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AHP-熵值组合赋权的灰色关联投影评价模型，本章对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制造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重点研究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份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时空分布格局的演变，并比较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共性和特色。本章将我国30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海南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古11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3个省份。

（一）全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变动

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得分标准差反映我国制造业时空格局变化。2004～2015年30个省份制造业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得分标准差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效果显著。通过纵向比较，我们可以总结以下规律（见表1-9和图1-3）。

地区制造业要素获取能力差异变大。要素指标得分标准差从0.001805下降到0.001539，年均降幅为1.44%。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明显好转，基础设施、金融机制逐步完善，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差距减小，对于劳动力和外资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增强。

地区制造业效率差异减小。效率指标得分标准差从0.021926下降到0.004841，年均降幅为12.83%。这表明随着产业转移，制造业逐步成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同时，伴随着教育深化、行业发展、先进管理制度的引进等，制造业在产出效率、管理效率等方面大幅提高。

地区制造业在市场表现等方面趋于均衡。显性指标得分标准差从0.034716下降到0.015425，年均降幅为7.11%，表明制造业水平较低的省份发展较快，其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且具备较高的年增长率。究其原因，一是沿海地区制造业逐步向内陆转移，二是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各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新兴制造业企业的成立、发展。

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减小。技术指标得分标准差从0.021396下降到0.008576，年均降幅为7.98%，表明各省份制造业技术水平和发展潜力趋于一致。究其根本，一方面是由于技术落后省份在前期多依靠发达省份的技术扩散，以及技术引进和改造，制造业发展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另一方面，全社会逐渐开始重视技术应用与开发，加之高等教育的推进，各省份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科研团队，相应制度和设施也逐渐完善。

地区制造业在环境保护与能源节约等方面趋于均衡。技术指标得分标准差从0.011205下降到0.002463，年均降幅为12.87%。这表明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造成了污染源的转移。结合30个省份环境与能源指标得分，我国制造业污染和能耗强度与制造业发展水平呈倒“U”形。政府政策导向的改变和环境执法力度的增强有效缓解了制造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

（二）“四大板块”制造业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变动

本章通过比较2004～201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得分均值（以销售产值占比为权重），探讨四大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时空分布格局的演变（见表1-10和图1-4）。

横向比较。2004～2013年，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最高，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而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在2013年首次高于东北地区；2004～2015年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差异不大。其中，得益于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逐步赶超东部地区。如中部地区技术指标得分从0.009029增长到0.017185，年均增幅为6.03%。

纵向比较。2004～2015年，东部、东北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年均降幅分别为0.08%、0.24%，而中部、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年均增幅分别为1.12%、0.43%。这表明，基于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市场潜力等因素，制造业逐步从东部地区转移到其他三个地区，但东部地区囿于传统发展模式和固有产业结构，制造业竞争力逐渐与中部、西部地区拉开差距。同时，东部地区制造业得分较小的年均降幅量级表明产业转移尚处于初始阶段，“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基于中部崛起战略、已有经济基础和与东部地区的距离优势，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速度远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缘于此，中部地区可打造成为新的制造业集群地带，发展自身特色，同时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三）中部六省制造业发展水平演变

1．中部六省制造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年均增幅分别为0.33%、0.74%、0.96%、1.62%、0.67%和1.03%，中部六省正逐渐成为全国制造业发展新的增长极（见表1-11和图1-5）。

其中，河南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固定资产，新产品开发效率和销售收入比重远高于其他五省；江西制造业发展则主要依靠产业集聚、规模效应、较高的管理效率等；安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上海经济圈，其引进外资的能力较强；湖北制造业发展特色为具有丰富的高校资源，R&D人员比重与费用比重较高；湖南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较高的产出效率和技术引进与改造费用占比；山西由于陷入“资源诅咒”，制造业发展水平年均增幅显著较低。

2．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得分

通过对制造业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得分进行研究、比较（见表1-12和图1-6），可以总结出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模式，进而为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客观依据。要素指标得分均值从0.003516降为0.002566，年均降幅为2.82%，表明中部地区在劳动力、资本等方面的获取能力降低。这一点与上文中提到的劳动力和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有关。效率指标得分均值从0.019494增长为0.023972，年均增幅为1.9%，表明得益于政策扶持和已有经济基础，中部地区在产出效率、管理效率等方面显著提高。显性指标得分均值从0.009246增长为0.020189，年均增幅为7.36%，表明中部地区制造业竞争力逐步增强，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且销售产值的年增长率较高。技术指标得分均值从0.008554增长为0.019126，年均增幅为7.59%，远超其他地区。这表明中部地区在技术引进、改造和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今后制造业的高速、持续、良性发展注入了动力。环境与能源指标得分均值从0.009850增长为0.010956，年均增幅为0.97%，表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应法规，加强了执法机制建设，致力于构建可持续的生态型制造业。

3．中部六省制造业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得分

通过对各省份一级指标得分进行横向比较（见表1-13、表1-14、表1-15、图1-7和图1-8），我们发现中部地区制造业具备相同的发展模式或特征：在效率指标、显性指标和技术指标上得分较高，而在要素指标、环境与能源指标上得分较低。前者表明中部地区制造业十分注重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发展迅猛；后者则表明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存在缺陷和短板。其中，由于我国劳动力主要迁移至沿海和东部地区，且沿海和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发达，中部地区在要素指标上得分较低；由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的要求较低，中部地区在环境与能源指标上得分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