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底层生活的写实
21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化与调整，社会阶层开始了分化与整合，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底层问题、弱势群体等关键词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21世纪以来的国产电影逐渐开始以良知观照底层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以特有的人文关怀来呵护底层的价值尊严与人格平等。在文学层面这种关怀被称为“平民化的人文情怀”，即避免以往居高临下的观察与同情，不是直接通过知识分子式的需求来表达，而是真正关怀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在艺术表达中重构其生活形态。《卡拉是条狗》就是这样一部怀着同情与悲悯直面社会现实的作品，以影像为观众呈现了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剧烈变动。电影中的“老二”生活拮据而卑微，在生活与工作中都得不到作为男人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兢兢业业却处处碰壁，压抑而郁闷的生活状态迫使他将自己的感情投注到了叫“卡拉”的家养宠物身上。“老二”其实是城市平民中普通的社会符号，映射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哀，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直抵人的心灵继而成为在精神层面的无形杀手。《卡拉是条狗》是在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怜悯的基础上，给予了更多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和尊重，电影并没有为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鸣不平，而是以更加平民化的视角为世俗生命欲求申诉，较好地完成了意识形态与底层关怀之间的缝合，使电影艺术更加彰显了追求时代真实性的责任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由于能力与机会的不同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存在不同，并最终在物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呈现不同。逐渐成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在自身表达意识方面也存在缺失，电影创作与其他文艺创作相同，都需要以强烈的民间意识与视角为老百姓创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进行代言，否则会由于无人代言而沦为永远失语的状态，其痛楚将无法得到表达，从而使其承受更沉重的精神碾压。同为底层叙事表达的电影，《幸福时光》可以说是一则讽刺关于现实的寓言故事，其中的“幸福时光小屋”成为一种反讽与象征，隐喻了背后的黑色幽默。电影围绕一位退休老工人老赵的相亲生活展开，为了提高收入拿出婚礼费用，他将厂区里的一节废弃车厢改造成恋爱男女“幽会”的场所，被命名为“幸福时光小屋”，并谎称自己是“幸福时光”旅馆的总经理。被遗弃的盲女孩遭到嫌弃，老赵动了恻隐之心在废弃的厂房里为其搭建“按摩室”，这个令人啼笑皆非却又生动感人的骗局让人唏嘘不已。伊芙特·皮洛认为，电影的魅力来自其矛盾性：“从强烈的真实性中产生出来的特殊情感力量与同样特别强烈的创造性、操纵性处理共处一体。”
而这两种力量的相遇促使了电影在艺术层面的升华，借助电影叙事，将下岗职工、留守者、进城务工人员等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以及在社会行进阵痛中经历的困惑与诉求，包括人性的异变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表达，以期呼唤社会对于底层民众话语的重视，进而使当下更多民众感知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存在。
在21世纪的国产电影世界中，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陈凯歌可谓承载了中国电影文化特质的独特个体，他曾经说：“我觉得长时间以来，对于商业片和艺术片，对于导演的个人诉求和整个受众群体的要求，始终存在着一种特别模糊的界限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特别‘文人主义’的倾向，就是藐视百姓的普通感情，一个惯性，涉及普通人情感，定然被看作没有个性的。我觉得这是大众产品被文人化的表现。”在陈凯歌的众多作品中，《和你在一起》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文本，作品开始传递出导演放下知识精英的姿态试图寻找民众情感中的共鸣点，开始建构以平民视角演绎当代小人物的温馨情感。这部看似并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电影，也并未成为简单流畅的叙事者，仅仅限于将俗世生活较为煽情地传达给观众以博取感动。《和你在一起》其实是试图通过一个少年成长中的诸多问题，探寻寄居繁华都市中的不同人生和复杂心灵，在彼此需要中寻找契合点，从而探询时代背景中人的心灵走向，重建正在丧失的传统文化价值，继而力图将电影导向更加多义的宏大叙事和终极关怀。电影以外表轻松而内部不停反思与叩问的叙事方式，坚持了一以贯之的电影人文主题，同时也在兼顾电影市场和艺术个性的博弈中拓展着自身的表达空间，让宏大的艺术诉求从尖刻的批判逐渐演变为较为平静的真实体悟，电影中的精英意识也逐渐演变为平静而真实的平民情感。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组成部分，残障人士在电影中的形象大多依旧流于“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尚未真正成为电影重要的表现主体，未能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最核心力量。同时，电影中的残障人物形象往往比较苍白，导致这些形象无法真正留在观众记忆中并赢得其真正的认同，从而走进他们内心深处。许多电影中的残障人只是作为故事的背景与陪衬而出现，以主人公的苦难渲染整个气氛。对于电影《漂亮妈妈》而言，剧中的残障孩子本身并未成为表述与思考的对象，而是讲述了单亲家庭的母亲想把有听力障碍的孩子送进学校的故事，以一个“女人的心灵”演绎了一个“漂亮”的妈妈，“妈妈”将东方女性的形象诠释到了极点，身负苦难而从不怨天尤人。改革的进程伴随的是原有利益的分配调整，有一部分人需要牺牲自身的利益，这些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漂亮妈妈》中的“妈妈”也不乏发出“要是他爸爸在就好了”“你要是男人就好了”等感慨，说明她内心依然是需要依赖男性的女人，但是在失去丈夫的现实面前依然非常坚强。作为电影中另一个形象——焦校长，是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银幕中的，恰恰映射了救助主体的缺席，这是电影值得观众思考之处。
学者许倬云先生曾经指出：选择适当的社群体系，使每个人能归属于社群，应当是价值落实的第一步。现代人既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属，也需要寻找适合利他的路径，更要有适宜的归属。《美丽的大脚》讲述了乡村妇女张美丽如何为改变农村落后教育状况而付出积极努力的故事，可谓典型的主旋律题材。电影一开始就讲述了张美丽的丈夫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死刑，“人必须要有文化”成为她重要的人生教训。之后不久，她唯一的儿子又离开了她，于是她将母爱送给了其他的孩子，义务担当了老师的职责，也映照了“人因为可爱才美丽”的电影主题。真诚、善良、乐于奉献山村教育事业的张美丽，在穷乡僻壤、情感命运不幸中支撑着山村小学，在她与城市志愿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中，逐渐交融了一层层情感而得到彼此的理解与接受，从而真实地描摹出山区生活的贫穷与落后，城乡二元的社会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等，成为电影在表现人物以外的关注点。平民化的视角与真实朴素的故事，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复杂世界进行了表现，在写实的同时又充满了哲学的深邃与某种灵动。美丽哀婉，却犹如五味杂陈的小夜曲感人至深。《美丽的大脚》可以说为现代都市构建了一个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的空间，包含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并饱受情感浸润，张美丽的精神世界和淳朴人格，在一连串人物之间的碰撞与纠纷中得到彰显，通过起伏的故事情节针对细节进行挖掘，故事意象生动自然，由真实细节散发出的叙事魅力流淌在人物的平凡轨迹中。张美丽的爱情虽然得不到世俗的肯定但却是永存的，在她走后的夜晚，其生前的爱人用放映机将光束投射到学校房子上寄托思念。这也恰恰给置身科技文明和城市化进程的当代人以某种启示，在现代生活的焦虑中，往往是与自然、社群以及自我的内心疏离中，需要一次次回归到人的本性并释放大爱，并在其中寻思或体认一切事物的本质。
《冤家父子》由王朔根据早年小说《我是你爸爸》改编，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双重意义的电影文本，这部电影也成为“真正”贴上王朔标签的电影，是在显性与潜性层面构筑而成的。“审父”与“弑父”主题穿插在电影叙事中，对于父亲的背叛、理解与关爱，成为一条曲折的线索潜藏在文本中间，对于父亲的皈依也成为接受不一样的外部世界变化的象征。电影讲述了机关工会主席、独自抚养儿子长大的马林生喜欢装腔作势、自命清高，在儿子面前也是封建家长制的做派。然而，儿子却始终与之背道而驰，顶撞老师、挤兑同学、破坏秩序，作为父亲的马林生意识到父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可当儿子受欺辱时，马林生挺身而出保护孩子结果被打伤住进医院，父子就此体验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亲情。潜文本其实是一个隐藏在文艺作品内部的文本形式，往往在文本之外又存在于文本之中，即使作品本身没有正面进行表现，我们作为读者也能把它“写”出来。电影《冤家父子》的“潜文本”是试图通过建立新的父子关系解构父亲的传统形象，从而将理性伦理层面的“父亲”定性为“精神病”，这无疑是对父亲角色的讽刺，同时也是一次象征层面上的弑父行为。电影中角色从严父到慈父的转变状态，恰恰是“父亲”找到自我并确立自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回归，继而也实现了儿子对于父亲的真正接纳与认同。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人们不容置疑引入了机械复制时代，消解深度、平面化、断裂感、片段化等特征，促使人们的审美方式也呈现出当下性、体验性、狂欢化的表征。《疯狂的石头》作为商业化的现代喜剧，是在当代中国“后现代”语境下，以都市草根的视角，将传统经典在夸张的叙事中进行个人影像表达。该部电影曾经以300万元的投资创造了近3000万元的票房奇迹，成为近年来国产商业电影的成功范例之一。电影讲述了重庆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在企图卖出高价改善工资待遇的时候，不料被国际大盗与本地小偷盯上，上演了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人间“闹剧”。电影虽然以幽默而带有嘲讽的风格进行着描述，却是扎根于中国的当下并介入了现实主义的关照，并且人物角色命运有着自身的现实根基与真实的生活。《疯狂的石头》呈现出国产商业类型电影新的发展状态，在类型创新与本土化方面可以说做了较大的探索与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