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记忆的阐释
人们的历史记忆一般包括关于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以及有关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社会事件往往发生在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关系到家庭、社区、国家或民族。“1977年高考”可以说是中国一代人的社会记忆，1977年中断长达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成为拉开20世纪80年代序幕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献礼片，电影《高考1977》讲述了东北农场一群知青历经艰辛最终走向考场的故事，这一题材不仅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更重要的是纪念了恢复高考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电影在反映特定历史环境与政治环境及心理活动的前提下，运用了大量象征性与隐喻性的叙事语言，有力地参与表述了电影的主题。例如，电影中多次出现的呼啸而沉重的“列车”，承载着国家动乱历史后仍需踯躅前行的步伐，在时代列车前行步伐中也伴随了一代人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种种不懈努力。与列车相对应的是电影镜头中的“拖拉机”，“拖拉机”不仅仅是灵活便捷的交通工具与生产工具，更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重要载体。“公章”的出现象征了权力与制度，蕴含了特定时代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政治、人与时代之间的深层关系。电影《高考1977》通过故事的叙事与事物的象征，将历史大事件浓缩在时代个体的命运转变中，引发特定群体观众的反思与怀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小说与报纸在近代国族的认同方面，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些媒介以自身的叙事方式提供了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社群所必需的技术方法。
20世纪80年代，电影《庐山恋》是一部试图通过讲述爱情故事展现国家符号、国家话语的特殊电影，通过影像叙事建构并传播了中国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由此，“庐山”已经不仅仅成为一个地理概念，更多地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与国家形象的隐喻印记在中国人的心里。30多年后，2010年版的电影《庐山恋2010》进入观众视野，继续延续了《庐山恋》中“海归女”与“土著”相恋的路线，但电影中对于爱情的讲述更为复杂，已经从单纯的爱情关系升级成了“三角恋”的模式。两部电影在价值导向、表述方式、爱情描述等方面截然不同，《庐山恋2010》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庐山恋》这一被刻意建构起来的电影文本，通过朗读与憧憬的方式体现和加深共同性体验与民族的认同，沦为故事情节简单、寓意不深的一般性爱情题材电影，远远没有当年《庐山恋》电影文本的特殊性与影响力，同时也缺乏建立在民族使命感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认同。
与直白的电影叙事不同，黑色幽默往往是在电影中以戏谑、戏仿、嘲讽等态度表现外在的环境，不断放大并扭曲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不协调性，从而建构、展现出一种畸形而压迫的关系。作为高度艺术化的电影叙事方法，黑色幽默所营造的虚幻与戏谑的语境，包含了无法言说的不和谐、不匹配，包括人性扭曲、异化以及关系之间的悖论与荒诞，其实是对社会现实的另类写照与自我态度。电影《走着瞧》改编自天津作家王松的小说《双驴记》，可以说是一部颇具黑色幽默风格与荒诞魔幻的知青题材电影，也可以说是一则现代的寓言。电影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陕北地区的一个村庄中，下乡知青与两头驴较量的故事，成功地描绘了特殊年代中人对于命运的反抗，讲述了动物报复人的怪诞故事。电影在人与驴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荒诞、夸张与戏谑的描述，背后隐藏了以女生产队长为代表的村庄权力体制对个体命运的控制与主宰，电影中的驴子作为故事的主体折射出了特殊时代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无奈。电影《走着瞧》以驴和人斗智斗勇的滑稽故事，让观众在嬉笑中窥视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在荒诞的故事情节中体验历史的真实，以及个体在大的时代背景中的无奈与抗争。当不同的人群共享同一种文化，并且这种文化又成为一种思想与符号的表征，成为行为与语言的交流方式，则他们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电影《走着瞧》如同特殊时代中的一个寓言，在共同构筑的文化想象中完成了“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的塑造，而这一过程“附带”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将国家历史发展以“含泪微笑”式的话语言说展现在观众面前。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浪潮，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超过预想的速度，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枯竭与荒芜，对于故土的怀念与原乡的留恋成为逃离都市感受乡村气息的途径，成为对以往怀旧的重要表现。电影《暖》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脉络，将对于美丽乡村的美好记忆扩大延伸至物、景到情，通过突出乡村器物勾起观众的怀旧情绪，旨在以乡村特有的韵味提醒世人对于民族优秀而久远文化的珍惜与承继。电影《暖》在多次获奖以后，莫言曾经认为，《暖》的出现无非是顺应了当今人们怀旧的情绪，每部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出现得恰逢其时就可以获得较高声誉，甚至超过作品本身的实际价值。电影《暖》改编自莫言的作品《白狗秋千架》，电影在叙事纯美的爱情故事中穿插了大自然的秀美风光，提升了故事的人文气息与人物的个性和形象特征，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加大，都市人在厌烦了城市冰冷的建筑和冷漠的人心之后，寻找乡村作为心灵的栖息地，试图连接乡村的优美和宁静，通过回忆获得慰藉与抚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乡土社会中的人历世不移的结果是“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必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经验无须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作为21世纪以后出现的电影，《喊山》与其他电影类型相比稍显有些特立独行，像是出现在一个原本不该出现的时间与地方。电影营造了贫穷落后的乡村空间，男性在绝对权力中无法与女性实现有尊严的互动，而女性的命运只有寄托在反抗的书写中。电影中乡土社会的宁静表征着人们记忆深处对传统乡村的感知，追求无为而治的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冲突，成为被浸染的城市文明的反思与言说。“喊山”其实是山里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即生活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的群体，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在面对生存困境和苦难命运时的那份理想、尊严与诗意、坚贞。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与外来力量的侵入，乡村原有的格局与秩序开始变迁与变化，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态被打破。《喊山》作为乡村影像叙事作品，拥有较大的被阐释的空间，这里的“乡村”几近遁于无形，虽然成为被创作与消费遗忘的角落，但仍在力图表现被刻意遮蔽与忽视的底层命运，乡土社会的静止和凝固表征着人们记忆深处对传统乡村的感知与认识，而古老的乡土社会在现代文明的浸染中，正发生着无法琢磨与评判的深刻变化。
不同的经历与观念为人群提供不同的意义支撑和秩序基础，也为人类的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无论是乡愁还是历史经历，都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而记忆其本身也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在不断变化并不断调整着时代的要求。《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同时指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范畴，共同性是集体记忆的出发点”。电影《美人草》改编自旅美作家石小克的小说《初恋》，以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文革”时代为故事背景，描述了知青的生活经历与爱情故事。电影中的故事背景设置在20世纪70年代的云南乡村，电影以唯美的叙事语言将山村中青翠纯美的风景与质朴单纯的人物，进行了相得益彰的描摹。没有过多的煽情与渲染，几处笔墨就将简单故事中的复杂情感进行了展现，平静氛围中反而增添了几分力量感。电影抹去了历史给个人命运带来的悲伤，在浪漫和诗意的电影语言中呈现知青的生活与岁月的残酷。共同的体验经历让心灵拥有了相似的记忆，而共同的经历形成的记忆也成为一种机制，不断被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储在身体中，不断完成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的迁移。电影《美人草》就是在描摹知青生活的共同记忆中，不断获得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相叠合的表象，虽然平淡普通却具有相当丰富驳杂的文化症候。
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一部分会陶醉于市场的趋势与个体自身生活的书写，远离了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伟大叙事主题，缺乏终极关怀与真善美的价值引导，让观众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类似麻木与浅薄的所谓愉悦之中。《娱乐至死》中就有这样的观点，繁杂的信息会将人变得被动、狭隘与自私，无聊烦琐的世事往往填充了人们的生活，感官与欲望层面的庸俗文化会替代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人们会毁于自身热爱的东西。直到《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的出现，重新改变了电影娱乐化、快餐化的发展趋势。电影讲述了一个农民用办养鸡场赚的钱，先后收养25个孤儿的故事，最后赢得了同村姑娘的甜美爱情。电影没有传递特别深刻的思想，在烦琐的叙事中似乎主题也缺乏提炼，但是故事中人物的塑造具有一定的高度与厚度，淳朴自然而又真实可信，基本可以称作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主流价值作为时代的特定价值形态，其基本特质需要与特定生产方式包括现实世界互相适应，有时会诉诸依托特定的文化符号进行表现。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相生相伴，而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坐标应该有哪些，当前转型节点上主流价值重建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价值困境和文化困境，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中得到突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