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伦理情感的记录
作为中国传统电影的主要类型之一，以伦理情感为主题的国产电影往往寄托了某些道德层面的诉求，成为社会某一时期民众集体心态的反映，往往以个体或者家庭范畴内的伦理矛盾和道德冲突折射出普通情感和人性特征，而以心理探讨为主题的电影也成为伦理电影中的兼容影像系统。迄今为止，国产电影中关于剖析人性与心理题材的电影并不多见，即便是部分电影在此方向上略有探索，也往往与故弄玄虚的悬疑和犯罪元素相联系。电影《催眠大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突破，融合了悬疑、心理等元素，成为具有标志性与里程碑式作品，为国产电影输送了新鲜的血液。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对意识与潜意识，梦与梦境进行过深入探索，认为人们的梦并不代表与象征任何事物，其所象征的往往仅仅是梦的潜意识的精神元素。电影《催眠大师》主要以探索人类的潜意识为切入口，故事以明暗两条叙事线索进行，明线主要以心理治疗师运用催眠的特殊方法治疗患者，进而潜入对方的潜意识帮助其得到释放与解脱；暗线即所谓患者帮助医生在潜意识中进行深层对话，帮助其从失去亲友的悲痛自责中真正走出来，两条线索平行运行贯穿交集，而这些符号性线索逐步增强了故事中的冲突与发展，成为近年来国产电影市场不可多得的心理题材的话题电影。
21世纪以来国产电影更多地处于新媒体的语境中，人们了解与掌握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中对于现实的反映包括了“客观现实”与“虚拟现实”，即鲍德里亚所说的“以真实的符号替代真实本身”的超现实的“仿真”世界。电影《分手大师》这部由非职业导演邓超执导，投资约30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在当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电影基本是以一些戏剧符号用讽刺戏谑、调侃幽默的表现手法，将现今社会各种“大师”对于“成功”的追求，以及当代人的恋爱观念进行了批判和讽刺。“分手”成为电影《分手大师》中的故事主轴与叙事符号，通过讲述不同恋人之间的各种分手原因映射出现代社会民众的真实生活，在喜剧的形式包装下探讨了当前社会中比较严肃的客观问题，试图传递、引导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念。其实，电影是否可以有效地引导民众的价值取向，需要在电影生产的商业性与文艺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对于市场票房等经济效益的诉求应该建立在坚持电影作品自律性与审美性的基础之上，这样才可以传递出电影本身的魅力。电影《分手大师》以拼贴与戏仿作为喜剧创作的重要手法，故事情节的推动往往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具有较强的逻辑基础，其不落窠臼的幽默创作成为吸引观众的有力手段，同时也赢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成为21世纪以来国产电影中可圈可点的佳作之一。
毋庸置疑，电影是视觉艺术的一种，直观的形象感受对于观众视觉的刺激可以拓展电影的叙事维度。由此，在相当一部分电影作品中，女性的身体往往成为叙事的重点，女性的身体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符号的象征，承担了影像自身表述的需求。身体始终被关注，也在无意识中参与了社会建构，甚至构成一些文化理论的视角。对于身体的关注与表达，其深层蕴含着对于主体性的重视，主体性构建的世界支撑了整个外部的叙事世界，而这个叙事世界也并非仅限于物质主体。电影《整容日记》就是以女性身体作为社会文化的容器和聚合体，探讨其投射下的当代社会问题与民众的思想意识等问题，这里作为社会事件的“整容”活动，再次映射了在男性审美与女性自我审美的双重压迫下，身体如何再次成为时代消费的对象。曾有叙事学家认为：“在现代叙事中，身体的符号化将与故事的身体化互相融合，身体是意义的源泉与核心，如果没有身体作为叙事表意的主要介质，所有的故事都无法讲述。”女性的身体似乎已经被赋予承载社会大众审美的“职责”，《整容日记》就是这样借助女性的身体叙事，针对日益狂欢化的“整容现象”进行了极具批判意味的消解，全景化呈现了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以及无形枷锁，这里的女性身体再次被放置在影像话语的中心，女性的身体成为社会文化与价值重塑叙事语境中的主题。情感既通过身体得到感受，又通过身体得到表达，情感构成了身体行为的基本内容。在此语境中以“整容”作为妥协，不断迎合来自他者的审美标准，以借助身体话题传递当代的价值行为模式，电影以看似普通轻松的故事引发人们对当代价值层面的深层思索。
同样传递对现实深切关怀的另一部值得一提的电影是《夏洛特烦恼》，该片在投入层面只能算是中小成本，也缺乏特别具有市场感召力的班底成员，是一部看似不起眼的喜剧商业电影，本身似乎并未有特别明显的市场优势。然而，该片曾经成为当时电影票房的黑马，曾一举摘得票房榜首的桂冠，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在该部电影上映之前，创作演出团队“开心麻花”已经作为文化品牌出现在文化市场中，作为话剧IP改编的喜剧电影，为电影的票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电影杂糅了青春怀旧与黑色幽默多种元素，弥漫了满满的青春情怀，通过梦境将过去和现在进行了充满怀旧韵味的链接，讲述了现代都市人最终领悟人生并寻回真爱的故事，在价值引导方面不着痕迹又发挥得游刃有余。该部电影可以说是当前国产喜剧电影的浓缩，展现了草根精神与青年亚文化。正如学者陈旭光所言，现代人“奉行娱乐至上，不关心娱乐的社会伦理价值，作为一种文化姿态的反讽搞笑，成为他们的重要话语手段，他们是以反讽、颠覆、搞笑、娱乐化的方式从边缘借助商业的力量向中心和大众社会突进”
。《夏洛特烦恼》戏谑滑稽中不失温情动人，它不同于传统的喜剧电影，是可以让观众在嬉笑中流泪的作品，幽默诙谐的喜剧元素使得每个笑点都恰如其分地镶嵌在故事节奏之中。作为国产电影中名不见经传的成员，《夏洛特烦恼》巧妙地迎合了当下电影市场的偏好，电影主题充当了当前社会民众心理情感的抚慰剂，在娱乐消费背后也恰到好处地植入了一定的社会批评。但是，该部电影同时也难脱原生小品风格的窠臼，喜剧场景段落式的组合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系，在结构的整合与布局方面也略显不足，喜剧效果诉诸过多技巧层面，某种程度上导致喜剧效果囿于惯常的调侃等套路。
在21世纪的国产电影中，都市在影像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电影叙事也就具有了独特深厚的现代意识。由此，都市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密切，都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元化与碎片化、开放性等，都为电影叙事提供了较为深广的意义与表现空间。都市的现代性其实已经成为一种观念，成为现代人关于自身的认知与思维，是现代人关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表达，需要逐渐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现实生活世界，更加关注人自身。电影《无人驾驶》中都市的呈现很多是在夜色中，镜头语言将高效快捷的都市生活节奏呈现得比较到位。电影将三位处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男性生活进行了勾画，他们之间看似无关却因汽车产生了因缘际遇，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三位男性与四位女性的生活联系起来，描述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追求与价值追求。电影《无人驾驶》表征了在经历过生存危机带来的不安全感之后，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青年人在精神与信念层面的变化，曾经纯粹的感情变成玩世不恭的消遣，或者成为掩饰自己与转嫁精神危机的真实情绪，从而对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进行善意提醒，自觉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境界，电影提醒观众需要时刻保持理性的态度控制与甄选喧嚣下的欲望与感觉。国产电影需要在表述现实生活的同时，注意将多种经典的特质进行融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元素之间的有效互动和有机杂糅，创作出具有多种特征与多元类型的电影，更好地适应和满足民众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
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载体，类型电影其实往往担负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职责，将社会问题蕴含在电影故事叙事中进行表述，引领受众进行思考。而作为电影的创作者与讲述者，其自身的话语中都坚守了固定的价值内核，在电影故事设计的矛盾、冲突与对立中，以讲述者自身的价值站位与原则，讨论议题的变化与走向，并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将问题呈现出来引导受众自己思考解决方法。国产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样态，在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产电影在类型化的过程中参与解决与构建当代问题的能力相对匮乏。与类型电影相比，国产电影需要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社会化的叙事基因，在注重个人价值体现的同时，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需要以“草根式”的小人物为核心，不断锤炼出国产电影叙事的新基因。譬如，电影《摇摆的婚约》对所谓“摆婚族”进行了直面的演绎与诠释，对当下都市人的情感与婚姻问题，尤其是大龄青年男女的婚恋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探讨，揭示了都市人内心对于情感的困惑和不安全感。“摇摆”其实是对于自身生活与情感的无法确定，都市充斥的各种生存、情感压力以及变化的价值观念，导致人群对于未来生活充满了未知，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摇摆不定的群体被称为“摆婚族”。与其他大部分国产电影相似，这些类型化电影往往在思考与叙事方面不甚成熟，一般仅仅善于将目前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而对于参与构建当代社会议题的能力相对较弱，从而也导致参与当代文化建构的能力不足。
与电影《摇摆的婚约》的主题相似，《北京遇上西雅图》描绘并塑造了“文佳佳”和“弗兰克”两个主要的都市人物形象，在日益物质化的时代跨越异域展开了浪漫而温馨的寻爱之旅，最终通过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并收获了真正的、最初所希望的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完成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话，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话，通过处理两个世界、两种关系之间的对话，在实现与观众交流和互动中完成自我表达。当下都市类题材的电影，对于爱情的处理方式是比较表面化和模式化的，人物之间的情感发展过于套路化与格式化，生硬有余而缺乏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观众在选择电影消费的过程中，通常是完成补偿的一种心理，也就是观众渴望通过银幕看到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经历与体验，满足某种想象性慰藉。此外，观众也同样渴望在电影中寻找自己现实生活的影子，希望能给自己的生活经历寻找答案或者某种佐证。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通过对于都市青年爱情的讨论，告诉现代人拥有爱情需要时刻做好自己，而真爱好似人类的精神家园，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心灵的归宿与实现自我的奋斗人生。电影展示了现代化都市发展中的青年人不同的异国生活体验，也带来了对传统的婚恋观念与价值伦理的冲击。随着国产电影的叙事转型和调整，以往的主流观影群体对于大片带来的视听感官刺激会逐渐失去兴趣，会逐渐提升对于娱乐消费背后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期待，逐步构建国产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所产生的、共生共享的电影生态，势必会成为国产电影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人的潜意识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人伦情感与道德力量的渴望，在喧嚣的消费主义浪潮中，观看电影似乎可以成为一种仪式，实现个体从视听体验到改变信念系统的过程，获得超越性的同时抚慰现实社会带来的焦虑感与异化感。电影《爱有来生》改编自小说《银杏，银杏》，电影的叙述模式采用以男性为主体来体现主人公对爱情的坚持和忠诚，电影围绕银杏树讲述了一段“人鬼情未了”的故事，利用男性在社会权利话语秩序中的强势地位，试图凸显人与人之间的纯粹爱情。电影中的自然与天象表现等元素，参与了人类意识中的时间与空间意象，引导受众进入人与宇宙，此岸与彼岸的关系意象中，这种意象构成了艺术作品对于人自身原始而本源的探索。而电影中关于人的生死、爱情与自由的想象，同时也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产物与追寻主题。电影通过讨论生死与感情等话题，通过感性的审美活动引导民众关心终极追寻的命题，用艺术形式关注人本身存在的理想和价值，引导人在电影的艺术世界中寻找精神家园与灵魂归宿，从而获得在心灵层面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