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精神分析批评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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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弗洛伊德的美学批评话语

“自从《梦的解析》一书发表之后,精神分析学就再也不是纯属于医学的东西了。当精神分析出现在德国、法国的时候,它已经被应用到文学和美学上,以及宗教史、史前史、神话、民俗学,乃至教育学领域……关于这些医学之外的应用,主要的还是以我的著作为起点的……其后,别人才沿着我的路线前进,并且深入地进到不同的论题上去。”转引自高宣扬《弗洛伊德传》,作家出版社,1986,第271~272页。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精神分析批评话语的母体,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应用直接产生了精神分析美学。精神分析美学的鼻祖也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虽然不是文学家,也不是职业批评家,但他对文学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清洁和秩序显然在文明的要求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邵迎生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86页。美成为弗洛伊德追求的文明要求。弗洛伊德精通日耳曼文学,阅读了大量从古代到他生活的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他非常喜欢歌德和莎士比亚,对他们的作品了如指掌。而且,他一直与文学艺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很多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和电影导演等关系密切。他对很多美学问题、文学艺术问题有着浓厚兴趣,把文学艺术当作揭示人类精神奥妙的例证,并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是其整个精神分析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精神分析学在1900年首次运用于批评领域中,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对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进行了分析。其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摩西》,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作品进行了精神分析学的解析。他还对戏剧中的变态人物、作家与白日梦、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幽默等方面进行了专论性的分析。弗洛伊德撰写了《梦的解析》《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作家与白日梦》《列奥纳多·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卡拉玛卓夫兄弟与弑父者》《米开朗基罗的摩西》《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论幽默》《精神分析引论》等论著,弗洛伊德探讨了这些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分析问题,提出了一些对文学艺术批评影响深远的观点。在下面论述中,我们从艺术创作、艺术家、艺术功用、艺术起源、幽默等方面全面透析弗洛伊德的美学批评话语。

一 弗洛伊德与艺术

在各类艺术活动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从20世纪20年代起,弗洛伊德开始与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李克尔、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往来,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文学艺术问题。在弗洛伊德成名后,先后有许多文学家和他通信,还有人亲自登门拜访,共同探讨文学艺术问题。最早开始访问弗洛伊德的是象征主义诗人李克尔。1915年,李克尔路过维也纳,拜访了弗洛伊德。这显示出象征主义文学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德国作家阿尔诺德·茨威格、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都与弗洛伊德通信,得到了弗洛伊德的肯定。1924年,罗曼·罗兰在奥地利作家史蒂夫·茨威格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三人愉快地探讨了文艺问题和人类心理的关系。1925年,法国作家列诺曼来访,与弗洛伊德探讨他的新剧《唐璜》。同年,丹麦作家勃兰戴斯访问,二人畅谈文艺创作。1932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访问弗洛伊德,二人一见如故,弗洛伊德也受益匪浅。可以说,弗洛伊德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成就或许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1930年7月,德国歌德协会授予弗洛伊德歌德奖。其二,在弗洛伊德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很多著名的人物都给他发来了贺信,其中包括罗曼·罗兰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他们都公开承认弗洛伊德对他们的影响和他们对弗洛伊德的崇拜。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尔曼·黑塞说:“今天在年轻一代艺术家中间比在医学家和专业心理学家中间有更多的人在讨论和接受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世界。”〔德〕海尔曼·黑塞:《艺术家与精神分析》,王维达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2期。一战之后,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都明显受精神分析思想的影响。

弗洛伊德思想也在电影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6月,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导演哥尔德准备拍摄一部爱情片《心灵的奥秘》。开始时通过阿伯拉罕试探弗洛伊德的态度,弗洛伊德不太热情,其后又派纽曼先生来联系,明确表明准备通过电影表现精神分析的观点。法国电影界主动把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电影创作、批评中。20世纪20年代的勒耐·克莱等人的超现实主义影片,30年代的儒利安·杜维维等人的影片都是此时期法国电影界的精神分析实践的例子。随后,英美电影界也开始了对精神分析电影的创作,尤其是好莱坞出现了大批精神分析电影和希区柯克等著名的导演。

二 艺术起源:被压抑的童年经验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童年经验对心理的决定性影响。在对艺术家创作动因的分析中,他把触角探到了艺术家的童年经验。通过对《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玛卓夫兄弟》、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等作品做深入解析,弗洛伊德提出,决定艺术家创作冲动或题材的是人类无意识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弗洛伊德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分析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术语。早在1897年,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就叙述了儿童对父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做了分析。这些作品预言且证实了他的发现,即儿子对父亲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和占有母亲的欲望。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之所以迟迟不能报杀父之仇,犹犹豫豫恰恰显示了内心深处的恋母仇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描写了弑父之罪。作者虽然对小说中的人物抱有同情感,但是作品中也潜伏着他本人想要杀死父亲的无意识欲望。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中,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艺术地再现了其母亲凯特瑞娜的微笑。在这种艺术再现中,达·芬奇回忆了童年时母亲的种种爱抚,并得到了心理满足,体现出对其母亲的迷恋。很明显,这种心理满足是源于达·芬奇幼儿时期母亲缺席的心理补偿。正是童年回忆的重现激起了达·芬奇的创作热情。这些作品分别出现于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展示了人类情感生活被压抑的漫长历史。在弗洛伊德看来,在文艺创作活动中,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的童年经验具有人类学上的普遍意义。“童年记忆经常是这样出现的。同成年之后的有意识记忆完全不同,它并不固定在被经验的时刻,又在以后得到重复,而是在以后的年月,即童年已经逝去了的时候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改变和被伪造的过程中,它们是要服务于以后的趋势的,所以,一般说来,它们与幻想并不能被明确地区别开来。”〔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58页。弗洛伊德对文艺作品的精神分析批评指向童年经验,这种方法贯穿于整个精神分析批评历程中。

很明显,艺术的起源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找到了心理根据。“哈姆雷特向我们展现的只能是诗人自己的心理……像所有的神经病症状(同理,也像所有的梦)能有‘多种的解释’。也确实需要有‘多种的解释’一样——假如它们被充分理解了——所有真正的创造性作品同样也不是诗人的大脑中单一的动机和单一的冲动的产物,并且这些作品同样也面对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在我所写的文字中。我只想说明创造性作家的心理冲动的最深层。”〔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19页。艺术起源于艺术家的深层心理,不过是童年被压抑的心理经验的表达。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甚至断言:“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邵迎生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10页。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显得更加宽广了。

三 艺术创作:从游戏到白日梦

与传统的“神灵的附体”“灵感的光临”等神秘性的观念不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文艺创作的解释并没有神秘色彩环绕。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根基的。这个根基就是儿童游戏。在游戏世界中,儿童充满热情,获得极大快乐。然而,随着儿童的成长,游戏活动逐渐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从游戏中得到的快乐也就消失了。“但是无论谁,只要他了解人类的心理,他就会知道,让一个人放弃他曾经体验过的快乐几乎比任何事情都困难。事实上我们从来不能丢弃任何事情,我们只不过把一件事情转换为另一件罢了。同样长大的孩子在他停止游戏时,他只是抛弃了与真实事物的联系;他现在用幻想来代替游戏。他在空中建筑城堡,创造出叫作白日梦的东西来。”〔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30页。在弗洛伊德看来,成人并没有放弃从儿童游戏中获得乐趣的行为,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幻想世界中获得快乐。当然,成人幻想和儿童游戏虽然有相似性,但有质的差异。儿童在游戏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必向他人隐瞒什么。与之不同的是,成人的幻想包含了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而这些恰恰是幻想的动机。弗洛伊德说:“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就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32页。幻想的背后是未满足的愿望,愿望的背后是无意识心理。

在弗洛伊德看来,与其他精神活动一样,艺术创作受其背后无意识心理的支配,只不过是本能欲望的升华。“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9页。力比多的冲动往往不符合文明的要求,只能被压抑在心理深处。力比多的心理能量被压制在心理深处并不是消失了,而是不断转移、寻找发泄的渠道。本能所具有的内容都是不能为社会所容纳的,很难以正常的方式发泄出来,但是不能得到正常的疏导,又会对精神发生威胁,导致精神病的出现。本能总是在寻找发泄渠道,在普通人身上就会形成梦、幻想等心理活动。而艺术家对无意识尤其敏感,总是感受着无意识狂澜的冲击,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加以释放。在艺术这个幻想世界中躲过文明机制的审查,从而获得本能能量的释放。当然,艺术家的白日梦和夜梦之间是有差异的。艺术家的白日梦是一种本能的升华。所谓的升华,就是本能以社会允许的方式发泄出来,它是以社会允许的方式,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情节将本能的冲动释放出来的。

弗洛伊德之所以把艺术创作比作白日梦,还因为二者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对艺术创造活动与梦的一致性进行了分析。首先,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做梦者都受到现实压抑,需要在幻想的世界中不同程度满足愿望。其次,二者的工作机制有很多相似点。梦的形成诉诸凝缩、转移、意象、润饰等手段。艺术创作也与此类似,把现实经验中的人物、事件、情节等内容加工改造进入文学世界。再次,艺术创造与梦都源于童年时期受到压抑的欲望。当然。梦和艺术创造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做梦是无意识的,不受梦者的支配。而艺术创作却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对此,“弗洛伊德没有考察创作活动过程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相互关系”〔苏〕 B. M.雷宾:《精神分析和新弗洛伊德主义》,李今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60页。。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详细阐释了艺术家的白日梦与夜梦的不同。“至于真正的艺术家则不然。第一,他知道如何润饰他的昼梦(白日梦),使失去个人色彩,而为他人共同欣赏;他又知道如何加以充分修改,使不道德的根源不易被人探悉。第二,他又有一种神秘才能,能处理特殊材料,直到忠实地表示出幻想的观念;他又知道如何以强烈的快乐附丽在幻念之上,至少可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无所施其技。”〔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301页。通过这些方式的白日梦就能为他人所共同分享,从而获得欣赏的快乐。所以,艺术是白日梦返回现实的一条路径。

四 艺术功用:替代性满足

艺术在每一个文化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精神分析学看来,艺术对于一个社会文化的作用尤为重要。“艺术为最古老的、且迄今仍能深切感受到的文化克制提供的替代满足,艺术的作用无非是把一个人和他为文明而做出的牺牲调和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分享那些具有最高价值的情感体验,从而使他的自居作用的情感得到升华,这对每一个文化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奥〕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24~125页。在个人本能与文化压抑之间,艺术充当了最终的调节者,维护了文化体系的稳定性。那么,个人从艺术中获得的是什么呢?弗洛伊德指出,艺术提供的是一种替代性满足和自恋性满足。当艺术成功地描绘人类的特殊文化成就,使人想起文明的社会理想时,“这些艺术创造也同时使人获得了自恋的满足”〔奥〕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25页。

“满足是通过幻觉获得的,这种幻觉被认为是,幻觉和现实的不一致并不能干扰幻觉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这些幻想般的快乐的顶端就是对艺术作品的享受——由于艺术家的作用,艺术作品向那些自己并不会创作的人开放而带来的享受。”〔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77页。满足的获得是通过这种在幻觉世界中快乐来实现的,它只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让接受者暂时忘记了现实世界。艺术虽然没有强大到主宰人的幸福,但是它是文明体系不可缺少的。对此,弗洛伊德指出,“它在文化的目的中的必要性也是不明显的,然而,文明没有它却不行。……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对美比对于大多数东西说道更少。它从性的感受领域里获得的东西似乎都是肯定的,对美的爱似乎是某种冲动的一个完美的实例。”〔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78页。对美的感受不过是力比多获得释放而得到的心理快乐。可见,精神分析的美学批评话语不过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很明显,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功用不过是虚幻世界中的满足。也就是说,对于艺术活动者而言,艺术能够使本能欲望得到宣泄,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更大的快感,这是“美的快感”。这种快感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接受者都是一样的。二者都是在艺术活动中重新获得了人格的平衡。正如精神分析通过“谈话疗法”(“宣泄疗法”)帮助患者得到宣泄,实现了心理能量的净化,完成治疗的目的一样。这种观点还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又译: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具有一致性。朱光潜先生指出,“有一些情况似乎能说明,把亚里士多德净化说与弗洛伊德心理学联系起来是不无道理的”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185页。这个观点是合理的。弗洛伊德早期学习过古希腊哲学课程,研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的确受到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影响。

弗洛伊德通过对《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作品的分析充分论述了文学艺术的幻觉性满足的特征。比如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主题理解一般是“人与命运冲突”,个人无论怎么勇敢、无畏、智慧,在命运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渺小可怜的。弗洛伊德却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俄狄浦斯王的跨时代的魅力在于“俄狄浦斯弑父娶母行动本身”。观众的欣赏恰恰是满足了深藏在无意识中的内在欲望。与其说观众看到的是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还不如说看到的是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而悲戚。戏剧在这里成为艺术家和观众的经验共同体,二者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在这里获得了交织,得到宣泄性的满足。同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首先显示的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卡拉玛卓夫兄弟》的创作过程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犯罪感得到了宣泄,消除了心理的紧张。同样,读者也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经历了同样性质的紧张的解脱,宣泄了被压抑的能量。

在1905年或1906年写作的《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中,弗洛伊德进一步探讨了艺术的功能。他说:“戏剧的目的在于打开我们感情生活中快乐和享受的源泉,恰象开玩笑或说笑话揭开了同样的源泉,揭开了这样的源泉都是理性活动所达不到的。”〔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21页。理性达不到的就在于深层的内心活动。主要有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发泄强烈的情感”,获得安慰和满足;另一方面,伴随着作为副产品的性兴奋。弗洛伊德又一次以哈姆雷特为例探讨了戏剧幻觉的宣泄力量。“我们很容易在主角身上认出我们自己,我们象哈姆雷特一样容易受到同样充不的影响……随着观众注意力的转移,观众心中也经历了与戏剧人物同样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看一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第25页。这样,剧作家在我们身上引发了同样的疾病,但是我们在戏剧的世界中获得了治疗。

对幽默或诙谐的分析中,弗洛伊德也运用了这个观点。弗洛伊德对幽默的分析经历了一个长长的过程。早在1905年《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弗洛伊德就从感情消耗的角度分析了幽默,指出幽默能够产生快乐,根源在于感情消耗的节省。其后二十年后又重拾这一中断已久的话题。1927年,在《论幽默》中弗洛伊德从晚期的心理结构理论继续深入探讨了幽默的问题。幽默也可以释放表达无意识,而且是以社会允许的方式不用恐惧自我和超我的监督和压抑,自由表达本能欲望,从而宣泄那些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在这种意义上,笑话和梦是相似的,它们都以特定的形式释放了内心深处的能量。笑话是下流言谈的审美转换,即用诙谐的形式将下流言谈包装起来,套上了伪装的形式就较易为文明所接受。一个好的笑话不仅仅是逃避文明的检查,而且也是通过笑使人们认同、接受笑话的内容,从而达到舒缓、宣泄的作用。笑话的题材一般是性、攻击、死亡,这些为人们所喜爱正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大量被压抑的意念冲动。因此,幽默、笑话归根到底是受无意识支配,担负着释放被压抑的无意识能量的重任。

然而,弗洛伊德也认识到艺术的功能究竟是有限的。它不过是现实满足的一种替代品。“艺术只是作为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暂时的避免生活的艰难。艺术的影响尚未强大到足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苦难。”〔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77页。“对美的享受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轻微‘中毒’的感觉。美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用途。”〔奥〕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杨韶刚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178页。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满足,它能发挥的是心理安慰的功能,而不能代替现实。现实中的矛盾和心理缺失也只能够通过现实活动来解决和完善。

五 思想万能到审美生存

“思想万能”这个术语并不是弗洛伊德自己发明的,而是从他治疗的病人那里借鉴而来的。“我从一位为强迫性观念所困扰,智力极高的患者那里借用了‘思想万能’的术语。经过精神分析治疗之后,他恢复了理智和效能。他创造了这一短语,以解释所有那些奇怪而神秘的事件。和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一样,他也似乎受着这些事件的困扰;如果他想及某人,他总认为马上就可以魔术般地见到那个人。如果他突然想关心一下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的健康,那么他又总会听到对方刚刚去世的消息。因此,总好像有一种心灵感应信息从他那里传至对方。如果他哪怕漫不经心骂了某个陌生人,他也会认为将确信那位陌生人很快地就会死去,自己因此对那个人的死亡是负责任的……所有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都依据这一方式形成迷信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违背他们的合理判断。”〔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邵迎生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63页。对神经性病症的患者而言,思想或意向的真实性是非常清晰的。外在世界的真实性对他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是思想意向的情感和后果。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中,在幻想中体验。这种体验带来的是一种犯罪感,根基在于无意识中那种巴望别人早死的愿望。“可以说思想万能或者说对心理过程做出过高的、有悖于现实的评价在神经症患者的情感生活中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行为中都发挥着不可限量的作用。”〔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邵迎生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64页。在现代社会中,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和迷信观念看似非常可笑,其实与原始民族深信仅凭思想就能改变现实世界的行为是非常相似的。

弗洛伊德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思想万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弗洛伊德把人类对宇宙的观念分为“泛灵论阶段”、“宗教阶段”和“科学阶段”三个阶段。在泛灵论阶段,人类认为思想万能归于自己,自己就是万能的。在宗教阶段,人类将之归于上帝那里,但是并没有放弃它,他还希望通过祈祷和许愿等方式影响上帝的能力。科学的宇宙观没有给思想万能留下任何余地,在不可避免的死亡及其他自然规律面前,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不过,思想万能的观念仍然存在于科学阶段,主要体现在对精神力量的信赖之中。接着,弗洛伊德还从个体的角度研究了思想万能。他指出,原始人和强迫症患者对心理过程的极高评价就是自恋。宇宙观进展的阶段与个体心理发展的阶段有相似性。泛灵论阶段与个体的自恋期相似;宗教阶段好似孩子崇敬父母一样,类似于“目标选择”时期;科学时期类似于成年阶段,遵守现实原则,并把欲望转移到外界对象。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科学阶段的思想万能的存在领域非常少。原因在于科学的宇宙观已经清晰阐释了心理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但是,思想万能的观念还在艺术中存在。“思想万能尚保存于我们的文明之中,这就是艺术领域。只有在艺术中,仍可见到深受着欲望煎熬的人在做着类似于满足那些欲望的事,由于艺术错觉的存在……人们言及‘艺术的魔力’,并将艺术家喻为魔法师……毫无疑问,艺术并不是作为纯粹艺术而产生的。就其本源而言,艺术在于宣泄那些如今已几乎绝迹的冲动。而且,我们可以猜到,在这些冲动中一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意图。”〔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邵迎生译,长春出版社,2004,第66页。艺术是艺术家创造的幻觉世界,以各种象征和替代物来满足人的愿望,从而唤醒真实的情感。艺术成为现实世界与心理世界架构的桥梁。在现代社会中,思想万能在我们文明中仅存的领域就是艺术。可见,弗洛伊德赋予了艺术在现代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将其当作现代人反思自己存在状况的一把尺子。这与20世纪西方美学中以审美来反思以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