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流电影的国际视野与叙事认同

如何发挥电影意识形态、传播媒介、艺术样式、文化产业等多重身份特质，通过本土文化资源建构多元的话语交流空间，实现其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本价值最大化，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主流电影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国家形象同样也成为历史性的范畴，不同时期在建构方式与内涵呈现方面都不尽相同，在艺术发展历史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都与其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相一致，是一种社会乌托邦化的文化“他者”形象。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电影叙事需要在满足民族意识与世俗化生活的同时，兼顾向外展示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及现实生活变化的情趣，需要建构全球化语境下的自主话语空间与艺术视野，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与世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同时，国产主流电影建构国家形象也是一个延续性的进程，体现了历史传承、现实问题和未来想象的统一，而国家形象的塑造成为当代文艺的重要任务，作为文艺形态的国产主流电影需要自觉建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此过程需要坚实的历史根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曾经指出，长久以来的西方对东方存在着偏见，东方在西方人眼中是远离中心而落后愚昧的，而东方又有某种神秘的文化色彩，成为西方意识及文化建构起来的幻想观念。西方人通过建构一个东方的“他者”形象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性，从而满足自我的心理需要。电影叙事其实也是对外在秩序的一种认知与价值构建，《黄河绝恋》以民族外来者的内聚焦为叙事视角，贯穿了显线和隐线两条叙事情节线索，通过西方人对其异质文化地理与民俗景观的体认，不断将民族精神置于西方异质文明的视野之下，使西方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进行某种交集与对话。电影采用了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视角，同样这其中的“外国人”也成为东方想象中的西方形象，试图通过西方对于东方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来满足中国主流文化对自己民族与国家的美好想象。《黄河绝恋》以恢宏的长镜头语言展现了壮美的东方景象——雄伟的长城、奔腾的黄河、厚重的黄土地，将东方景观植入西方飞行员的视野之中进行解读，也强化了民众对于本民族风情特色的认同与欣赏。影像的力量往往来源于话语的建构，主流电影叙事作为当代民众的生存体验与历史想象，以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强化话语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寻找民族性与全球性交流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既发挥了娱乐功能，又透过其本身表达创作者赋予的思想内涵。《紫日》是以电影形态诉诸民间话语形态进行的历史叙事，将国家、民族意识内化为民族文化记忆，显示出参与民族文化传统构建的姿态。全球化背景下影像叙事话语主体的定位，以及由民族意识与民族信仰凝聚而形成的观照，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着重装与阐释，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角度促成了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价值生成。全球化时代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促成了多元文化语境中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紫日》中对他者的形象书写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饱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电影以抗战为背景刻画了中国农民、日本女学生、苏联女军人等人物形象，描述了三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偶遇，以及他们在一场战争中的求生经历。电影对于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爱与包容，对于共同祈愿和平的愿望进行了饱含热情的抒写。这部电影以三个人的情感交集来探寻深层次的民族情感，通过挖掘和展示不同的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中共同的、恒常的价值。主流电影叙事需要借助文化想象进行更具人文精神的自我叙述，需要在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描述变化中的秩序并构建共同体认同，在多元共生的全球记忆框架中提供一种自我形象的全球化想象空间。

主流电影自身所具备的主体意识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主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与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影像叙事主体的思想力让实现民族历史文化与心理的结构观照成为可能。电影叙事话语中由本土转换到模糊场域的超地理处理，使电影的想象空间在多地域展开，进而为获得本土文化的认可，包括重构宏大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成为可能。电影需要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找全球本土化或本土全球化的叙事策略，在坚守民族价值立场的基础上，积极展开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与对话。《冲出亚马逊》改变了以往“被看”身份中西方强势文化心理的意义符码，融入并拓展了民族或隐或显的人文性格与审美视域，这无疑是主流电影从现代化想象向全球化想象转变的成长轨迹，是多重语境和多方力量中民族文化表达权与话语权的体现。中国作为全球范畴中崛起的大国，具有为全球提供自我形象与自我叙述的责任，需要提供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建构性力量。主流电影要将全球消费者作为对象，打造属于自己的电影叙事文本，创造更加多元与包容的文化空间，为建构文化认同和想象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传播媒介的影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过滤器”，影像叙事者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情感视角，使其在建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方面成为历史不同意义的阐释者，影像承载的记忆痕迹也成为民族群体复杂而开阔的生长空间，心理与意识在此空间中经过不断整合而折射出“民族意识”，经过影像的传播逐渐复制并沉淀为接受者的心灵记忆，进而逐渐变得清晰、能动与自主。“南京大屠杀”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其带来的历史体验与情感创伤成为重要的故事资源，以不同的艺术样式与历史深度阐释这段民族历史记忆，成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宏大背景下民族话语构建的有益探索。《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叙事中均涉及了跨国经验，虽然隐含了对有关历史形态的虚构叙述，仍不乏成为实现影像本土叙事的积极探索。同时，在促成全球化对话的场域中，电影语言作为一种跨文化叙事与传播载体，同样参与全球叙事的场域之中。在这场对话中，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式想象中的自身形象往往进行着感受性的相互建构，并利用艺术形象的审美记忆与历史记忆进行着某种缝合，主动与被动地沉淀为民族文化形象的价值性想象。

《拉贝日记》融入了国际化特征的叙事策略与文化态度，将民族记忆与所谓国际人道主义进行整合，此种叙事姿态或许比较容易引起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接受。值得警惕的是，虽然将文化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隐含在国际化影像话语之中，但作为文化产业内容的电影，其文化资本同样遵循资本运行的逻辑规律，这种叙事态度非常容易导致影像失去本身独立的叙事品格。电影中以女学生的见闻作为线索，开始时是游离于“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空间作为一位历史“真实”记录者的存在，在西方人的保护下才最终幸免于难。这样的“中国女性”不再仅仅被动地担任受害代言的客体，而成为直接表达自我意志的主体，影像中的人物形象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民族文化形象的塑造在文本中的作用得到提升，成为拥有影像自主意识与思维主体的形象设置。“拉贝”则具有“西方男性”讲述神话的力量与身份，传记类的叙事风格让影像具备了史诗般的品质，历史反思的深度和道德良心的谴责与对灵魂的救赎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拉贝日记》以一件重大历史故事为线索进行关于中西方话语权力碰撞的试验，影像多元化阐释的民族记忆更有助于了解资本逻辑重建下日趋杂糅的文化空间，在讲述中华民族记忆中最具民族性历史创伤的同时，树立起来的却是以拉贝为首的国际主义英雄群像。尽管影像作品彰显着代表民族立场的声音，然而这种叙事策略却更多的是“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国际之间的一种复调的表述，叙事“声部”之外的客体话语成为主角。

《金陵十三钗》通过讲述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来增强认同感，追寻并建构共同的历史回忆，这是这部影像的主要特色，这种共同的回忆会勾连出无形的、特殊的感情链接与亲和力。电影中的教堂成为“南京大屠杀”中的“挪亚方舟”，成为表现事件与人物特征的公共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以想象中的叙事话语重构民众的战争记忆，让接受群体比较明显地感受到民族文化记忆塑造的国际化视野与理想。可以看出，电影尝试在一个宏大的本土历史故事中，以强烈的主体意识融入“全球的杂合性”等因子，以民众集体记忆为视角描绘大背景、大事件等图景，以期形成某种语境的交互。这部影像尝试在一个宏大的本土历史故事中，以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视角来描绘大背景下的世界图景，以期形成某种语境的交互，充满了探索与实验的勇气。影像不仅寄托和表现了人类的情感生活，同时也在“制造”着人类的情感生活。在文化全球化交流过程中，主流电影更加需要将叙事立场建立在东方的价值体系之上，发挥自身民族文化的亲同性，并积极参与到全球性资源分配与生产体系建构中，以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姿态，改变已有文化空间意识并淡化意识形态冲突。价值立场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导致了影像所传递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左，主流电影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象征叙事，需要更加关注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共同体验与价值理念，创造凸显本土化与民族性的“语义环境”，积极探索并逐渐确认自身的发展模式。《金陵十三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挖掘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意蕴，在汲取民族精神思维特质的基础上，探寻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和民族品质，并进行了影像叙事表达的某种可贵的尝试与探索。

主流电影更多是传递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与电影观念的生成，在电影接受者与生产者多种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等因素的参照下，再经由文化生产主体性选择的多重过滤，借助历史契机进行推广与扩散，逐渐达成最终的群体性共识，这基本是一种认知性观念沉淀的过程。全球化进程中，电影的生存格局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与重组，艺术、商业、政策等各种因素在不断融合中依稀保持着本能的张力。置身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的民族文化形象与民族记忆的文化面孔，需要反思惯有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方式，不断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中国电影已历经最初在生存层面的困难，需要进一步传播民族或隐或显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在研究民族心理发展与心路历程的同时逐渐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