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达赖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对藏传播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基于共同的战略目的，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很早就纠集在一起，相互利用，彼此呼应，通过空中信号、互联网、部分寺庙、人际传播等途径，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干扰和破坏，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可以说是多国合作、多媒体协同、多层面展开。总的来看，达赖集团针对藏区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有以下四种。

一 大众传播

目前在藏区的大众传播媒体主要是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西藏之声和全印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境外广播和电视传播。虽然目前达赖集团并没有直接掌控电台和广播等大众媒体，但是他们及其智囊机构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正如学者彼得·毕晓普所言，达赖集团“常常利用西方媒体来调动重要的国际支持力量”。达赖集团通过资源整合和活动营销与这些媒体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内容生产方面，“藏人行政中央”更是其主要提供者。“藏人行政中央”专门设立了“宣传部”，直接与上述媒体进行对接和密切协作。

目前藏区的境外藏语广播电视的影响程度如何？哪个媒体具有最大的受众影响？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在三大藏区不易开展相关研究。但是我们掌握的一份境外机构的相关研究却可以作为参考。1999年底2000年初，隶属美国政府的国际广播局委托相关人员在印度、尼泊尔进行了一项藏人受众研究。由于研究并非在中国的藏区进行，所以不能被认为代表了整个藏区民众，但是该项研究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报告显示：在国外涉藏广播中，美国之音的藏语广播在藏民中的影响最大。美国之音的藏人听众占总人数的45.2%，他们来自达兰萨拉（印度）、加德满都（尼泊尔）和菩提伽耶（印度），一周至少收听美国之音一次。在所调查的电台对象名单中，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位列第二（34.7%），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排列第三（28.4%），自由亚洲电台位列第四（22%）；自由印度电台排名第五（21%），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以13.9%排在第六。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西藏之声等境外电台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藏区进行交叉覆盖，每天24小时用拉萨、安多、康巴等藏语方言向藏区进行信息轰炸，导致藏区长期存在“空中力量敌强我弱”的状况。在五省藏区，政府为解决群众边远地区群众收看电视的问题而发放了不少电视接收器，但是通过转换“村村通”锅盖的接收频率、方位或者自购的“黑锅”，就可以收听、收看境外涉藏广播电视节目。受地理地形的限制，我国现在的中波和短波的干扰还不能达到藏区全覆盖，一些地方收听和观看境外反华节目情况较为严重。这些传播手段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传播其渗透、破坏、颠覆信息的重要通道。除此之外，境内外的分裂主义分子还相互勾结，向群众免费发放设定固定频率的收音机，可直接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频率。在这些电台的节目中，还伴随详细的技术指导，指导收听者用锡纸、夹板和橡皮圈等装备绕过政府在藏区设立的干扰站的信号干扰。课题组在藏区各级党委政府的调研中了解到，虽然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清理工作，但由于群众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管理难度很大，这些宣扬“藏独”思想的言论和信息仍然在藏区有较强的渗透力。例如2008年4月3日西藏芒康县维色寺的曲加、登培等5名僧人，密谋对芒康县嘎托镇变压器等设施实施爆炸。被捕后“承认自己长期收听境外电台，接受达赖集团民族分裂思想的宣传煽动”。

在境外电台的节目中，宗教节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达赖及其追随者借为境内信徒讲经传法之名，在电台的讲经中夹杂着大量“西藏独立”的分裂言论，他们抓住某些局部问题恶意炒作，散布大量负面信息，煽动民族仇恨，诋毁人民政府，攻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境外涉藏电台的播音风格轻松、随意、诙谐、自然，节目中还不时插入一些佛经，或者达赖喇嘛的言论，心理贴近性强，劝服效果明显。相对而言，我们的广播中基本不会涉及宗教内容，播音风格刻板、单调，对藏族群众特殊的精神、文化需求针对性不强，使得节目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

二 新媒体传播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达赖集团策划了一系列公关宣传活动，并在在西方反华势力的积极配合下，使西藏问题逐渐国际化。在21世纪之前，达赖集团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通过与主权国家的首脑、官员进行非正式会面的方式，在西方较有影响力的传统大众媒介（电视、广播、报纸）上就其理念进行宣传。（2）与一些具有政府背景或相对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策划宗教与文化活动例如祈福活动、演讲、佛教歌曲演唱会等，以制造媒介事件。（3）出版发行关于达赖喇嘛、藏区或藏传佛教的书籍和影音制品，通过文化外衣设定特定的西藏问题框架，获取超越文化范畴的传播效果。可以说，达赖集团在缺乏政治力量、经济实力和外交资源的背景下，其传播策略的实质就是通过多样化方式来调动不同的传播资源（尤其是大众媒介），同时运用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传播和社会运动手段，以达到混淆视听、谋求“藏独”的目的。达赖集团的媒介行动主义主要通过两个层面来发挥作用：一个层面是借助非政府组织公众从事集体行动来直接影响公众行为；另一个是在草根层面，通过松散的传播、集会游行、分发传单或人际传播网络来推广各种“藏独”观念，获取舆论支持。

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门槛和传播成本的降低，新闻采集工具的普及及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闻素材的采集、编辑、传播对人力、财力及相关社会系统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达赖集团开始对其过往传播方式进行调整，利用新媒体这个高性价比平台，系统地以西藏问题为核心展开传播谋划。创建网站进行新闻宣传、观念营销、行动倡导成为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制造媒介事件的主要方式。与在传统大众媒介时期的观念营销和传播方式相比，达赖集团的传播策略在新媒体环境下又呈现出以下三点新的特征。

一是，把传统大众媒体与新媒体结合，将传播重点放在草根性的个体上，更加重视受众的参与反馈，形成一个完整的“传播链”，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二是，把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活动和利用互联网独立策划活动相结合。如上世纪80年代末达赖集团与多个非政府组织在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并且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支持，成为美国手中的一枚“政治棋子”。此外达赖集团也独立策划了许多活动，通过写信、请愿等方式来给世界主要国家和组织的首脑施压。

三是，直接的传播方式与间接的“软”传播方式相结合。在传统大众媒介占主导的时期，达赖集团传播的目的指向性较强，传播方式也较为直接。在新媒体背景下，达赖集团的传播方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更加注重宗教、人权、生态等话题，注重参与性和互动性。如“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上发起的“蓝皮书运动”，每一个提供资金捐助的人可以获得一本收录捐助者本人姓名的蓝皮书，成为“蓝皮书会员”。这种“软”传播的方式强化了点对点的互动，通过个体性参与而强化了个人与事件的深度关联，进而与用户建立一种强连接关系，为其后续的各种活动提供了具有延续性的社会资本。

可以说，新媒体背景下达赖集团的传播策略主要围绕网络新媒体展开。他们将创建网站、组织网上行动、改变公众认知来作为观念倡导、意识输出、资金筹措的手段，采取了系列网络行动主义策略。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根据传播目的与受众细分创建了数十个网站与公共主页，这些相关网站与公共主页是其进行观念营销的主要网络窗口。笔者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近30个网站和主页进行分析与比对，发现其观念营销主要采取了如下四种方式。

（1）利用互联网对西藏地区的地理、历史、生态环境的介绍，试图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方式来唤醒受众的同情感，或者制作大量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文化音频、视频，利用受众对宗教的崇拜和对文化的尊重变相进行观念营销。

（2）通过社交网络进行社会资本的培育。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不仅注册了社交网络的公共主页，而且几乎在其所有网站上设置社交网络的分享链接。社交网络的特质决定了传播内容持久的“保鲜度”，一个视频在社交网络上可以流传数月甚至数年。

（3）在其网站开设“商店”专栏将观念营销与电子商务相结合。达赖集团及其追随者在其网上商店出售印有“藏独”相关图案、标志、标语等纪念品或生活用品（例如首饰、杯子、海报等）。这种方式一方面借助互联网平台从事商业活动，可以直接带来资金收入；另一方面，以将理念植入物品的方式进行观念营销。

（4）通过捐赠或注册成为会员的方式笼络受众，使其成为长期的支持者，以达到稳固并壮大其“基本盘”的目的。这种传播方式同样可以带来资金收入，并且可以通过长期的观念传播加深传播效果。

上述营销方式的实质是通过网络新媒体来推动社会运动，最终达到谋求西藏“独立”的目的。这种观念营销的直接作用对象便是每一个浏览这些网页的网民，特别是西藏的网民。

根据库普曼的观点，在一个媒介中介的社会，有三个因素影响社会行动的效果，即可见度（一个信息被大众媒介报道的范围）、反响度（盟友、对手、官方等对一个信息的反应程度）和合法性（这种反应被支持的程度）。达赖集团一方面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提升其合法性，利用网络这种具有高可见度的媒介进行观念的营销，另一方面通过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的报道提升反响度。可以说，达赖集团的传播策略与方式和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目前在藏区，除传统的网络传播外、手机、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传播路径。在四川炉霍“1 ·23”事件中，藏文手机就充当了暴乱者之间的联络工具。除此而外，许多传播应用软件也成为达赖集团的重要人际传播工具。如美国官方机构美国国际广播局出资十余万美元和海外“藏独”组织进行秘密“哲瓦在线”，该项目就以QQ聊天作为活动手段。该项目大部分经费来自“达赖喇嘛基金会”以及“流亡政府”的外围机构“达兰萨拉信息技术集团”。“哲瓦在线”仅有十几个人，拥有160多个注册QQ号。2008年，他们与中国境内的网民连线交流了1万多次。2009年以来，“哲瓦在线”以各种伪装身份、欺骗手段在线联系的国内人员超过了1000人，分布在西藏、北京、四川、云南等地。这些和“哲瓦在线”保持长期联系的人中既有公务员、公司职员，也有工人、农民工和商贩。如2012年“哲瓦在线”的主要负责人次仁旺姆就用“卓玛”为网民同宁玛派年轻僧人土旦巴登网聊，鼓吹“自焚是利他舍身，是为了达赖喇嘛回西藏”，诱使该僧人自焚。2008年1月4日，位于达兰萨拉的拉巴次仁通过QQ向远在西藏的旺堆发送了《西藏人民大起义》倡议书。旺堆将这份由5个“藏独”组织落款的倡议书和达赖“3·10”讲话一起下载，制成传单和光盘，与同伙一起在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扎基寺以及拉萨八廓街、大昭寺广场等地散发，成为拉萨“3 ·14”打砸抢烧事件重要的直接煽动者。据了解，“哲瓦在线”项目在线活动的人员，就是由次仁旺姆、拉巴次仁这样一批达赖集团“安全部”的干将进行培训并按照他们的“指示”在网上寻找机会煽动藏区闹事的。

由于新媒体传播的对象性、交互性、多媒体特征，使得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的各种分裂思想在藏区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给西藏的发展和稳定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除了消极的封堵屏蔽之外，如何规划我们的新媒体战略，增强反分裂斗争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构建以藏语卫视为代表的全媒体传播策略，也是现阶段我们亟待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 组织传播

宗教组织是西藏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一。“随着藏传佛教的普及与发展，寺院及其宗教组织在西藏社会中相应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日渐成为西藏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社会组织系统。”历史上，藏传佛教建立了等级严密、分工细致的寺院组织制度。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在系统总结当时佛教各派理论的基础上，以噶当派“三士道”理论为基础，“把在西藏流传的显密教法组织成为一个以实践和修正为纲领、按部就班、次第井然的系统”。宗喀巴要求僧人严守戒律，按照先显后密的次第修习佛法，并据此制定僧人的生活准则、寺院的组织体制，形成了完善的僧侣学经制度和寺院管理度，建立了稳定的寺院组织。

在格鲁派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在拉萨兴建了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称拉萨三大寺），在日喀则兴建扎什伦布寺，加上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统称为格鲁派六大主寺。藏传佛教寺院组织制度以拉萨的三大寺的组织制度为典型。寺院具有等级分明、分工细致的组织制度及结构，实行以扎仓为中心的拉吉、扎仓、康村三级管理模式。三大寺通过西藏地方政权，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寺院规模庞大、组织严密、僧人学经制度规范，成为格鲁派的势力中心。历史上，格鲁派寺院的组织制度与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相结合，发展成为政教合一的体制，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大特色。

藏区寺院不仅是宗教中心，而且也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藏区的许多城镇就是以寺院为中心逐渐发展形成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制度在历史上以组织严密、学经体制完善而著称。藏传佛教各派中，格鲁派制定了严格的学经制度，教学体制最为完备。格鲁派僧人要按照先显后密的原则安排学习进程。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除转世的活佛外，凡寺院学僧的晋升都得经过严格的考试。历史上，通过这种严格的学经制度，格鲁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和大量学识渊博的僧人。凡是黄教的活佛、高僧都要来学习，才能确定其宗教和社会地位。

达赖叛逃后，在印度达兰萨拉另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达赖及追随的活佛在达兰萨拉通过寺院内部的严密的组织系统来进行寺院控制。达赖集团在藏区的渗透重心在于寺院。从1979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达赖集团先后派遣了近百名活佛回国，派遣他们返乡返寺，回到原寺庙探亲，或回原寺庙主持宗教活动，为新入寺的僧人受戒、灌顶，建立师徒关系，并在原寺庙举行大规模的佛事活动。这些活佛串联寺庙的僧尼，组织大型佛事活动，逐寺、逐村、逐户走访民众，捎带达赖喇嘛的“问候”，然后暗中传播“藏独”思想，宣传达赖的政治主张，为达赖集团在国内外进行分裂活动提供情报资料。同时，还在当地发展地下分裂组织，在一些寺庙里培植分裂势力。90年代以来，达赖集团通过加紧对活佛的认证，采取境外指证、提前坐床等方式与政府争夺教权。达赖集团提出“控制一个活佛，就控制一座寺院；控制一座寺院，就控制一片地区”的口号，在境外组织培训、境内发展骨干、境外发布指令、实行点对点联系，形成境外影响境内、寺院影响群众、活佛阿卡借达赖名义传递其意图的循环。

此外，他们还通过“请出去”的方法，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吸引一些僧侣到印度学经，颁授学位，在境内藏区培植宗教势力及分裂势力的代理人（据统计，90年代以来每年约有2500～3500藏人从西藏流亡到印度和尼泊尔，其中45%为藏传佛教僧尼）近年来，个别寺院成立非法组织，与达赖集团遥相呼应，与境外联系频繁，互通情况。图谋分裂活动。有的寺院打着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拯救生灵、拯救母语、和平放生等旗号进行非法活动。有的僧人制作和传播非法宣传品，鼓吹“藏独”思想；继重点寺院后，偏远寺院又被达赖集团视为新的重点渗透对象。他们利用达赖在信众中的影响力和部分社会青年的社会不满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刺激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引发一些地区非法示威游行、集聚等突发事件。寺院是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具有十分广泛的世俗影响力。他们采用讲经、讲课的形式，打着普及藏语、提高文化的幌子，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宣传“藏独”思想。藏区群众虔诚、纯洁的宗教信仰被反动寺庙所利用，在其极高的威望和变相威胁下，老百姓被控制。如若不服从，寺庙便采用罚款、烧房子等手段施加惩罚。“藏人对于死后的仪式非常重视。在西藏，信教群众非常害怕找不到人主持正规的丧葬仪式”，一些不法寺院便以不给已故群众念经作为威胁，致使许多老百姓即便从内心支持党和政府，却在外在表现上只能保持观望态度。

达赖集团利用藏区人民的宗教节日和群众集会进行渗透。每逢雪顿节、林卡节等宗教节日、“3·10”等敏感时期，鼓吹“藏独”思想的标语传单就会到处散发。此外，讲经、讲课与宗教法会也是其组织传播的重要平台。以藏传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的高深法门“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为例，按惯例，历时半月的法会一般一年不超过一次。但是，达赖喇嘛创造了一年举办4次“时轮大法会”的纪录。每次法会前，达赖集团都会派人在境内藏区散发大量标语和传单，鼓动民众出境参加法会。他们利用“时轮大法会”鼓吹“西藏独立”，挑拨汉藏关系。2008年的拉萨“3 ·14”打砸抢烧事件之前，2008年2月3日至10日，达赖就借在印度“哲蚌寺”讲经、主持开光仪式、举行“大威德灌顶法会”等宗教活动之机，煽动“虽然西藏人民正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内心却向着另一方”。为“3·14”拉萨骚乱做动员。2012年四川甘孜州炉霍“1·23”事件和色达“1·24”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11年12月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的“时轮大法会”影响。甘孜州几千人出境听会，受到鼓动和迷惑，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和骨干力量。此外，达赖集团还以免费入寺、入学为诱饵，对青少年进行重点渗透、诱惑，欺骗青少年非法出境，与我们争夺未来力量（据统计，近年从国内前往印度的流亡藏人中，35%为学生和儿童）。笔者在理塘调研时，发现在康区农村，稍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藏人，都倾向于把儿女送往印度就读。笔者在公交车上偶遇的一普通藏商告诉笔者，他的4个孩子中，有三个在印度学习。在丹巴县某村，村主任的两个孩子也在印度。达赖集团宣称，“在印度可以入寺学经，入学读书，均不交费，还发给零花钱”，“国外很自由，入寺不受限制，还可以经商发财，打工挣钱也容易”。就是在这样的诱惑下，许多青年人越境而去。

此外，达赖集团利用其组织力量，直接预谋、策划、干扰破坏藏区稳定。境内发生骚乱前后，达赖集团“紧急情况协调小组”往往统一指挥，流亡政府首脑亲自坐镇。2009年2月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后，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罗让贡求接受境外达赖集团“藏独”组织“新闻联络小组”骨干夺安、三木旦等人的指令，收集自焚人员信息传递至境外。为进一步扩大影响，罗让贡求多次根据境外“新闻联络小组”要求，利用其在寺庙中的身份和影响，经常散布“自焚不违背教规教义”、“自焚者是英雄”等言论，并声称自己有关系，可以帮助自焚者在境外得到宣传、受到众人崇拜、提高自焚者及其家人的声望，并物色其侄子罗让才让共同煽动、教唆、胁迫他人自焚。自焚事件发生后，马上通过手机等工具，将自焚者的照片、现场情况和家庭等相关信息提供给境外“藏独”组织。境外格尔登寺在“流亡政府安全部”、“藏青会”、达赖私人秘书处的指挥下，也专门成立了“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收集情报信息、策划指挥自焚和闹事行动。2011年“3 ·16”自焚事件之前，3月2日就提前进行了“3·16”自焚事件策划。格尔登寺僧人组织“狂人之群”4名成员，2011年3月2日提前进行自焚拍照、买油等工作分工，并提前将自焚僧人照片传到“西哇扎仓”。正是如此，事件发生2小时后，“挪威西藏之声”“美国之音”等就播出消息、播放了视频。境外格尔登活佛亲自为自焚僧人念经超度，鼓吹自焚者是“民族英雄”“自由斗士”。这些被称作宗教“上师”的人，为了实现他们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利益，不仅不出面阻止悲剧的发生，甚至还在继续怂恿自焚行为。充斥着与世尊佛陀教义相悖的阴谋、机诈。

可以说，通过其严密的组织传播方式，采取境外指挥境内、寺院影响社会、僧尼煽动群众的方式，利用敏感节点兴风作浪，开展煽动闹事滋扰破坏活动，正在成为达赖集团直接影响藏区稳定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四 人际传播

十四世达赖叛逃海外时裹挟了8万藏民，改革开放之后，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等手法，加大渗透力度。达赖集团一方面加紧将其在境外认定的活佛派进我省藏区扩大影响，争取信教群众，甚至派遣间谍，搜集情报；另一方面加紧策反区内个别有影响的转世活佛私逃国外，诱骗、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宗教人员和青年非法出境，有的已被达赖集团所收用，成为达赖集团的骨干，有的与国际敌对势力勾结，披着宗教的外衣，在国外捏造各种虚妄不实之词，欺骗国际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非法出境人员回流。达赖集团操纵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内藏区制造、散布谣言，企图搅乱人心、破坏国内稳定。物价上涨时，一些不法分子造谣说：“等达赖喇嘛回来发工资。”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藏区经济发展的日渐深入，一些人又鼓噪“汉人要和藏人抢饭碗”。2008年，达赖私人代表第九次与中央政府接触后，谣言又在藏区四处横行，像什么“达赖喇嘛马上就要回到西藏”，“你们要为达赖回来做好准备”等。一时间，拉萨等地一些寺庙僧尼带头为达赖祈祷，一些民众参加了为达赖早日返藏而举行宗教集会。甚至有分裂分子在赛马会上呼喊“停止藏人内部斗争，迎接达赖喇嘛回国”的反动口号。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散布反动歌曲，向藏区群众出售反动的电子产品，从中牟取暴利。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生活着10多万藏胞，其中非法出境人员多先到达兰萨拉，由于生活困难，许多生活无着的人回流藏区。部分人经过训练后，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身份探亲，进来后深入到寺院、牧区，带回了大量有关达赖及达赖集团的信息，有的还是带着任务回来进行渗透活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拉萨市公安局破获48起造谣、传谣案，59名涉案人员被抓获。这些人在达赖集团的鼓动下，故意在藏区制造谣言，煽动民族情绪，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从近期藏区发生的大小事件看，刑满释放、境外回流人员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

近年来，“藏独”宣传品屡禁不止。达赖集团通过边境贸易、藏胞探亲，以及外国人到藏区旅游等多种渠道，向境内藏区大量输入达赖的照片、像章，达赖集团的报纸、刊物、传单、画册、录音、录像带，夹带“藏独”内容的经书、印有“雪山狮子旗”图案的明信片以及策反信件等反动宣传品。这些人散布不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言论，并将达赖私自指定非法转世活佛的照片偷偷运进藏区，在寺庙中散发或者在市场上销售，以此蛊惑人心，在信教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据统计，每年进入境内藏区的此类宣传品有200多种类型，数量达数十万册。

最初，“藏独”非法出版物由境外输入进行秘密、私下传播，现在逐渐变为境内人员制作、印刷和传播，甚至在一些零售商业网点出售，由以往较为隐晦的言辞转变为公然宣传“藏独”。以光盘为例，其制作渠道和方式多种多样，有私人单独刻录，也有地下机构的批量生产。西藏缴获的分裂传单、光碟，60% ～70%来自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局部也有类似的情况。大量未经审核未取得正式出版许可证的宗教法会、“藏独”歌碟、喇嘛活佛的私人影像也进入传播领域，笔者在四川甘孜县城的路边摊贩处即可发现大量这类制作粗糙、内容复杂、私人刻录贩卖的音像制品。笔者随机购买了一盘，其内容即是达赖和其他“上师”的活动，其中大量的镜头是信众磕长头膜拜，然后配以歌颂的藏歌。这些非法出版物通过各种私人或公开渠道、商业或非商业渠道传播，收缴起来比较困难，而这种市场售卖、私下观看、人际授受的方式，也是“藏独”思想传播的一条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