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性与自主

究竟什么是理性，至今仍是思想界、理论界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启蒙、理性的讨论和争论当前仍在持续深入地展开，并且“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韩水法，2014）。我们无意于对理性概念进行界定，只是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理性的自主品格进行探讨，以为我们的讨论奠定基础。

当个体的勇气被理性唤起，不再需要别人的引导，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个体就在认识和实践中实现了自主。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中指出：“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霍克海默、阿道尔诺，2006: 1）由此可见，自主是理性的品格，或者说自主是理性的外显（化）。就认识论的层面而言，如果说理性是隐形的、是内化于个体的头脑中的、是很难具体考察的，那么，个体的自主就是理性的外显（化）。如果个体拥有了理性，就外化、体现为实现了自主——认知的自主、政治的自主、道德的自主、审美的自主。

关于启蒙，茨维坦·托多罗夫的论述值得关注，我们不妨引述于此：

启蒙思想的第一个建构特征在于给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的东西以优先权，全然不理外部权威强加给我们的东西。这种偏重因此包含两个面，一面是批判的，一面是建设的：必须摆脱从外部强加给人的任何监管并让自己听任那些针对人类又为人类自身所需的法律、标准和规则所导引。解放和自主代表两个时代，也是同一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词语。为了能够投身其中，就必须拥有一种完全的自由去审视，去询问，去批判，去质疑：不再有任何信条和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选择的一个间接的但终极的后果就是置于一切权威特性之上的限制：任何权威必须和人是同一的，也即是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茨维坦·托多罗夫，2012: 13～14）

分析可知，托多罗夫强调自主作为启蒙的特征在于，对外部权威强加给我们的东西的批判乃至建设。“解放和自主代表两个时代，也是同一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词语。”解放是相对于民族而言的，自主则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民族的危机需要救亡，同样民族的思维方式需要解放，需要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走向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民族得以解放之后，需要走进另一个“时代”，实现个体的自主。“一个民族是由个体构成的，如果个体开始独立思考，整个民族将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认为，首先，只有进行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认知的自主。当个体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认识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认知判断，而是来自于传统权威和既有成见，那么，个体则无法实现认知的自主。只有当理性激发了个体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之后，个体才能敢于怀疑和批判传统权威，突破既有成见的束缚，形成自己对于世界和自我的认识。“认知的自主来自任何权威都不能免受批判的原则，无论这权威多稳固和多有威望。认知只有两个来源，理性和经验，且二者人人可得。”（茨维坦·托多罗夫，2012: 16）当个体拥有了理性所激发的、运用理智进行批判的勇气，个体的认知就不再来源于传统的赓续、上帝的启示、权威的教诲、高压的政治等，而只来自于自身的理性和经验。认知的自主为个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创造了前提条件，使个体能够真正探求世界的奥秘和事实的本来面目。当理性作为认知的工具而非人类行为的动机发挥作用，个体的认知就能够摆脱传统权威、宗教信仰、既有成见的束缚，追求真理。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真实面目的真理的获得，一方面保护了个体的自主，另一方面又支撑个体批判外在的权威强加给自己的意见。实现了认知的自主，获得了对世界和自我的真理性认识，也就为个体在政治、道德、审美等领域的反省与批判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只有拥有理性的批判精神，才能在认知自主的前提下实现政治、道德、审美的自主。个体面对权威要仰仗真理，仰仗真理而不依附于权威只有通过理性的批判。理性而不迷信和盲从是实现政治自主、道德自主、审美自主的必要保证。实现了认知自主的个体，在真理的指导下对先前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审美意蕴等等进行反省与批判，冲破传统经典、权威、迷信等所规定的原理、规则、秩序、观念的束缚，重新设定自身的政治权利、道德意志、审美需要等。个体的自主延伸到其生产、生活和精神的范围内，就形成了政治自主、审美自主等。政治自主的要求改变了先前的政治社会，导向两个原则：“第一个是主权原则，已然古老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一个崭新的内容：任何权力都源自人民，没有什么是高于普遍意志的。第二个是个体自由的原则，即在一个适宜于个体的范围界限内，相对任何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国家权力而言的个体自由；为了确保这一自由，人们要保证权力的多元化和不同权力之间的平衡。”（茨维坦·托多罗夫，2012: 18～19）审美自主导致对由不服从于几何学要求或实用目的的森林、湍流、林中空地和丘陵构成的自然界的发现，同时也给个体的实践一个崭新的位置。个体的生活情趣、艺术创作、审美追求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深受欢迎的活动的化身。个体自主，赋予感性世界新的尊严。

最后，只有在理性的支撑下，个体既进行理性的批判，又开展理性的建设，才能达成从自主到自由的终极追求。正如马尔库塞所认为的那样，自由以理性为条件，自由只是对知识的认识，而知识是主体依靠理性能力才能获得的。理性实现自由，而自由又依赖于个体的解放（马尔库塞，1993: 6～7）。在一种政治黑暗、宗教桎梏、道德束缚、艺术固化、审美教条的环境中，自由是无法想象的。个体“必须摆脱从外部强加给人的任何监管”，才能实现自主，拥有自由。因此，对于个体自主而言，理性与自由是互为条件的。实现个体自主，并不意味着个体自足。如果个体自主仅仅指向对一切外在权威强加给个体的东西的批判，这样的自主必然导致路易德·博纳勒所批评的结果：启蒙运动的错误就是以人代替了作为人类理想典范的上帝，以每个个体想要自由支配的理性代替了集体的传统，以平等代替了等级，以对多样性的崇拜代替了对单一性的崇拜。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理性的本义，而是理性的歧途。理性，不仅意味着批判，更意味着建设；不仅是让个体摆脱从外部强加的任何监管，而且让个体“听任那些针对人类又为人类自身所需的法律、标准和规则所导引”。个体生活于社会，离开社会无所谓个体的存在。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来自于与社会上他人的互动，个体存在的意义只能在社会中得到证明。正如卢梭的名言：“我们更为温情的生存是相对的和集体的，而我们真正的本我并不完全在我们身上。总之，人类的构成就是这样的，在这种生活中，没有与他人的协作，他们从不能很好地享有自我。”（茨维坦·托多罗夫，2012: 54）启蒙之所以导致“自主的渴求使得认知摆脱道德的监管，对真的追求脱离善的需要”，恰恰就是因为只注重了理性对外在权威的批判，释放了理性批判的破坏性力量，“这种需求被发展到极端，过分地膨胀了自身的欲望：现在正是认知意欲规定一个社会的价值”。因此，理性不仅支撑个体自主的批判，还推动个体自主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因此，就自主是理性的主要品格而言，理性缺位的中国启蒙可以表述为对实现个体自主关注的缺失。中国近代启蒙因为当时的时代主题关注了民族国家的解放，而相对忽视了树立个体的自主。没有个体的自主，就无法冲破外部权威强加给个体的一切束缚。旧的权威打破了，新的权威又确立了起来。传统的权威打破了，西方的权威又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新文化运动中，传统道德礼教被打倒，西方的舶来品又成为新的礼教（权威）。

综上所述，理性首先是一种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智按照科学的认知方法怀疑和批判既有成见、探究世界本来面目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勇气的护佑下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形成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知识，并且能够将这种知识在具体的实践中转化为智慧，内化为自己的德性人格，从而走向自由的终极目标。拥有了理性的个体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表现为自主性的获得和提升，这种自主性支撑个体在认知自主的基础上，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继续树立政治自主、道德自主、审美自主，从而不断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自由。但是，这种理性作为全人类的能力不是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够体现在每个个体身上，而是需要每个历史时期人类的不断尝试与努力，实现人类的历史进步，并将这种进步传承给下一代。这就需要启蒙，需要通过启蒙激发由于懒惰和怯懦不敢运用自己理智的个体的勇气，发挥理性的力量以突破各种牢笼，从而形成一种人类的合力，以推动人类不断走向自由。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农民逐渐摆脱了各种传统权威的限制和束缚，逐步尝试自己管理自己的私人空间，开始确立“反省的批判精神”，拥有运用理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建立了新的属于农民自身的认知方法，并同时享有一种表达的自由。在生产生活中，农民逐渐获得了更大的自主，并在科技下乡活动的推动下，逐步突破思想观念中的封建迷信，踏上了追求真理的征程，突出地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觉醒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