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恰当的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代序）

孟建

（一）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学术界一直较为关注的话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形象本身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拥有更为积极主动的活动空间；二是国家形象这一话题承载了文化地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脉络，是历久弥新的学术命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60: 6）。从理论上探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将国家形象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学理性探讨，去解释这一问题所蕴含的理论依据与理论脉络，而从实践的角度探讨国家形象如何进行传播则是最终的目的，有助于我们建构一个客观、公正的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一直存在着被塑造、被误读、被歪曲的客观现实，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时刻，中国的国家形象一直在“人间天堂”和“东方地狱”两种状态中徘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体有三个：一是，世界话语体系尤其是西方世界看待中国的视角由西方现代性自我批判与自我确认的两个维度导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等标志性事件，使西方确立了现代优于古代、西方优于东方、自我优于神祇的观念，以此，中国成了西方世界自我发展与自我反思的参照物，它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由自我想象和若干带有偏见的文本构成；二是，某些境外媒体以意识形态偏见和意识形态谋略为主导，对中国进行选择性报道，刻意放大中国某些负面问题，造成负面国际影响，或者制造一些并不符合中国具体状况的新闻事件以迎合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刻板偏见；三是，中国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自我表达，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没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表明自己的身份，讲述好自己的故事，传播好自己的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以至于印证了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格外重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专门就国家形象做过非常详细、深入的论证。毛泽东同志强调说，“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毛泽东，1991: 1080）；邓小平认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1993: 320）；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说，中华民族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和民族品格。2011年初胡锦涛同志访美期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比于宣传片所承载的信息和意义，学者们更关注这一行动本身所预示的可能性——中国在跨文化传播中以更为主动、积极的姿态建构国家形象已是大势所趋。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从上述所摘录的若干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重视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以及有效的对外传播；第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命题、任务、策略与技巧都应该变化和调整。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话语体系，与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圈层展开积极的对话，这不仅对于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而言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历史时刻。

中国以积极的姿态进行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让我们增强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因为中国正以一个“和平崛起”者的姿态成为世界话语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仍然极为严峻，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势必导致一些传统的西方大国的失落、猜忌甚至是恐慌，唯恐中国会再现西方世界“强国必霸”的历史。同时，频繁的国际交往、互动、合作使中国获得了更多的与世界话语体系进行对话的机会，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国家形象被塑造的状况，尤其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张昆，2016）。此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宝贵的经验不只是中国独有的财富，它应是多彩世界共同享有的伟大宝藏，中国有理由借助各类机会和平台进行积极的跨文化传播，所以，我们更应该加大力度向世界宣传中国。最后，中国如何立足现实向世界表述自己还是一个策略性和技巧性的问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早已悄然来临，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精彩、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成绩应该积极地进行对外传播，并且以我们为主导进行传播。因而，习近平同志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

（二）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对中国身份、中国历史、中国故事进行界定和解读；二是将这些界定和解读转化成国际通用语言（这里的“语言”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不仅仅是狭义的语言表达）进行合理的表述；三是选择恰当的渠道或者路径将这些表述进行有针对性的跨文化传播。概言之，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需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是解决与中国身份和本土现实相关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二是解决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这一切，都要以达到“有效传播”的良好效果为终极目的。

就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而言，传播路径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它涉及国家形象应该如何建构以适应中国实践、国际环境和现今时代需要的问题。在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若干讨论中，对“怎么做”探讨较多，而对于“怎么做”的理论依据探讨较少，因为并不是一个非常具有操作性的问题就应该撇开对理论建构方面的观照，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所关注的问题极其宏大就应该停留在书斋中。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1960: 4）。思维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能够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同样，任何科学的理论都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我们对跨文化传播路径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时脑洞大开的想象或幻想中，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院哲学的纯粹思辨阶段，为此，我们需要观照不同学科脉络对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路径进行的理论梳理，也要以中国自近现代以来若干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尝试作为镜鉴进行深度考察——既要尊重前人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优秀的理论成果，也要注重中国本土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更要注重特定的传播路径与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环境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勾连。

中国历代领导人就国家形象或中国形象进行过的若干论述表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有对自己相应的表述以及相应的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策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中一直是被忽略的他者，一个在沉默中时刻被他人表述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让世界惊叹于中国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更是让世界发现了一个积极与世界对话的东方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道路所散发出的魅力。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来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先是以抗争的姿态消解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这个话语主体的漠视，进而以对话的方式来重塑中外交往、交流的主体间性。时至今日，我们逐渐从“中国可以说不”的对抗话语转变为“睦邻友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的对话话语；并且，我们也正在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探讨中国这个基础薄弱但发展势头迅猛的“醒来之狮”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文明成果和丰富智慧。

仅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传播的战略表述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传播的叙述话语，采用“和平”与“崛起”的组合来表明两种含义：第一，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话语体系中沉默的他者，而是以极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此为“崛起”；第二，中国的“崛起”不会像近现代世界史那样导致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严重失衡，甚至对外输出武力，是为“和平”。在跨文化传播中，这一表述引发了世界主流舆论的高度关注，媒体界、政治界和学术界人士纷纷对这一表述进行阐释和解读。尽管中国强调了“崛起”所带有的“和平”含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以自己的发展史作为参考的解读者眼中，“和平”成了点缀，“崛起”成了亮点，而对外的征服、侵略和殖民成为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另类内涵解读。正如库珀·雷默所分析的那样，“‘崛’字中像P的那个部分，实际上是汉语里面用来指称死人身体的一个字——尸”。因而，“中国的崛起将会将世界旧秩序之‘尸’弃之不理。太平洋两岸的个别新保守主义者不得不想办法判断中国有可能认为哪个国家会被埋葬、哪个国家将会成为掘墓人”（雷默等，2008: 5）。

针对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或者认识，我们研究认为，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理应重视将抗争作为一种表述自我身份的策略，从而消解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习以为常的刻板偏见。抗争话语是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有效举措。但是，我们也认为，在历经了中国抗争性的崛起之后，有理由向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对等传播阶段过渡，塑造一个和平、友善、文明、民主、幸福的大国形象，并且这种国家形象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取代西方某些国家成为世界话语体系的领导力量，更不是以自我东方化和自我边缘化的方式迎合西方的某些优越感，而是摆脱了“污名化”和被塑造局面的大国，一个世界大家庭中不断为全人类创造智慧成果的家庭成员。尔后，我国对“和平崛起”的对外传播叙述话语进行了反思，代之以“和平发展”的叙述话语。显然，这向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走近了一步，收到了较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但是，这样的叙述话语，仍然存在着跨文化传播的一些问题。

在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构想。我们在跟踪研究中发现，“中国梦”这一表述不仅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甚至也成为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极为重要的自我表述方式。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基于跨文化对话、协作与本国文化贡献的“中国梦”正在日益成为现今中国积极构筑国家形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基石。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201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习近平在谈到我国国家形象时特别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习近平，2017）。习近平对我国国家形象完整而全面的概括，绝非仅仅是对国家发展的全新定位，同时，也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特别是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的独特把握。

（三）

自1995年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结构与布局”课题至今，在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领域已经浸淫了20多年。在国家形象研究这一领域，我所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媒体的传播力建设问题、国家软实力建构问题、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战略问题等，承担的课题或项目有：200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0年世博会上海对外形象传播战略研究”,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项目“2008奥运会：中国对外形象传播战略研究”, 2008年复旦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媒介化社会背景下的中国软实力建构与传播战略研究”,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媒体传播力的体系构建和实施路径研究”,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等。这些研究反映了我跟我的团队所进行的一些思考，更为宝贵的是，它们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从蓬勃发展到不断热化的整个过程。

2011年9月份，毕业于上海大学的山东人孙祥飞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恰逢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立项。鉴于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鉴于孙祥飞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业绩，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向国家社科基金委提出了增加孙祥飞为这一重大课题成员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吸收一位在读博士生参加课题组并承担子课题研究，实为少见。这也足以说明孙祥飞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准是相当优秀的。孙祥飞博士不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子课题四“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路径研究”中，而且还成为我完成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要助手（这一重大课题已经于2016年以免检通过的优异成绩结项）。而今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20多万字的书稿就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论著最初大约14万字。毕业之后，孙祥飞在华东政法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及在传播学院任教期间，一直与我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联络，其间也就书稿的重新修改和完善问题与我进行过较多次的商讨。我十分欣慰地看到，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在作者已经通过学位论文答辩之后未被束之高阁，而是被作者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并达到了一本优秀专著的水平。

在《中国形象：历史演进及跨文化传播路径》这部论著中，孙祥飞博士从空间理论出发，以较为新颖的视角建构了空间、媒介与形象的关系，进而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民族性与全球化的角度构筑了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路径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大量的文献梳理、案例观察和数据分析，对中国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进行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探讨也将会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而更加深入。我相信该书的出版能为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理论，特别是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新的重要理论思考和实际运作借鉴。

孙祥飞博士一直在新闻学、传播学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地探索。他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就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有的论文达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因而被同学们誉为“学术王子”。2013年他出版了《新闻传播学热点专题》，迄今该书已经连续出版四本，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不可多得的畅销书，总印数已近5万册。2016年，他又出版了《基于大数据的法治话语传播研究》，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作为他的博士导师，我很欣慰地见证一个对传播学充满兴趣并不断攀登的青年不断成长的过程。我衷心祝贺此书能够公开出版，也祝愿孙祥飞能够在今后的学术及教学的路上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是为序！

孟建

2017年6月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