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与思念（二则）
章子仲
追怀恩师潘重规
我很少有写作动力了，特别是自21世纪海归以后，我连电脑、手机都不用，真如闭关、出家。女儿又要去台湾讲学，对有关我的恩师、国学大师潘石禅（潘师名重规，号石禅）的往事有兴趣，要我追忆。我且写下一些，但记忆力差，可能多有错误。
这要从我抗战时在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说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相继沦陷，全国名校逃亡内地（如昆明、西安、重庆、成都、贵阳……），许多名师也随校西迁。于是有一些国学大师聚于成都的四川大学。听说川大至少追随清末的尊经书院（由曾是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王闿运、影响过康有为的著名学者廖季平主持）中当任老师很多是有晚清功名的四川名学者。中文系的国学渊源，又多同出一宗。追叙起来，首任是章太炎[他在日本时书房里悬挂着手书大幅：“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无与为偶？”（东汉戴良语）他的弟子有周作人、鲁迅、黄侃……] 黄侃，说是十几天就可以批阅完《昭明文选》（那是我们的基本国文）。他的脾气孤傲，说是学问传婿不传子。潘师就是他亲自指婚的女婿。
潘师的长项，应是训诂学，还有敦煌学。也许长于这些的老师多了，他作为系主任，只教我们《诗经》。他温文儒雅，也常和学生联系。我是被章、黄传人的殷孟伦老师戏称为“新学伪经”的，但有的老师却对我特别亲切、信任。如今我曾问我的学生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说，大概你比较天真，有真情。
这或许就是潘师后来去台湾后，在20世纪80年代，让他的女婿（他没有亲子女，但有黄家血统的继女）带回大陆他的70华诞手书日记复印本和黄宗师手写十三经眉批的复印本给我的原因吧（黄宗师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作雌黄”，所以50岁前只述而不作，但他只49岁就去世了）。
我一直内疚，“三座大山”只写了一本沈祖棻老师的传记《北斗七星》，潘师的这些资料，后来都给程千帆恩师借去没还给我，还有吴宓恩师在日记里留下与我交往的记载，我也应该写吴师传记。但这两位老师的传记，我都没写出。
那时，学生没有教材。我用一个万金油盒装着用墨浸泡的小丝棉团，用毛笔舐记《诗经》名篇和教学要点。在现在汀汀打字的时代，那种品味再也无处可寻了。潘师还告诫女生不要用鸡蛋白洗头发（那时没有洗发剂，而鸡蛋是奢侈食品），否则会导致亡国丧邦。我听得高兴。课后还跑到他家“吃小灶”——寻找《诗经》中更多的“牝鸡司晨”红颜祸水的古事。他的思想，还是够尊传统的。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武汉，潘师与夫人还到我家来玩。后来他要去台湾。那时，我正在家坐月子。就世俗习惯来说，连我的婆婆也不进月母子房，但“非礼勿视”的国学传承人，却亲自来到我床前告别。
这使我铭心难忘。80年代他托人带给我日记复印本后，我更怀念恩师。特别是知道了他在敦煌学研究上享誉杰出，但却不能回归大陆亲赴敦煌考察。当时武大首次开了黄侃的纪念会，却缺少文献。我将那大陆还没有的手批十三经复印本借给他们展览。老友朱祖延虽是中央大学学生，却也是章黄学派传人，我与他商量想将潘师请归考察他从未去过的敦煌，我愿出钱安排费用。但人微言轻，未成愿想，而且我月薪才百余元，也逗人笑话。
以后我在美国匹兹堡，自己做主去听了一次汉学家聚会。据说是一些颇有声望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家主持。他们当然没有看我一眼。后来聚餐，我问及潘师近况，说及师生情谊，某权威学人立即另眼相看，对我谈了许多。但是，终于也无缘再见恩师一面。只在海归后，在电视上播游江南婺源的节目时，连朱熹都没说，倒拍了潘师在婺源的老家。我忽然想起，当年同学们戏称他的名号石禅为mi di，说是蒙古发音，才仿佛重现恩师形貌。以后南京师范大学也有纪念会，我无缘参加就永别了，只是小友赴台湾游学，我给他一张潘师往日的名片，他回来后，说是在台遇见过潘师的继承人，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潘师已不能再回故里，我又无力记下他对国学的贡献，愧对恩师。
中国崛起，而文化断层，我深为遗憾！
与吴宓先生相处的日子
我没有学问根底，又读书不求甚解。来美七八年，英文仍不通，中文也忘了。唯一可慰的是比较诚实，没有很多虚荣心。从这点出发，略有些自信，敢于写点追怀恩师吴宓先生的文字。
我于1946年毕业于前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我和同班的好友宋元谊、杨娥嬴都学过吴先生的《西洋文学史》课和《西洋文学批评》（用英文讲授）。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在川大望江楼的阶梯教室里，吴先生讲课的生动形象。那时讲台上铺着白台布，他一边讲，一边顺手卷起，放开台布的边缘。我在美国曾去波士顿的哈佛大学看中国留学生为哈佛建校三百年竖的纪念石碑。在英国我又到Westminster去找Mary of Scotland的棺葬，都是源于吴先生的讲授和《吴宓诗集》中的咏诗给我的永远难忘的印象。
一开始，学生中就流传着一些有关吴先生的逸闻趣事。说是他住在成都（好像是祠堂街）燕京大学某宿舍顶楼，每天深夜用手杖狠狠地擂地，一边大声叫：“打死你，我打死你！”原来是他在驱赶猖狂的川耗子。后来又听说他自比《红楼梦》中的妙玉。我们都对他有极大的好奇心。
我在美国的匹兹堡，曾结识了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独身女教授傅乐书。她是曾任北大校长傅斯年的女儿。她对我说，有五个吴宓先生喜欢的女学生现在美国。我告诉她，现在有六个了。吴先生的确很看重我们几个女同学。但我们都认为，这里绝无“风流才子”的味道。我觉得这颇似“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观点。他喜欢年轻纯洁的女孩。我自己后来教了40年书，也是这样，还特别从内心赞美那些秀美的“上帝的杰作”，而我自己是女性。这里有什么像某些人瞎猜疑的成分呢？我们当时读《吴宓诗集》，知道他终身对熊希龄的夫人毛彦文怀着柏拉图、但丁式的爱情。我们还传诵他在英国得到毛彦文许嫁的诺言时写的：“私幸雪莱获玛丽，还同蔡子赘牛姬。”有人总爱以肮脏的心去揣度吴先生，从我与他交往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后来，因为考试成绩很好，我们就渐敢大胆与他接触了。我发现他热爱大自然，他说有些人终生埋头，从不抬头看天空。我记得在女生宿舍通往物理楼道路上的林荫草地上，我常常忽然独自躺下来，久久看着清明的天空。有一次我跑去对他说：“吴先生，您是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人。”他说：“是吗？我希望还多几个。”他非常平易，而且幽默自然，从不故作高深。一次吴先生与我们一同到一位家为富绅的同学家做客，那家有当时少见的大沙发（一般都是红木八仙椅）。吴先生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沙发中，他说：“要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办外交，肯定会失败。”
吴先生虽然那样执着地热爱中国和西洋的古典文学和哲学，但对于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同样非常尊重。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赞赏教我们庄子与八代诗的庞石帚先生和来川大历史系教学的缪钺先生。川大中国文学系原来可没有这样的胸襟。我们的毕业论文规定是要用骈文做的。我们的老师还在反对胡适，更不用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而我这个被殷孟伦先生称为“新学伪经”学生，不用说这论文有多难写，缪先生也是最敬爱的恩师，他的指导使我终身受益。但我记得吴先生也曾近于开玩笑地告诉过我，有一次宴会上缪先生将骨头吐在地毯上。他说话时，简直像我们一样顽皮。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大学迁回武昌，吴先生就任武大外国语文学系主任。我原生于武汉，这时也回到汉口，在我怀着第二胎时，休学一年在家，几乎每周我都过江到武大去看吴先生和向程千帆、沈祖棻先生求教。几位老师到汉口来，也总在我家小住。我的丈夫曾昭正，一生热心助人。我的公公是汉口老通城和大智旅社的老板，吃住方便。吴先生对社会上世俗的事，常需要人帮助。譬如当时法币贬值的速度闻所未闻。上馆子吃饭要先付钱，否则吃完饭后法币又贬值了。所以拿到法币要马上到打铜街去换成银元。每月发薪，吴先生就委托曾昭正找人去帮他换。他非常信任我们。同时，他还用自己的教材教我英文。当时他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位长者。我的二女儿出生后，他亲自命名为宪徽。宪是颜、曾、孔、孟四家共同的排行（昭、宪、庆、繁、祥）；徽，他则着意解释是“美”的意思。
大军南下时，他要入川，他说，他们毁孔庙。其实，那时他有机会到海外或台湾去的。历史的趣事是，刚巧是曾昭正在三野当团参谋长的胞弟率军解放曲阜。20世纪80年代中期，胞弟带我们去谒孔府，详细讲到他当时在孔府大门严令保护文物的细节。我们还笑他颇像攻破冬宫电影中的那位红军指挥员，当然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这些事，只是遵照吴先生的意思买了船票送他入川。我们送他上船，这就是永别了。
我记得以后他还来过信，要我将他教我的英文教材给他寄去。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到西南师范学院访问何其芳的妹妹何频伽（副院长方敬的夫人）知道了一些吴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情况。我从西师图书馆借到一本法国文学史，上面还有吴先生的手迹。我怀疑是被抄没的藏书之一。陈寅恪、吴宓、钱锺书是我心目中的“继往圣之绝学”的传人，他们与流行的学派当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博古道今的学识，我怕会面临断层的危险。他们绝不同流合污的品德，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追寻。我的浅薄和疏懒，使我不能为保卫他们的令誉做出贡献。我不想去搜求那些歪曲诬蔑的书来加以驳斥，我似乎觉得那正是那些人所设的圈套。一些严肃的学者认真查对辩驳，恰恰抬高了编造者的身份，促进了伪劣作品的销路。随他们去闹吧。大千世界，何奇不有。莎士比亚，千秋自有公允的看法。当然这只是我疏懒的自我辩解，我是从心底里赞美严肃的学者们的工作的。
Reminiscence and Recall of My Respected Teachers（Two Passages）
About the Author: Zhang Zizhong（1923-）, Professor 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