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主流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电影其实也是一种公众文化空间，观众与电影在重要的交流与互动中逐渐形成公众舆论和价值共识，由此将民族启蒙意识逐渐发展为具有反思向度和能力的自觉意识，并由民族意识逐渐凝结为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电影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输出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重要载体，积极建构与传播中国电影蕴含的人生内涵、理想价值、人文情怀，尤其是针对民族集体记忆、民族文化主体形象与民族精神，成为中国电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主流电影需要体现特定的民族意识与发展意识，更加善于将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等宏大命题进行整合，以民众普遍认同的影像叙事话语进行呈现。贾磊磊提出：“我们应当建构一种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使中国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走向商业化的制片体制，同时使中国的商业电影体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精神。我们主流的商业电影现在存在着一种颠覆梦幻的叙事模式，形成了一种与经典的叙事成规相对峙的恶无恶报、善无善报的叙事逻辑，这种价值取向不仅在心理上粉碎了观众对于电影抱有的梦幻想象，而且也在精神上摇撼了观众对于社会公正与历史正义的集体认同。”主流电影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构性力量，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担负了特殊的文化职能，需要个体从虚幻的影像叙事情节中，借助情感记忆接受并建立起相应的文化逻辑，进而逐渐建构起整体性与抽象性并存的国家形象。

首先，实现影像话语中宏大命题与多元叙事主题的缝合。主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虽然在建构与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但也往往由于过分强调主流话语体系而导致叙事的单一化与程序化。电影《集结号》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改变过于直白的宏大叙事模式，采用淡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叙事主题视角，将英雄形象进行平民化处理，凸显了不俗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社会转型时期，影像叙事话语需要在去政治化的基础上，与民众社会生活形态与个体生命体验进行一定缝合，在寻找更多不同叙事主题中，体现厚重的人文关怀。电影的叙事话语要将对信仰与生命本源等形而上终极命题的追问，与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文本移植并相互介入，与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经验建立联系，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空间意识的话语实践，也更加迫切需要在主流价值等宏大叙事与故事情节设置、视听画面产生的情感力量等诸多因素之间，寻找合适的叙事支点。主流电影话语需要在叙事方式个性化、叙事内容人文化、叙事空间真实化等方面进行变革，叙事内容要更加注重故事的客观纪实性与主观表现性，将人物的心理空间、情感空间和思维运动全方位体现出来，更好地实现电影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

其次，实现影像话语中价值主旨与建构国家形象的融合。“形象”其实是信息传递过程的产物。社会转型是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的动态过程，民众价值观念的调整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语境，影像话语在倡导自身价值主旨的话语场域中，需要呈现民族视阈下的庶民伦理价值，从而完成民众形象与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电影《十月围城》对英雄群体进行的是日常化书写，带有浓重的民间世俗文化的烙印，选择普通人之间的友谊、血缘亲情与伦理道德，彰显中国人的民族大义与革命气节，从而较好地塑造与传递了国家形象。主流电影要避免高蹈的道德说教，将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精神生态与价值构建等问题放置于影像话语框架之下，以调动观众情感体验来使其接受隐含在电影情节中的文化逻辑，完成人类共有的美好理想、价值准则与生命情感等恒定的文化价值认同，并在此过程中让国家形象建构的主旨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主流电影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大众选择的民主化过程，更是电影话语的内部对话，是一种重要的文艺实践。在国际电影的全球化生态中，中国电影正在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特性与优势，尤其是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文化政治与文化战略等问题，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意义，逐渐受到国际电影舞台的关注与重视。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对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各种霸权观念秩序，也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秩序。

再次，实现影像话语中故事资源与多维诉求的整合。主流电影需要摆脱意识形态色彩痕迹明显的表述，需要借助好的故事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在民族化和平民化的向度上，实现国家话语、资本市场、大众趣味、影像逻辑等多维诉求。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逐渐被遗忘的历史故事，影像独有的视听语言为历史灾难进行了较为原型化的描述，影像话语以节制的情感传达了命运的悲怆及庶民的挣扎与不屈，在促使民众对历史集体记忆认同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也完成了对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心理的引导。主流电影需要选取能够将个体命运与历史格局相整合的故事资源，表现民族自我精神的成熟，要不断探索与大众文化、文化市场相契合的电影生产模式，避免凸显主流话语强势介入的痕迹，以文化资本的运用包装大众文化，以生动的故事打造符合主流价值取向，并不断融合商业电影技巧的电影形态，从而不断构建与完善民众需要的文化生活。

最后，实现影像话语中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的结合。电影话语以其强烈的叙事话语功能，重构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全程参与着民族对自我与他者的艰难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被影像话语建构出来的，主流电影叙事话语中的文化景观表征与传播了国家形象，对民族意识的想象成为民族主体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需要精神生产者对民众的个体经验与主流话语进行提炼。《唐山大地震》以“个体化”的苦难记忆唤醒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将主流价值观与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进行较好结合，着力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与人物命运，实现了以唤醒内心对主流审美意识召唤的定位。主流电影需要将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行辨析，将普通个体的经历放置在历史空间中，并使其成为历史事件的真正在场者，以主体最真实的经验与情感促使观者深入思考，在影像的光影与话语中实现对于当下社会性的建构，从而以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民众在意识层面不断寻找生命的力量感、尊严与神圣感。置身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的民族文化形象与民族记忆，需要反思惯有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模式，不断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中国电影已历经了与进口大片进行博弈、国内各种类型片争分天下的生存挑战，需要传播本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在探索与揭示民族心理发展历程的同时确认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