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中国话语构建问题

李建芳

引言

21世纪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实践成功与中国话语滞后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在国际上，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几乎由西方来主导，从表象上看似乎是西方国家站在中国立场上谈论中国，实则拿着西方标准和需要来“臆造中国”，形成了面目全非的“他者中国”的现象。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形象的塑造需要中国话语。

话语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源起于现代西方以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索绪尔对语言进行了历时性、共时性结构分析；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实证角度与日常生活的语用角度对语言进行了哲学分析，后期在对私人语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语言是一种有社会规约性的符号系统”。后来随着现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入，语言研究从言语、语用等角度研究向语言运作的内在机制转化，福柯从权利与话语的关系对其进行了透视，认为话语是连接知识和权力的语言学回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初从物质与精神关系角度阐述语言问题，认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语言”。从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立场分析话语，其至少包含四层内涵：第一，话语是基于实践的一种稳定意识的语言表达，对实践的综合反映并反作用于实践。区别于“一般意识”，话语是反映现实人的实践活动与关系的意识，实践是话语产生的现实土壤。但是，话语也并非“自说自话”的语言符号，而是为了向“他者”表征自我，实现交流或达成共识的主体间沟通媒介。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产生的。”沟通的需要是产生话语的动力。伽达默尔认为语言只有通过相互沟通理解才具有现实性。因此主体性与主体间的统一是话语的重要原则。第二，从话语形成路径分析，其是基于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基础上的自下而上通过理论工作者提炼而成的相关理论。一方面话语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体现，传统是话语形成的“元资源”；另一方面，话语理论构建路径一定是自下而上的，植根于生活实践的，而非理论工作单纯的理论推演与自我创造。国际上，任何强势话语的形成并转变为一种主流思潮，都不能脱离对自身文化精神的传承，都是对“活生生”实践的总结。第三，从话语的构成要素分析，一般具有四个要素：实践的支撑，是话语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价值的支撑，是话语建设的精神灵魂；话语范式的支撑，是话语表达载体；学理的支撑，是话语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理性表达。四个部分缺一不可。构建中国学理性支撑话语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学界有专家强调“有理好好讲”，比如，中国当前讲“公正”从学理的角度应厘清中国的“公正”与西方所言的“正义”殊同，以及可行性的论证，这样才能和“他者”沟通，由语言符号转为实践话语。第四，根据话语表征客体的层次划分，可以分为宏观话语与微观话语。宏观话语指国家、社会发展的系统宏观理论、制度等；与之相对，微观话语则是指针对实际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形成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微观话语是宏观话语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根据话语表征客体的类型，又可以分为意识形态话语、社会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

那么，如何由“话语中国”传递中国声音，改变“他者中国”现象？笔者认为，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注重从“关系”、实践、主体性三重维度分析并据以构建中国话语。

一 在认识和处理多重“关系”中把握中国话语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更不能缺少中国。随着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更加凸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民族国家发展逐渐融入世界性发展，各个民族的发展将彼此相互依赖，代替以往的自给自足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推进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发展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开创与推进是客观趋势，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经济全球化世界与中国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客观语境。在这种语境下建构中国话语需要厘清四种关系。

1．中西关系

中西关系自中国近代以来以显性或隐性样态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集中体现在从19世纪50年代的“中体西用”到21世纪初“马魂中体西用”“马本西体中用”的体用之辩，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成为一种客观事实被深刻认知。由于西方是现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与主导者，加之资本逻辑的强力推行辅助，西方成为现代性话语的首席制定者，西方强势话语的辐射力与中国话语式微现状，导致了中国生活方式、学术范式等各个领域受到西方话语的牵制。纵观我们的学术界，从范式的使用到理念的引用占主导的无不是西方的。一方面中国坚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向西方学习，但中国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独一无二的客观事实，尽管西方在不停地“臆断”中国，但是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也是世界普遍认可的。因此更要坚持中国主体性的立场、原则，用自己的思维提出解说中国道路的理念与范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正确处理中西关系，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中西关系不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更多是中国道路与西方路径的特殊性剖析以及二者不同阶段的判断，现代化没有统一模式，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化的现代化成果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西方现代化的“硬伤”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应该规避的。比如，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对生态破坏与工具理性的蔓延。由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是关键。而西方是后现代思潮主导的现代性成熟并进行反思的阶段，因此西方当前主导理念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匹配的，中国话语构建主要是在借鉴西方思想的基础上挖掘中国性，凸显文化主体性。二是借鉴西方的学理范式要准确地分析现代西方价值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并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并从历史成因、文化价值角度辨析同一语词的不同文化内涵，给以详细的规定与实效性分析。比如，西方所言的“自由”这一范式主要是在思想意志与个人权利层面而言的，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价值诉求，更多从否定角度进行规定。西方的自由以个人主义为支撑，同时与西方的社会团体组织的公共行为与自律习惯相平衡。而在中国“重整体”传统思维背景下提倡的自由与西方有质的区别。中国以更好影响他人、家庭或社会等组织作为自由的精神诉求，重整体轻个人，个人主义是中国传统价值所排斥的，因此中国文化土壤中倡导的自由价值是具有自身特质的。但是差异并不等于完全排异，西方自由思想中关于个人与他者关系的规范协调是中国社会值得借鉴的。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与文化传统，进行富有内容的概念创新与文化价值的提炼，这是建构中国话语的核心。

2．古今关系

古今关系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在话语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古”不仅是古代典籍的记载，而且是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存在的稳定认知心理图式，以一种母体的力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古”也蕴含着随时代变迁不断丰富的时代精神。中国话语构建基于传统是应该坚持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先进民族屹立于世的。尽管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理论上不断剥离传统价值的历史，但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身份认同与价值的弘扬也始终没有断流。

但是要坚持一种开放与发展的视角看待传统。现如今国内外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要警惕文化复古与守旧思维，把传统作为标签随处张贴，更重要的是要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方面下功夫。正如钱穆曾经说过，讲历史（传统），里面有很多问题，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讲的完的，重要的事情不是在推倒，而是在建立。古今关系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基础上的传承，不能断裂。但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由于后现代思潮推动下的理论与范式的层层更迭，一定程度上二者之间在话语层面存在断裂的现象。中国传统在中国话语构建中如何发挥作用，需要在文化价值的挖掘与现代性阐释及语言现代转化两个方面不断推进。

3．后现代与现代关系

后现代思潮作为当前世界两大思潮之一，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现代产生有一定的现实土壤，它是对西方现代性建设以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系统工具理性的批判的理论思潮，主要特征是用一种否定的思维方法解构现代西方理性主导的逻各斯中心的思维模式与宏大的叙事模式。其思维的批判性与对人的生活世界、生存样态的关注，有一定积极因素，但是其“消解价值”、提倡意义与价值的平面化甚至虚无化理念对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有消极作用。

从中西文化的思维传统分析，后现代以德里达倡导的“解构”为重要特征，是基于西方庞大叙述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而中国历史基本没有宏大叙述的理论建构与缜密的逻辑思维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解构”思维解读中国问题是毫无益处的。从历史视角看，后现代思潮是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后”启蒙，是对西方现代性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与反叛，从反面表征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因此立足于现代化的中国实际，从后现代思潮中汲取西方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经验与教训并开展建设性理论建构是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而不能陷入后现代的思维的逻辑陷阱中分析中国问题。

4．社会话语、生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

“社会”一词从辞源上分析意指团体组织，具有一定的规则和秩序性。社会话语是对社会人、经济人等的一些行为规范与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与表达。社会话语客体是目的理性指导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科学性。生活话语是规范与体现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话语的客体是意义行为或约定俗成的规范行为，具有文化相对独立性、民族性、多样性特征。中国话语构建，除了社会话语之外，基于中国人情感世界、意义世界的生活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也是不容忽视的。生活话语、社会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三方面缺一不可。没有生活话语支撑的社会话语是难以兑现的，没有意识形态话语引领的社会，进步是难以实现的。尽管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但是规避事实、模糊形象，对中国话语的构建和话语权的形成无任何益处，要树立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完整系统的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塑造中国形象。

二 在实践中认知与提炼中国话语

历史唯物主义是坚持实践性、革命性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首先，实践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物质资料本身，以及新的需要的产生，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其次，实践是人类认识与价值形成的本体性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明确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也没有把人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中国话语构建离不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表征中国特色道路的主流宏观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建设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持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实践成功的保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引领，中国建设才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人心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话语构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支撑”。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础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是话语形成的来源，联系传统与现代、主体和客体的中间环节，包含了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共同理想逐步实现的伟大实践过程，演绎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变迁，是形成中国话语的基础。话语建构应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规律，回到实践中去提炼和创造话语是构建中国话语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成绩让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世界对中国声音充满了期待，这为话语构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提供了成熟的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发展与充实的土壤。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福祉是国家的使命，人民的生活与国家前途是一致的，意识形态话语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人民的生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始素材源于群众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人民实践推进和理论推进的双向过程。在对时代特点、世情、国情等深刻认识与自我觉醒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进行不断的概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来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蓝图；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和谐的中国文化价值与世界发展理念，这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话语创新成果。但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生动内涵的意识形态理论构建还任重道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形成的基础，人民群众实践是构建生活话语的生动素材。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话语要让人能听懂、喜欢听，产生共鸣，不是一些高大上的标语或高度抽象的文字符号。如何才能让人喜欢听？重要的是了解“人”，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所爱所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深入群众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与提炼；虚心向群众学习，升华不同实践群体的生活与实践话语，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话语构建的动力

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动力源泉，“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问题的创设是构建话语、形成话语领导权的关键点，问题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话语价值与核心理念的定位。构建中国话语要树立问题意识，用理论创新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当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矛盾复杂与问题凸显的深水区。围绕中国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逐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话语检验的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话语是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要看话语能否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体现在国民素质的提升、指引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推进上；是否能够在国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形成一定的话语权，澄清“他者中国”迷乱的景象。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话语提升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提升的直观的表现和途径是提高人的素质，现实话语通过内化为人的素质而富有效力。当前的中国话语也必然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炼反复检验形成。一句话，检验中国话语是否有生命力的标准就是理论话语是否能够说服人、是否能够彻底、是否能够转变为物质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延续“中国故事”。

三 从主体性维度构建中国话语

话语的主体性是话语主体间性实现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主体性的确立，现实的主体间性难以实现，不会形成话语。从哲学史分析，主体性是欧洲近代哲学的主要范畴，这一阶段过分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有失偏颇，但是对人的价值与主体的人文关怀的精神诉求是不能否定的。马克思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初始阶段到成熟阶段，主体性维度是其中重要的视角。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逐步推进可见一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类本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需要即人的本质，到《关于费尔巴尔的提纲》中，提出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是主体对客体不断认识、不断改造的过程；是对人的主体性不断挖掘、不断反思创造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坚持宏观的社会规律与微观的人的活动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就是创立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人的具体性、多样性、全面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的。现实中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话语是主体在改造客体过程中对实践活动的能动的主观反映，直接功能是符合主体间互动交往，不是单纯主体的“自言自语”，其内在的意义是话语符号意旨能够表征物质与精神客体，促使价值诉求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换。话语体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现实尺度与理想尺度、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从主体性维度构建中国话语，就是要解答两个问题：中国话语的主体是谁，话语服务的客体是谁。具体而言，要注重以下几点。

1．共时性和历时性主体的统一

共时性主体即主体的共时性，是一个群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古到今相对稳定的属性，即空间维度的主体性。如，中华民族对“家”形成的特殊的相对稳定的心理意识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自强厚德的精神。其一般形成于主体的生活世界领域，具有自在性、经验性、延续性的特征，是民族共同体特征的主要体现。历时性主体即主体的历时性，是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由时代赋予的特征，即时间维度的主体性。如，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改革创新的精神等。二者相互促进、相互砥砺形成了现时代的“中国人”。话语的构建是对共时性与历时性主体双重属性实践活动的精神把握与提炼。应充分挖掘中国话语主体的共时性中积极的价值资源、语言资源，彰显民族文化特色，并对主体的历时性特征透视与提炼。因此，构建中国话语要同时关注主体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命题”，审视时空双重维度的主体特征。

2．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的统一

宏观主体是主体整体性存在的身份规定，比如世界、国家、民族等共同体。与宏观主体相对的是主流宏观话语，一般意义上，表征宏观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针、政策等话语，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目标性、引领性。而微观主体，更多的是指从事生活实践不同的群体或单个主体，掌握生活话语。宏观主体所承载的宏观话语是一个话语构成的核心，但是宏观主体的话语构建离不开微观主体价值支撑，离不开微观主体的生活、精神世界的理性把握，微观话语是宏观话语的实现路径。宏观话语最终服务于微观主体，微观主体的生活实践的丰富性与形象性赋予了话语生命力，二者密不可分。

3．目标主体与过程主体的统一

目标主体侧重于应然价值引导的话语的推行，过程主体则是基于实然状态的语言使用。任何一个社会性主体的存在都具有目标主体和过程主体的存在。目标主体的语言一定是在对过程主体价值关怀基础上形成、融理想和现实为一体的，既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又有一定的前瞻性，是现实合理性向合理现实性转化的动力机制。对过程主体的关注是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中需要重视的，比如，外出务工人员作为当前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反映他们这样“下里巴人”的生活、理想的鲜活的语言或作品少之又少，反而网络虚拟的“白富美”的消遣文字比比皆是。对过程主体的关注要求建构中国话语坚持人民性的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与语言的形成与使用的主体，脱离人民群众构建语言只能是抽象空洞的语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反映群众的生活、生产的话语才能表征“中国道路”的原貌。对过程主体的尊重是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构建中国话语的基本价值立场。

4．构建话语的主体与话语本体的统一

理论范式是话语的重要构成要素，语言的构建一般是由学术理论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文艺创作工作者等来承担，是构建话语的主体；而话语的本体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由于分工的细化与职业的壁垒使得从事话语的建构的人，一定意义上只是在做文字工作，脱离了真正话语实践，只是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构建的话语通常是抽象、一般性话语或是西方“舶来语”。这样的文风导致了学术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隔阂的严重现象，话语体系呈现碎片性、片段性特征，不利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毛泽东在1938年就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敢于独立思考，不断推进群众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始终坚持构建话语的主体与话语本体的统一。

本文原刊于《理论导刊》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