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流电影的大众诉求与叙事生态
主流电影的血液中充满了文化担当的基因，是构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根基，需要以表达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及积极建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为己任，从而增进大众对民族精神的集体认同。主流电影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关于主体的问题，主流电影的关键问题在于其是否从民众的消费需求出发，是否能够尊重并表达民众主体的真实要求。“用影像建构的大众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认同，不仅能够引导大众对中国历史的真实判断，而且能够完成国家对国民心理的现实导向。”
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工业，注定了其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某种先天联系和不可更改的禀性，需要发生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的转变，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转型到个体的情感叙事，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与市场效益及艺术价值兼而有之的局面。影像叙事本身是话语建构的过程，电影的文化与工业特征的双重性质，需要其淡化强势的话语模式而实现其商业化诉求，走更具大众化的电影叙事之路。
贴近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并反映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电影，更能够给观众带来震撼。《生死抉择》可以说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达到了统一，创造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电影以扎实的写实主义创作功底，在宣扬主旋律的同时更多地凸显了主角作为普通人的心理冲突，给接受者以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同时也获取对社会问题想象性解决的方式，蕴含了价值理性与历史哲思的深度。电影通过塑造生动而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构思曲折动人的故事抓住了观众的兴趣，并以“好看”的情节使观众得到情感陶冶和审美的愉悦与感动。主流电影这种在叙事内容与叙事策略方面的调整，给了其他电影较好的启示，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理性回归、在影像话语层面表达的转变，成为21世纪以来在主流电影艺术表现力方面新的转型与突破。主流电影需要不断寻求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话语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不断为自己拓宽生存空间。可以说，主流电影是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表征，是社会文化生态状况的影像反映，同时又成为推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内在动力。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经典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与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助推资本的实现与升值。
电影是国家的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21世纪以来，国产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国产电影的整体发展与科技的飞速进步相匹配的。《紧急迫降》讲述了民航客机起飞时发现故障而无法正常升降，只好选择紧急迫降，再现了在突如其来的考验面前机组乘务员表现出的勇气和爱心，电影利用声光电科技设备，场面情景逼真、壮观，达到了身临其境，令人振奋的效果。该部作品以强烈的商业意识传递了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从而实现了主流文化模式的自觉阐释，成为主流电影中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样本，整合并成全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产品的双重载体，实现了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双重定位。国家主流电影需要寻找国家话语与大众审美需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结合点，通过对影像叙事逻辑的优化，最终形成隐含电影商业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艺术性等多元调和的话语形态。主流电影需要在表现手法层面上加深情感元素，从外在符号层面进入观众心灵的内在层面，使其更加具有宽泛性与包容性。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性质决定了其所要表现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彰显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与各项改革，更好地体现国家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进一步增强电影的感染力与感召力、时代感与责任感，由此也可以预测与展望国产主流电影的发展方向。
在以往主流电影中，革命事件通常作为高度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符号存在，21世纪以来的革命题材电影进行了叙事转型。《十月围城》讲述了在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赴港与十三省代表会商起义事宜，在普通民众的保护下确保了任务的完成。虽然故事的套路并不新鲜，甚至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但却令观众产生深沉的敬意和感动，给此类题材的电影重新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随着文化市场化的逐渐成熟，文化消费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内在力量，以商业伦理和商业逻辑为主的文化活动可以说是在资本逻辑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商品文化的霸权化，主流电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民族化、平民化、类型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十月围城》将重点放在描绘历史盲区与发掘人性的复杂上，探求在革命大事件中各种人物的情感世界，符合了当今民众理解和尊重革命，包括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十月围城》究其根本是对民众革命的想象式书写，也只有建立在对主流价值背景中人性剖析的基础上，才能与大众文化发生某种碰撞，从而在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中不断建构出可以认同的国家形象。由此，21世纪主流电影需要承担实现大众精神抚慰的功能，让电影在建构国家形象上更接近于普通大众的现实经验与真实记忆，并使其在电影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在多元价值范畴下，主流电影作为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既需要具备大众的文化诉求，也需要自觉承担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需要探索主流意识形态、民间基本伦理观念和文化市场经济等多重区域的契合点，从而在民众心理情感中获得艺术性与商业性、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立场的良性互动。
当前主流电影所处的环境，也折射出了电影本身所处的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将电影叙事的思考引入民众文化、历史、心理和哲学等需求的角度。电影其实也是复杂社会存在的文化显现，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构模式的呈现，也是社会文化建构和民众文化心理构造的凸显。《集结号》以战争为题材呈现出国产电影的责任与凝重，刻画了以谷子地为首的一群军人，为坚持掩护部队安全撤退而以生命为代价捍卫军人尊严的故事。以当代社会转型中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问题切入，借助讲述故事的方式提出了关于信仰与坚守的重要时代论题，探索出公共文化空间中主流文化与商业娱乐相互融合的路径，为世俗社会铺陈了正向的文化质地并注入了人文精神。《集结号》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个体生命的价值，解构了传统国产电影的价值阐释方式，对国产电影主体精神的重建进行了积极探索，战争背景下中国军人彰显的宝贵精神激活了消费主义浸染下的心灵，为越来越功利化的社会重新树立起高尚的精神旗帜。由此，这种以自我生命体验话语传递主流意识，实现文化诉求的模式，成为主流电影发展的典型。主流电影需要兼容叙事文本和社会历史文本，让文化教化、个体审美、资本诉求等语境的权力关系，都通过影像叙事逻辑得到最大化，并在电影文本中保持博弈与平衡。
在传统的国产影片中我们习惯于强调集体价值而往往会忽视个体的生命价值，缺乏基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描绘，缺乏对于实现个人价值与历史价值之间平衡点的把握。《唐山大地震》是对“打造主流电影的政治类型”的大胆探索，是体现中国主流情感与主流价值观的伦理片，将民众的集体经验和灾难记忆放置在家庭伦理情感背景下处理，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的灾难记忆相互指涉，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的民族记忆，同时也关注了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以实现对生命个体内在环境的观照与关怀，展示中国人传统的深层文化心理。以往宏大的、史诗般的大角度、全方位的影像叙事，被对生命意义或灵魂的追问所取代，选择了“用小视角承担大格局，用心灵史化解灾难史，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来聚焦核心价值”。在《唐山大地震》的书写中个体的生命成为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电影文本让静态的社会记忆转化为动态的社会记忆。作为灾难电影，其可贵之处在于从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转向关注平民的心灵与情感，更集中而真实地展现了人性的光芒与亲情的力量。个体的苦难记忆往往可以表达出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主流电影要改变缺乏电影精神价值表达的欠缺，建立有效实现国家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叙事语法，从历史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表达个体的思考，将国家的历史变迁与命运变化转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觉醒，把个体的经验作为人性中共同的经验来处理，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观众的审美需求进行缝合，完成政治话语的影像隐喻表达。而主流电影的叙事生态，往往采用伦理化叙事、平民化视角、类型化等叙事策略作为缝合机制，影像叙事在这里更多传递的是对于历史透视和认知的仪式感，是一个民族自我精神成长与成熟的表征，更是面对历史时自信与自强的凸显。
大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响绵延漫长，亲历者内心的创伤却只能靠自我的力量救赎，电影《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创作的调查体纪实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冯小刚继《唐山大地震》之后又一部有关灾难及灾难记忆话题的影片，电影想要还原“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一九四二》以河南大旱灾中灾民逃荒历程为线索，以自然编年体式的情节组合方式，展示了灾民在逃荒路途上的悲苦生活，以庶民生命的视角描摹了新的民族心灵史，打破了过往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为历史灾害进行了原型化的描摹。在这部实现多维度呈现的史诗般的作品中，民族精神历程作为需要表达的重点，是建立在将个别知识话语整合到庞大叙事之中，不断形成思辨性整体而实现的。正如刘震云所说，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有被遗忘的角落，恰恰是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藏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探照灯照出来的光明大道里的历史，历史存于角落。文学和电影真正的意义，就是照不到的地方你的灯光照过去了。《一九四二》借助作为大众艺术形态的电影，将民族历史记忆进行了某种钩沉，而故事本身不仅指涉历史，对今天同样有着重要的反思与借鉴作用。由此，主流商业电影在传递与主导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寻找可以满足大多数观众审美需求的公共叙事，是电影实现市场化效应的关键，要善于将历史的、道德的、伦理的故事，放置于电影文化工业、社会历史与表述话语的功能之中，寻找能够完成建构民众集体记忆并打造公共空间的影像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