。而这些年轻人大概娱乐应酬项上的开支是舍不得缩减的，如赵元任，他每月的开支，房租、洗衣费、理发费等不能省，较具灵活性的就是吃饭和娱乐应酬了。在康奈尔时的赵元任应酬非常多：“似乎这一年我的朋友比任何其他时期为多——年长的朋友、年轻的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在那时我的年龄，我该对女孩子发生兴趣，我也的确如此。我常和李（Mable Lee），邝（T. N. Kwong）、瑞葩·贝夫见面，尤其和周淑安见面时候最多。我也和欧莉芳（Robert Oliphant以后为Merrihew太太）及许海伦（Helen Huie）约会，并带邝小姐去看Huckleberry Finn电影。”所以交际应酬如此繁忙的赵元任断不肯也很难省下娱乐、交际开支，身体就成了被“苛刻”的对象，以致展开节食竞赛。

科学社第三个颇具吸引力的原因是其股份制的运作方式。彼时在留学生中比较有影响的刊物如《留美学生季报》，其发行费用来自于留美中国学生会的会员交纳的会费。这些会费用途很广，学生会的一切公共事务开支均由此出。对于会员来说，会费交纳后，虽然可以参加学生会的各项活动，但这笔钱似乎就跟自己没有直接的联系了。而交给科学社的股金则不同，社员所交纳的股金只有一个用途，即编辑发行《科学》，社员的钱交上来后，怎么花的，一清二楚。购买股份后，作为股东有享受赢余及选举和被选举权。所以这笔钱既不用担心被乱花，搞得好还可参与分红，这比单纯交纳会费更具吸引力。而且股东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如1915年10月科学社改组时，会计胡明复报告当时共有股东77人，改组前有3人退股，退还股金16美元，剩下74位股东共有股金831美元。

当然，作为创始人，任鸿隽、杨杏佛等人带头积极认股。在第一批社员中，任鸿隽和杨杏佛的认股数最多，每人认购3份，且当年就交足了股金30元。认购2股的有赵元任、胡明复、金邦正、过探先、朱少屏、秉志、周仁、邹树文、廖慰慈、黄伯芹、钱天鹤、姜立夫等12人。其余认购1股。

3．组稿和发行

在解决经费问题的同时，能否成功组稿亦事关《科学》能否顺利出版。当时正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的任鸿隽深知稿件来源的不易，为使《科学》尽快顺利出版，他们几个发起人成了最初的主要撰稿人。编辑部部长杨杏佛亦是到处想办法组稿，1916年6月24日，为组稿有点手忙脚乱的杨杏佛寄给胡明复一首白话诗，让他向赵元任催稿，诗文如下：自从老胡去，这城天气凉。新屋有风阁，清福过帝王。境闲心不闲，手忙脚更忙。为我告夫子（指赵元任），《科学》要文章。该诗经胡明复转告赵元任后，赵和诗一首，抱怨杨杏佛催稿太甚：《科学》稿已去，“夫子”不敢当。才完就要做，忙似阎罗王。《科学》第1卷第1期署名作者共11人，分别是任鸿隽、赵元任、陈茂康、胡明复、杨孝述、周仁、李垕身、秉志、过探先、金邦正和杨铨，每人一篇，其中8人是科学社发起人。第2期的作者群与第1期相比，变化不大，仍以几个发起人为主。可见刚刚起步的《科学》杂志在稿源方面亦存在一定困难，稿件来源略显单薄。

此时任鸿隽身兼多任，他既是科学社的创始人、社长，担任《科学》杂志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而且他还是1915年度《留美学生季报》的总编辑。因此除学业外，他要投入大量课余时间在这两份刊物上面。前已提及，《留美学生季报》这一年他是最高产的作者，而在《科学》月刊亦是如此。《科学》第1卷全年12期，任鸿隽共发表12篇文章。

经过任鸿隽等人的努力，1914年底，他们把文稿寄往上海，交托“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代为经理印刷发行。《科学》第1卷第1期于1915年（民国4年）在上海问世。位于上海静安寺路五十一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亦成为《科学》杂志的总经理处。在《科学》的封面上则直接出现“上海静安寺路五十一号中国科学社发行”的字样，这里俨然是科学社的国内“社所”了。

在当时中国出版发行的各类期刊中，《科学》一问世，由于内容与形式上显著的特点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是最早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科学》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倖焉。”与“民权”为“平行线”的学术思想包括哪些内容？《科学》的回答是：“抑欧人学术这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社同仁认为，“民权”与“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两面旗帜。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中亦有类似的表述：“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科学》上“民权”与《青年杂志》上“人权”属相同的概念，可见两个杂志均把“民主”与“科学”视为改造中国的两大武器。显然，比《青年杂志》早诞生8个月的《科学》更早地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

二是排版方式最早采用横排行文及新式标点，此举开风气之先。比《科学》晚8个月问世的《青年杂志》也仅是横排、竖排杂用。如《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中陈独秀所译《妇人观》用横排，而同期中另一篇译文《青年论》则是译文竖排，英文横排。这种横排竖排杂用的状况一直被《新青年》沿用至1922年。《科学》则由始至终弃竖排不用。此举并非为标新立异、吸人眼球，而是由《科学》杂志的文章内容所决定。《科学》的编者们最早意识到，要以“科学”改造中国，中文原有的无标点竖写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作为一份旨在向国人传播西方科学，兼具通俗与专业特点的杂志，发表的研究者的专业性学术论文，以及里面出现的大量现代科学语言的表述，如公式、方程、图表等，如采用中国传统的无标点竖排则无从下手，亦无法适当表达。如《科学》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任鸿隽所写《化学元素命名说》一文中，既有化学公式，亦有“化学原子名量表”（类似于“化学元素周期表”），此类内容如套用传统的竖排，根本无法修改。《科学》编辑部对采用横排加新式标点做了说明：“本杂志印法，旁行上止，并用西文句读点之，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程序，非故好新奇，读者谅之。”《科学》杂志最早以实际行动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文学革命”的一大内容是文学表现形式的革命，其中就包括了竖排变横排和采用新式标点。在《科学》的实际行动后，1915年6月，胡适写下《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论述中国文学无句读及标点符号的弊病，提出了“文学革命”在形式上变革的一个方向。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看起来是一个小的枝节问题，但究其实，与采用白话文一样，都是使语言朝着通俗化、精确化方向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所以从“文学革命”角度来看，《科学》采用横排加新式标点的排版方式，意义就很重大了。它的这一做法也为后来的杂志所效仿，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

三是统一科学名词的译名。《科学》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时，涉及大量科学名词。这些科学名词基本源于西方，汉语中无对应名词，向国人译介科学知识的翻译者们往往各凭所好，科学名词五花八门。如若不加统一，容易发生歧义或造成混乱，不利于科学的传播和发展。所以《科学》编辑部特别声明，规定所有来稿的科学术语由编辑部统一审定。后来还成立了“名词审查委员会”，分学科审定科学名词后予以公布、推广。

四是《科学》杂志的稿件内容偏重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显示较强的专业性，与一般的通俗杂志相区别。例如《科学》创刊号共11篇文章。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赵元任：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

陈茂康：平面数学

胡明复：万有引力之定律

杨孝述：欧姆定律

周仁：水力与汽力及其比较

李垕身：胶灰制造法

秉志：生物学概论

过探先：中美农业异同论

金邦正：森林学大意

杨铨：加里雷倭传

这11篇文章中，除任鸿隽的文章属于“通论”性质，杨铨作的人物小传外，其余均属自然科学专业性领域内的专业论文。此前中国还未有类似的专业性较强的刊物出现。可以说，《科学》的内容与任鸿隽等人创刊的设想高度一致，或者说这些创刊者们严格按照最初的蓝图来编辑出版《科学》，即要为中国办一份专门传播科学的杂志。虽然此后《科学》的办刊方针有过“通俗”与“专业”之争，但总体来说，基本是偏于专业，尤其是偏向自然科学领域，这一点没有太大的变动。

《科学》能顺利出版，除前述的成功募集资金及编辑人员富有成效的工作外，还离不开编辑及撰稿人的（最初主要是任鸿隽等创社元老）无私奉献，因为给《科学》投稿是没有稿费的。任鸿隽在《〈科学〉三十五年回顾》一文中写道：“在《科学》上投稿的，向来不收稿费，只以本文的复印本若干为酬。”编辑也基本不拿工资，“主持编辑的人除了一二特别聘请者外，也是不受薪资”，“他们做文章，做事务，不但不希望物质的报酬，有时还得自己贴补一点费用。”正是因为有这样为了在中国传播科学而甘于奉献的编辑及作者群，《科学》才能长久维持。

《科学》发行后，任鸿隽等人还想方设法争取各方支持，扩大影响。1915年5月25日任鸿隽给正在法国的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写信寻求支持。信的全文如下。

孑民、石曾、精卫先生左右：

前者上书左右，并媵以《科学》杂志一册，敬求教正，托吴玉章转达。近得吴君来书，始知此书迄未收到。当此战涛汹涌中，区区鱼雁浮沉，亦何足怪，然辜同人仰望之心又数月矣。

同人等愚见，以为国之不振，国民无学，实尸其咎。窃不自揆力之不副，就修学之暇，发起此《科学》杂志，交以为传输学术之机关，作起国人好学之志气。竭蹶经营，已将一载。其第一期于正月在上海出版，今已出至第四期矣。幸得国内外同学匡助，尚得继续无替。然科学大业，而同人学识谫陋，知不足副椎轮之任。

诸先生德业文章，为世尊仰，若能不吝金玉，赐以宏篇，则不独本杂志之光，实社会之导也。读复康南耳同学书，责同人以养成新中国复活之种子，同人驽劣，何能副先生等重望。然区区此心，苟利国家，不敢掸劳，以此自誓，并望先生等之助成之耳。时事艰虞，几难自奋，顾瞻春树，引领于邑。专此，敬问道安不一。

任鸿隽再拜（五月廿五日）

6月份蔡元培、李石曾给任鸿隽回信表示支持。

叔永先生足下：

由吴玉章君转到惠书，并《科学》杂志一册，洛诵之余，不胜感佩。

欲救吾国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弟等绝对赞同。伏读《科学》例言，有不涉宗教一条。又杂志发端，揭一以科学与宗教宣战之G氏以为模范，想见诸君子所提倡者，诚纯粹之科学也。夫实验之科学与臆造之宗教，本不相容，徒以科学自有范围，不能不留有存而不论之余地，宗教家遂得假零星之科学知识以张其教义，以莠乱苗，其害乃较蒙昧之宗教为甚。

美国基本人民本英产，英人固以笃信宗教著于世界者也。美之立国，又托始于清教徒，故美国都会之势力至巨。我国留美学者，以彼国退还赔款之故，其数较他国为多，而其介绍汲引之事，大半由教士担任。故留美同学，不患其不励于学，而患其毗于教。今得诸君子脱离宗教之《科学》杂志以树之的，庶有以输科学之真诠，而屏宗教之阑入，此尤弟等所助为张目者也。

弟等在此，常以促进教育、改良社会之责任互相策勉。去年，曾发行《学风》杂志之议，其内容即以科学、美术为中坚。第一期属草甫竣，而欧战发端，迄今尚未付印。出版以后，当与贵处之杂志互相应求也。

精卫先生适有南洋之行，尊函已转寄，勿念。此复，敬祝

进步！

弟李（石曾）蔡（元培）

二 成立中国科学社

1．科学社的改组

如果说《科学》月刊的诞生是几个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有感于西方科学的发达及祖国科学的落后，于闲谈中产生的，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那么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亦可以说科学社的改组）则是随着《科学》的发行工作步入正轨后，任鸿隽等人深思熟虑的结果。

《科学》发行不久，社中同仁感觉要谋中国科学事业的发达，要实现科学社的宗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仅靠发行杂志一项工作远远不够。“社友中渐有觉以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属，不免本末倒置之病者，因提议改组科学社为学会”，“就有邹应藼君，正式提议改组本社为学社。”1916年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年会，社长任鸿隽在开幕词中解答为何要改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的“中国科学社”：“譬如外国有好花，为吾国所未有。吾人欲享用此花，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必得其花之种子及其种植之法而后可。今留学生所学彼此不同，如不组织团体，互相印证，则与一枝一叶运回国中无异。如此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而吾人所希望之知识界革命，必成虚愿。此科学之所以有社也。”科学社董事会于1915年4月就改组科学社的原因向社员作出说明，征求意见。

一、振兴科学，应举之事甚多；如译书设图书馆等，皆当务之急，不仅发行杂志，故科学杂志当为科学社之一事业，科学社不当为发行杂志之一手段。

二、本社为学会性质，则可逐渐扩充，以达振兴科学之目的；为营业性质，则社员事业皆有限量。

三、本社为学会性质，则与社员不但有金钱上之关系，且有学问上之关系；为营业性质，则但有金钱上之关系，而无学问上之关系，与创立本社宗旨不符。

改组意见得到大多数社员的同意。董事会遂委托任鸿隽、邹秉文和胡明复三人负责起草新的科学社总章，他们决定模仿英国皇家学会来改造科学社。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长且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它是非官方的、独立的、自治的学术团体，主要功能有：科普活动，对科研个人、单位及出版物和学术会议进行资助，促进科学交流与合作，举办科学会议、讲座，设立科学奖学金等。它既注重推动科学研究，又注重为民众的公益事业服务。“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开始组织时，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即：除介绍科学之外，它注重实行科学研究，并为民众公益事业服务。”1915年10月9日，由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三人起草的《中国科学社总章》提交全体社员讨论，10月25日全体社员表决通过了《总章》。

《总章》经全体社员讨论通过，即宣告了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10月25日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创社纪念日。虽然《总章》第二十九条规定董事会应由七名董事组成，但第一届董事会只产生了五名董事，分别是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和周仁，根据《总章》，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即为董事会会长。书记由赵元任担任，胡明复担任会计。科学社的改组成功，使社员们对科学事业的前途充满新的激情和希望，他们把中国科学社的建立看作中国科学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自豪地认为“中国之科学学会亦即以是为嚆矢乎！”

依托于已发行一年有余的《科学》月刊的影响，中国科学社成立后，在国内外的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的宗旨得到广泛的支持。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写来贺信，认为中国科学社所从事的事业正是国家进步的基础：“贵国学子关于教育上之致力，实令远方识时之士闻而倾佩，贵国之有些发达之征也。贵社同人择途既得，进步尤著，异日科学知识普及全国，发荣滋长，永永无敌，可操券候也”。黄兴、黎元洪、张謇、蔡元培、范源濂、伍廷芳、黄炎培、唐绍仪、沈恩孚等均题辞（字）以贺。尤其是中国科学社成立的当天，黄兴欣然为《科学》题字，但由于他当时正遭袁世凯通缉，科学社并未将此事宣扬。直到1917年6月，《科学》才发表黄兴的题字及给任鸿隽等人的复信。亦是从这一期开始，《科学》月刊的封面采用黄兴所题“科学”二字，以示对黄兴的纪念。

2．中国科学社的主要活动——常年会

从1915年成立到1918年迁回国内，中国科学社在美活动三年。按照新社章，发行《科学》不再是中国科学社的唯一工作，还包括译著书籍，筹建图书馆等工作，均须渐次举办。但因精力、经费等限制，在美的中国科学社主要的日常工作还是编辑、发行《科学》月刊。同时，作为新改组成立的学会，为体现其“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的宗旨，召开年会、联络同志成为中国科学社各项工作中的重头戏。在美期间，中国科学社共召开了三次常年会。

常年会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三大类，一类有关社务，如职员报告、选举新董事会成员、讨论修改社章及社员提议的其他事项等；一类是学术交流，由社员宣读论文或发表演讲；一类是社员交际会（联谊会），以猜灯谜、有奖游戏及郊游等形式开展，以联络社员感情，增进彼此了解。任鸿隽在3次常年会上均当选为社长。从年会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董事会成员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及编辑部部长杨铨和经理部部长过探先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的事业在3年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社员人数较快增加，杂志发行量上升，科学社的影响越来越大。（见表1）由于第三次常年会是与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举行，现以第一、第二次常年会为例，从科学社社员概况、科学社资金状况及《科学》发行情况三方面展开分析，了解中国科学社的初期发展情况。

（1）社员概况

表2可见，中国科学社社员中，来自文化大省江苏、浙江及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福建四省的最多，这也与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的主要生源地以江浙、广东等为主这一情况相符。1909～1929年1269名清华留美学生中，人数最多的是江苏籍学生，共274名，占21.59%；广东籍学生人数187人，占14.74%；浙江籍学生数157人，占12.37%。反映到中国科学社社员的籍贯分布上，至第二次常年会时，江苏籍社员已约占总社员数的1/4，所以当1918年中国科学社转回国内后，把活动重地放在江苏就成为必然。

中国科学社社员中学习数理化及实业应用类的占有绝对多数，政史哲等文科类仅占很少一部分。中国科学社的宗旨在传播“科学”，在他们看来，此“科学”多指自然科学。正如任鸿隽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认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而在彼时的留美学生中，学理工农医类仅略占优势。以清华留美生为例，1909～1929年间的留美生，学理工农医科的占53.8%，学文法政商等科的占44.7%，前者虽有优势，但不明显。但中国科学社有意识且重点吸引自然科学学科的留学生加入进来。中国科学社社员中，理工农医科的比例在前两次常年会中分别高达77.9%和89.6%，学科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见表3）

由于当时中国学生在美国分布相对较为集中，主要在东部、中部及太平洋沿岸的一些著名大学，尤以在东部者为多，加上中国科学社的骨干力量多在东部，故而在美国的社员分布以东部为最。据1916年常年会资料统计，时在美之社员为109人，分别是东部77人，中部23人，西部9人，东部社员又以康奈尔大学为最，达27人；而1917年在美156人，东部119人，中部27人，西部10人，康奈尔大学社员仍居榜首，为26人。此种状况应该与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等社中骨干均在地处东美的康奈尔大学有密切关系。

（2）资金状况

改组前，由于科学社采取股份制，社员即股东。改组后，旧股东依社章之规定，不愿为新社员者，退还其股金；愿为新社员者，以其已交股金中5美元为入社金，其余本人可选择作为常年社金或特别捐。到改组时，共有股金831美元，除每人必交的入社金5美元外，有204美元转为常年金（每人每年2美元），287美元转为特别捐。当初科学社的9位发起人中，任鸿隽与杨杏佛认股数最多，每人3份，其余均认2份。除章元善未交纳外，另外8人均足额交纳。改组后，8人对股金的处理表现出他们是最热心支持社务者，他们的股金中除5美元作为入社金，其余均选择转作了特别捐。

改组后科学社的收入包括：入社金（一次性交纳），常年社金（每年2美元），仲社员年金（每年1美元），特别捐（包括月捐）及基金捐。以前两次常年会统计情况来看，中国科学社每年的固定可用收入实际只有入社金一项。因为社员有享受免费收阅《科学》杂志的权利，“故常年金之每年美金二元，名义上虽为进项，于实际上则仅抵社员所享有印刷物之用费”，仲社员年金每年仅1美元，远不够月刊之费；而特别捐和月捐，虽然据前两次常年会统计，金额为各项收入中最多，但其全赖社员的热心，社员一旦热心稍退或生计出现变故，随时可能减少或停止特别捐，且参加此项捐助的社员数颇少。

第一次常年会召开时，已有社员168人，但认助特别捐、月捐者先后一共25人（包括改组前），共捐助1198.93美元。（见表5）

该统计未计入旧股金转为特别捐的金额。捐助超过50美元的10人中，超过一半是科学社发起人。如果计入旧股金转为特别捐的金额，则任鸿隽和杨杏佛同居榜首，达125美元。非发起人中尤以廖慰慈最热心，改组前就购买了股金2份共20美元，改组时5美元作为入社金，15美元转为特别捐。（此处的20美元仅指1914年科学社成立时认购的股份，即廖应有2股，每股10美元；而表5为特别捐和月捐的统计数据，属自愿交纳。）前10人的捐助总额达851.12美元，占总捐助额的70.98%。可见占中国科学社日常开支大宗的特别捐、月捐实际是靠很少的几人在支撑，此进项极易受社员个人生活状况的影响。很多社员回国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对于各项事务热心下降，比如回国后撰述员的稿件减少。再由于国内时局动荡，生计日艰，回国社员的捐助也会相应减少。创始人之一的过探先于1915年夏天回国，此后一年内他对中国科学社金钱方面的贡献，除了旧股20美元中15美元转为特别捐外，只有上表中的特别捐10美元。而另一发起人金邦正则未出现在表5中，他们捐助金的减少，应该不是生计问题。如彼时过探先正担任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而金邦正担任安徽第一甲种农校校长，经济上应该比留学时更宽裕。他们在国内亦在某些方面继续为中国科学社出力，如此时的过探先还担任中国科学社经理部部长之职。因此他们对特别捐、月捐热心的稍减，应该归因于远离“本部”，忙于自身的家庭或事业，距离的疏远导致了行动上的某种“疏离”。所以当任鸿隽、杨杏佛等社中活跃人士相继学成回国，即决定把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毕竟“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的科学社，它的主要舞台应该在中国，迁回国内有利于更好地团结国内知识分子，共图中国科学的发展。

正是意识到“赖特别月捐以为生活，终非久计”，任鸿隽等人提出募集基金作为长久之计。董事会于1915年请回国的金邦正负责募捐，但因内乱频仍，未见实际效果。1916年的基金共募得290.16美元，主要是靠社员捐出他们购买的“救国储金”退还之款，未有来自社会的捐助。到第二次常年会召开时，募集的基金虽然只有109.99美元，不到上年的一半，却出现了来自社会热心人士的捐款，如从顾维钧处募集了50美元，这对中国科学社来说是个零的突破。但在美期间的基金数额总体较少，存入银行所生之息微乎其微，于中国科学社日常开支中贡献很小。

（3）发行《科学》月刊

《科学》的发行状况主要由稿件的数量与质量、价格等几方面因素决定。《科学》前三卷，编辑部的稿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量而非质的问题。《科学》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在编辑部部长之下有审查员、修辞员、抄录员、名词员、句读员及校读员等等，他们在部长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给稿件把关，而编辑部部长的首要任务是拉稿。给《科学》投稿最主要的是常期撰述员，他们是杂志的特约写稿人，《科学》能否按期出版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按期供稿。据编辑部部长杨杏佛的年会报告统计，这一时期撰述人的稿件占了多数。（见表6）

但令编辑部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常期撰述员给《科学》投稿靠的是热情与自觉，因此这部分重要的稿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撰述员每年都有增加，而旧撰述员则在不断“流失”。据杨铨统计，1915年度的稿件中，旧撰述的贡献率占80%，1916年下降到38%，而该年新撰述的贡献率达55%。旧撰述的“流失”，学生回国是主因。很多撰述员回国后不再投稿，所以杨铨担忧地说：“回国以后的撰述员未来一篇文字。写信去要，回信不是说事忙，就说没有材料，国内情形我们在美国的人不能明白，但是我们将来总要回国，《科学》月刊将来亦打算在国内编辑，若是在中国不能作文，恐怕编辑部离开美国时候就是月刊关门时候。”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之际，曾回忆当时《科学》总编辑杨杏佛向赵元任催稿子的情形：“记在美国时，亡友杨杏佛君为科学总编辑，常以打油诗向赵元任君索文，赵君复以一诗云：‘自从肯波（指剑桥）去，这城如探汤，文章已寄上，夫子不敢当；（杨原诗有‘寄语赵夫子，科学要文章’之句）才完又要忙，忙似阎罗王，幸有辟克历，届时还可大大的乐一场’。”第二次常年会上，编辑部部长杨铨呼吁在稿上下功夫：为巩固期刊计，势必多得新撰述员新投稿员，若明年增刊之议实行，需稿更多，绝非因循敷衍所能了事，征稿范围必须推广无疑义。推广可分两途，一由各分股向股员征文，一由编辑部向社内外能文者直接征劝。

《科学》的发行事宜由经理部负责，因相关的印行工作均在国内，故此阶段经理部部长为1915年夏回国的社员过探先。由于此时中国科学社和《科学》的运行经费主要靠一群穷学生自筹解决，困难自不待言。经理部的经费由董事会自美国寄回，每月100美元。第一次常年会统计，经理部共支出2200多美元，约占科学社全年度收入总数的80%。第二次常年会统计，经理部共支出2300多美元，约占全年收入总数的75%。由于一战的影响及国内时局的混乱，美元一落千丈而银价不断上涨，科学社社员交纳或捐献的各款项均为美元，由董事会寄回国内损失很多。“两年前美金百元兑中银二百五十元，一年前约百七八十元，今则不及百五十元矣。前后相去仅二年耳，而银价为五与三之比，此实经理部受损之最大原因也。”加上纸价和印刷费用日高以及稿件问题，1917年《科学》的发行首次出现延期。

《科学》的发行量赖社中同仁在困难重重之下努力维持。由于《科学》创刊时间不长，又是专业性相对较强的刊物，销量有限。加上各代售点对名不见经传的《科学》的销售热情不高，“国内书局，惟利是图，对于《科学》妒心实重，代售之折扣骇人听闻。而又不为之陈列于肆中，有问科学者，以冷静之态度应之，尤足令人切齿痛恨”。1916、1917年《科学》基本维持在每月1200本的发行量，但其中有200多本是免费寄送社友，数十本用于交换和赠送，订阅及代售的约800多本。由于《科学》的定价不高，为中银2角5分，加上代售点的折扣率偏高，以及代售点拖欠款项及未售完等情况，《科学》的出版经常处于赔本状态。据第一次常年会的会计报告，平均每期月刊所需之费为中银371元有余，而定报及零售收入之数每月仅150元左右，两抵相差每月净赔中银220元有余；每售出期刊一本净赔中银1角8分4厘。为保证《科学》的出版，填补资金缺口，科学社提请社员热心“特别捐（包括月捐）”。特别捐为一次或多次不定额捐助，月捐为按月捐助。“月捐之初意，在补充目前用款之不足，由社员认捐”，数额不限。按社章规定，社员入社时必交款项为“入社金”和“常年社金”两项，均为定数。而月捐则可以算作社员对社务工作的随时热心贡献。社员们对社务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十分关心，月捐十分踊跃，月捐数额大大超过了入社金和常年社金，“据现在情形，则入社金与常年社金所入反不及用费之半，而社中用费过半出于月捐”。在科学社改组后的10个月中，各项收入总数（不含发行杂志收入）为1127.77元，其中特别捐及月捐达632.77元，占总收入的56.11%。第一次常年会会计报告中则显示特别捐（月捐）收入占总收入的53.16%。然月捐之制终不可持，一旦停止或减少，社务即不得不受影响，所以科学社想方设法谋求改进。考虑到《科学》内容太过专业可能影响发行量，在第二次常年会上，社长任鸿隽提议月刊以后宜多出通俗文字，以增加销量。实际上《科学》自第3卷开始就增加了实业论文及“卫生谈”栏目，从纯理论向通俗性和实用性转变，以期吸引更广泛的读者。他们期望随着《科学》的知名度增加，来自于书局和代售点的刁难会相应减少，发行杂志的收入会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