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

顾海良

马克思逝世后的1886年，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恩格斯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对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作了阐释。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恩格斯的阐释对当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建设及发展有着重要启示，“术语的革命”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涵。

一 《资本论》“崭新的因素”与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

1868年1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问世不久，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提到，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和工资这三个范畴，是《资本论》“三个崭新的因素”。这三者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称谓的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之标志性范畴，成为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要旨。

首先，作为“崭新的因素”，这些范畴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根本所在。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毕生科学研究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自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直到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历经15年的科学探索，才在“术语的革命”意义上确立了“剩余价值”范畴。剩余价值的术语革命，使马克思有了足够的理论自信：“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也使他后来能从经济思想史的回溯中断言：“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恩格斯认为，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使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经有答案的地方，发现了问题所在，这“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这就是剩余价值范畴在马克思实现的术语革命中，理论力量和学术魅力之所在。

其次，作为“崭新的因素”这些范畴是统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枢纽”或主线。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指出：“进一步考察表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这一点首先是由我批判地阐明了的，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为了对劳动二重性的“枢纽”作用“较详细地加以说明”，马克思补充了以“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为标题的专门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二重性对于商品二因素、劳动力商品理论、剩余价值生产形式及其本质等问题的理解，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劳动二重性范畴所具有的“枢纽”作用，才使剩余价值成为贯穿于《资本论》理论逻辑的中心范畴，一把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钥匙”。

最后，作为“崭新的因素”，这些范畴是马克思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根本标识。工资范畴是当时经济学流行的用语，但马克思在批判借鉴这一范畴中，赋予其全新的内涵。马克思认为，那种把工资看作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的观点，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其结果必然“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为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性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马克思在“术语的革命”中提出，揭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这需要“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才能科学地加以阐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只要“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当时经济学流行的工资范畴背后隐藏的经济关系的本质。

二 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基本特征和主要形式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学所做的“科学史”意义上的评价。关于术语革命在科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托马斯·库恩有过类似的说法。“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界定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一旦发生变化，整个学科都会随之变化”。即“某些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

上述恩格斯的阐释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术语革命的整体方法论。恩格斯认为，当时流行的“普通政治经济学”，“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它们从来没有“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马克思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是运用唯物史观整体方法论解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二是关于术语革命的社会历史观。恩格斯认为，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当时流行的各种经济学，抹杀经济史不同发展时期的本质区别，往往用渔夫、猎人如漂流荒岛的鲁滨孙，当作它们研究的出发点，把经济学范畴变成没有历史和社会规定性的空洞“信条”。

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学术语革命的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阐述，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之精髓。以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为基本遵循，在马克思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中，既有原始创新性的术语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生产价格等，也有更多的批判借鉴性的术语革命，即对当时各种经济学流行术语的扬弃，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工资等。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是这两种主要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阐释中，形成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原始创新性范畴；在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阐释中，提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批判借鉴性范畴；从经济思想史上，对这两种资本构成范畴及其经济学意义作了详尽考察。他高度评价重农学派特别是魁奈，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 和‘年预付’”的观点；指出亚当·斯密在这一问题上的“唯一进步”，就是把“范畴普遍化”，在其他方面“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斯密的失误在于，把“生产资本和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根本混同起来”。对于斯密这一“完全错误的解释”，马克思指出，“由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在周转中具有同一形式，它们在价值增值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更加隐蔽了。在流动资本这个共同的名称下，这个本质区别被抹杀了。”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中，原始创新性经济范畴注重其与流行的相似范畴之间的“本质区别”；批判借鉴性范畴注重从经济思想史上严格评价原来范畴的演化过程，辩证地甄别原有范畴的合理因素和谬误成分，以赋予其在马克思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中新的内涵。

三 “术语的革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成就以及恩格斯对“术语的革命”意义的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在渐次成熟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术语革命同样占有显著的学术地位。其间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对外开放等原始创新性“术语的革命”。它们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之“崭新的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标识。

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也有更多的批判借鉴性“术语的革命”，其大多取自当代流行的各种经济学。对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异样”、“异质”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重于吸收和借鉴这些理论或思潮中的菁华，又善于批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遵循中，特别注重批判借鉴与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规制和政策实施，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方面相联系的范畴和术语，赋予其适合于自己的新内涵。

高度重视原始创新性“术语的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工程和重要标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始创新性术语革命。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方法和立场，最为透彻地表达了对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遵循和运用。

循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的深化接续不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原始创新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本源性界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赓续，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术语革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术语革命，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历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范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内涵，也伸展和衍生出一系列批判借鉴性范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具有更为广泛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大，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结合的发展路径得到坚持，并形成了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七大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更大范围的发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想和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的内在规定，拓展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点论”的内在规定，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术语革命中整体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内在规定性。

四 “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主线探索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整体方法论的理解中，列宁这样概括：“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的重要特征，就是把握“生产力水平”这一“可靠的根据”，以生产力的术语革命为基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主线和内在逻辑。

1978年初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之际，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已提出而被长期湮没的这一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的切入点，生产力范畴也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基范畴。

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再到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的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生产力范畴术语革命的基本进程。“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科学把握和运用。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把“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

“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的思想，作为生产力范畴的术语革命，不仅记忆了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发展的基本过程，而且还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进的脉络。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术语革命及其中国学术话语的阐释中，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升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特征的把握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确立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搞清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厘清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提升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的认识视野，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思路；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认识视界，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经济关系认识的新观点，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和内在逻辑由此得以呈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产力范畴“术语的革命”，仍然是写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的重要标识。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基础，习近平提出“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思想，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了新的阐述。在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在全面持续协调地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保护生产力”和解放、发展生产力，成为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对经济新常态的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中，习近平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的论断，集中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学精髓。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思想，更是升华了生产力范畴术语革命在其学术话语体系中所具意义的理解。

五 “术语的革命”新境界：新发展理念

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的变化为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发展实践的理论和学说的提炼和总结，开辟了术语革命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意蕴提升的新境界。

新发展理念是从“学术的革命”意义上，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做出的新阐释。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阐明了中国怎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中的发展理念及其改革中的实践，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方向。

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继承和坚持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进入21世纪，这一理念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他还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新发展理念已成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纲领和决胜攻略的核心内容与主导方向，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做出的、术语革命意义上的提炼和升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理念和发展方向。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