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代新人”与“半边天”

女性文学意识作为百年文学史建构的重要一环，在时空的更替中不断发展变化。由启蒙主导的近代文学起始，至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学，再到国家大文学观贯穿的三四十年代，“新的人民的文学”询唤下的新中国文学，以及追求中西平等对话的新时期文学，女性文学意识经历了自在、被动、自觉、被遮蔽与再自觉的嬗变过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妇女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解放，当女性从传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走出来的时候，展现在她们面前的是一片艳阳天。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派欣欣向荣的时代氛围下，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诸多领域中她们都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她们代表着中国妇女踏入社会舞台的心理动机和目标追求，她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把男性当作了行动的楷模甚至竞争者”，“男女平等”成为时代的强音。很显然，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受到了政治宣传的深刻影响，获得解放的女性就如同获得新生一般成为“时代新人”，她们携带着蓬勃的朝气，以健壮的身姿和激荡的热情肩负着弘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历史重任。

领袖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些成为妇女政治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当领袖的话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铁姑娘队”“妇女突击手”“女子矿井队”等称号便在新中国各个行业中应运而生，成为“男女都一样”的社会现实最形象化的注释。“男女都一样”的书面表达就是“男女平等”，包括政治地位的提升、经济地位的独立和家庭婚姻生活的平等。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所发出的要打破“男尊女卑”封建传统和观念的呼唤，在新中国借助权威话语的力量成为现实。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十七年”时期女作家葛琴的《女司机》、江帆的《女厂长》以及男作家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等作品，均展现了“时代新人”的风貌——她们扬眉吐气，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的“女英雄”和“劳动模范”。《女司机》塑造的是工业战线上的新中国女性形象，“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是写一批新的劳动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交通工业的奋斗过程。在这个主题思想下面，我写出了两个主要人物，也就是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和这两个人物有关的各方面，来表现我的主题”。《李双双小传》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妇女的主人翁意识，她们经历新、旧两个时代，在新社会能够当家做主，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农业建设。在新的时代，妇女不仅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且能够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发挥“巾帼不让须眉”的积极作用；她们承接时代新风，获得了脱胎换骨式的解放，她们勇敢而勤劳，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不可否认，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种意义丝毫不逊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几十年的进步成果，由此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为世界妇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男女都一样”的豪情固然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一种颠覆，但也意味着对两性之间差异性的抹杀。“花木兰”式的偶像效应使“铁姑娘”“女汉子”成为女性的理想追求并转化为现实生活，其结果是妇女既被要求承担家庭责任，又被要求承担社会责任。另外，“十七年”时期的“妇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解放妇女”的意味。彼时的妇女解放完全是由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所主导，是法律、法规和政策强力推动的结果，妇女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女性意识在“妇女解放”中所应具有的主动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在“妇女解放”的理想口号和“解放妇女”的社会现实中，女性的整体性被解构，其特有的性别意识在政治地位的提升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弱化甚至消泯。

“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在创作主旨、形象塑造、表现方式等方面，始终沿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展开，文学的政治功能被大大强化，女性主体意识处于缺失的状态。

首先是创作主旨上的理想化表达。

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成为“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的现实土壤，“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精神，让作家受到了感染和激励。女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催生了一批反映时代政治诉求的文学文本：新时代的劳动妇女勇敢地走出家庭，融入集体，在服务国家建设的无私奉献中实现自身价值；她们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满怀激情地投身革命工作，将自己锻造成为“女英雄”“女模范”“女干部”。《火车头》（草明）、《女司机》（葛琴）、《女厂长》（江帆）、《李双双小传》（李准）、《乘风破浪》（草明）、《静静的产院》（茹志鹃）、《土地》（陈学昭）、《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特别的姑娘》（黄宗英）、《跨到新时代来》（丁玲）、《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等作品，为广大读者塑造了一批新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成为时代精神的缩影和妇女解放的样本。

草明的《火车头》，描写了东北解放后铁路工厂里发生的故事。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业建设，奉献着自己无穷的创造力。作品着重塑造的主人公，便是工会主任方晓红，她与工人一道为新中国工业建设无私贡献光与热，是工业战线上一名优秀的女干部。与此类似，葛琴的《女司机》描写了新中国的劳动妇女在交通工业战线上的奋斗历程；江帆的《女厂长》，描写了女厂长带领工人开展工业建设的故事；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描写了经历新旧两个时代的寡妇谭婶婶，冲破封建传统观念，成为公社产院的产科医生的人生变化。女作家们不吝笔墨，以细腻的笔触塑造女性人物，描写她们精神饱满、身强体壮的状态，肯定她们的坚定意志，讴歌她们吃苦耐劳、忠诚奉献的品质精神。这些积极的文学实践，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男女平等的政治诉求，阐释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精神。

其次是性别意识上的模糊化处理。

“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塑造了一大批女英雄、女干部、女模范的高大形象。这些形象各异、本质同一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和革命事业，她们无一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巾帼不让须眉”的妇女典型。然而，综观这些女性形象，在文本创作的思维活动中，性别意识却是模糊不清的。由于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预，加之人们观念上对妇女解放理解的片面性，女作家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和个体差异，做出了“高”“大”“全”式的描写。放眼望去，女主人公们都是健壮、强悍、干练、坚毅的“女汉子”，阳刚有余，温婉不足，性别消泯，个性弱化，成为“男女都一样”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图解。例如，《火车头》中的工会主任方晓红，性格开朗、活泼，富有朝气；《为了幸福的明天》中的邵玉梅，是一个身残志坚的兵工厂女英雄；《静静的产院》中的产科医生荷妹身体强健，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强；《特别的姑娘》中的侯隽个子不高不矮，结结实实。

最后是表现方式上的“宏大化叙事”。

就文学表现而言，“十七年”时期的女性文学，很多作家采取了“宏大化叙事”的表现手法，描写了“时代新人”由“小家”走入“大家”的历史画卷。新中国的妇女解放，给妇女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冲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窠臼，在政治上赋予了女性以“主人翁”意识，使得她们可以冲出家庭的小圈子，融入社会大舞台，成为社会和集体的一分子，投身国家建设的伟大洪流。

韦君宜的《女人》，讲述了城市知识女性摆脱夫权束缚，争取独立自主，进而参与国家建设的故事。女主人公林云为了从“小家”走向社会和集体这个“大家”，坚决不做家庭中的玩偶，强烈抵制丈夫擅自把自己调到其身边工作，积极谋求与时代同步的女性担当。林云所处的家庭环境，不是具有落后思想的农民家庭，而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家庭，因此她的反抗更具有社会意义，使得这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发表于1958年，生动细致地表现了女主人公林道静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的成长过程，作品中所展现的“林道静的道路”，也正是那个时代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曲折历程的“缩影”。

1956年，“双百”方针得到确立和贯彻，中国文坛由此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十七年”文学创作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双百”方针不仅激发了众多作家的创作欲望，同样让深藏于女作家内心深处的女性意识得以苏醒，她们渴望“一种记录着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或女人的表达”，这种意愿是在文艺政策宽松的前提下出现的，更是久被压抑的女性书写的一次喷涌，女性意识结合着青春记忆的一次复苏。由此，催生了一批探索人情、人性和女性爱情心理的作品。

宗璞的小说《红豆》即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是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红豆》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江玫的爱情生活和心灵成长，整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女性特色。故事被放置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学生运动浪潮中，通过对女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爱情悲剧的描写，揭示了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人生抉择的主题。宗璞以超越阶级、超越政治信仰的勇气来抒写爱情，触及了“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矛盾，客观上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从艺术手法看，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体验书写女性心灵世界，从人性的角度来展现女性情感的细腻、微妙之处，整部作品充满浪漫情怀，兼有怀旧感伤、忧郁低沉的情调。有学者认为，《红豆》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无疑是个“另类”，因其写出了爱的丰富性与人性的复杂性，不同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叙事模式，给当时以政治挂帅和宏大叙事为圭臬的文坛涂上一抹暖色。

1958年，茹志鹃发表了短篇小说《百合花》，以其富有女性特色的审美表达，立刻引起文坛的关注。冰心曾对茹志鹃小说中的女性意味给予肯定，她结合茹志鹃的另一部小说《静静的产院》，肯定了茹志鹃小说的女性文学价值。冰心在《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静静的产院〉》一文中指出，茹志鹃作品中的女性写作具有不可替代性。冰心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妇女精神面貌的变化虽然在很多新闻报道和小说里可以看到，妇女劳动英雄、先进模范形象能给人以感动和教育，“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茹志鹃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而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冰心以一个女读者的阅读体验，欣喜地说，“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