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与叙事转型
社会转型的出现源于社会存在结构的变化，而社会转型随之带来的是维系传统社会存在的价值系统的变迁。社会转型深深影响着民众社会关系发生转变，以往利益获取方式与活动规则发生着变化，随之带给个体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较大影响，价值秩序的重建成为讨论21世纪主流电影叙事转型的时代语境。现代化进程，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匮乏的精神生活之间发生了某种错位，个体对于内在价值支撑和生命境界等精神生活开始有所诉求，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叙事形态逐渐构建起具有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观念。21世纪以来，以往以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主旋律电影，在叙事模式与叙事风格方面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不仅在概念上选择回避，而且逐渐以“主流电影”的姿态进行取代，进而不断探索符合文化市场并能够承担文化功能的叙事方式。
21世纪初，国产电影市场出现了大量主流电影，《走出西柏坡》与以往史诗形式展现国家领导人的影片相比，该片独具匠心地将笔墨落在普通人物身上，使电影透视出独有的新意。该片讲述了毛泽东主席身边的警卫员耿涛接管天津之后，在复杂形势下从大局出发，稳定城市经济、支援前线战斗的故事。电影在塑造耿涛等先进人物的同时，刻画了马保山这一人物形象：夸张的狗皮帽子，皱巴的军大衣，是位出生入死和战功赫赫的英雄，豪爽仗义、勇武刚直。马保山是属于战场的战斗英雄，他留在天津开展经济建设工作之后，最后却栽在一个女人手里。电影并没有套用以往脸谱化的模式，将马保山描绘成为典型的政治符号，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挖掘其真实的个性，从而展示其心路成长。革命题材的艺术作品，无论是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还是作为可以共享的精神资源，中国革命的历史业绩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如何将中国精神以电影语言进行重新阐释，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以艺术的感性力量感染人心，而不是以模式化、概念化的方式演绎形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主流电影叙事也需要远离精英主义，以平民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取代政治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电影文本开始有意识地对观众主体进行内在情感召唤，通过对主流价值观的缝合与嵌入，潜移默化建构起观众的主体意识。
《东京审判》曾经获得2006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影片，借助电影“审判”这一特殊的叙事类型，传达不能忘却的主流历史观与民族记忆。电影再现了“二战”以后由中美英苏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两年多时间内开庭800多次，对侵华战争期间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的过程，这是一段中国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据理力争、力除屈辱的沉重历史，也成为一段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大国形象的精彩华章。电影中较多艰难的外交斡旋和震撼人心的激烈辩论，准确而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情景。《东京审判》以个体的回忆及个人视角来重现历史，将严肃的历史主题与日常生活场景进行交织，将战争与和平、国与家、善与恶、爱与仇进行有机融合。电影以特殊的色彩与音效形成强烈的视听冲击，不断提高悬念力度，在叙事上和观众的心理上产生错顿感，提升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与观众的审美期待。主流电影在这里已经成为区别于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叙事形态，将国家事件、英雄人物与普通的情感进行结合，把国家需要建构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与大众的、商业的、艺术的创作理念相结合，以期实现完成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大众文化精神取向的基本诉求。
《云水谣》更是对以往伦理道德化叙事的一次重大转折，摒弃了借助历史事件言说价值取向的叙事惰性，注重在无言的历史洪流中展示个体生死相依的坎坷命运，隐含了主流意识下的家国情怀。这部电影并未过多渲染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呼唤两岸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将唯美而坚贞的爱情故事作为隐含的叙事谋略，借助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作为背景叙述个体生命隔绝的无奈和悲凉，生命个体内心被冲撞的无奈与生命情结感人至深。《云水谣》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将人物的悲欢离合穿插进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之中，使我们更真切地体味人物命运的波折。《云水谣》并未追求传统意义中主流电影关于正义及崇高的表达，而是最大限度地、不着痕迹地将中国历史事件融入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当中，更多地体现了普通人在情感层面的本色，具有更加深广、厚重，又无奈、苍凉的基调，强化了叙事的感人效果。电影巧妙地将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生命情感结合在一起，在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凸显了个体生命的细腻与纤弱，以个体生命直接参与社会历史进程之中的模式，描绘大历史中的人性之光芒。毋庸置疑，经典叙事仍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叙事形式，通过电影文本的设计赢得观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肯定，需要寻找和借鉴商业元素、艺术审美、主流形态相融合的叙事可能性。
以往的国产主流电影通常热衷于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式人物形象，在强调人物社会作用的同时会无意识将其神圣化，产生与普通观众之间的错位与疏离，而在主流电影中建构能够被普通人接受与认同的形象，成为缝合心理距离的有效尝试。《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伟业》选择以宏大的编年体历史叙事，对国家正史进行影像化表述，以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形塑延续当代民众的思想史与心灵史，探索一种在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市场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影像生产模式。主流电影由传统较为直接的、说教的叙事模式转变为更加注重大众的、生活的、介入式的情理逻辑，使接受者更易接受政治逻辑中的观念性价值。电影不单是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载体，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商品，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公共空间。诸多身份特质，使得电影需要在遵从市场资本的驱使下实现文化转型的合理性，完成对文化产品商品化逻辑取向的接纳。这就要求，主流电影要整合民族化和平民化的向度，突出历史语境中民族精神景观和民众文化心理空间，更加注重对普通个体形象的塑造来构建国家形象，从而达到与接受者产生情感与价值共鸣，满足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
影像建构与传播的内容，某种程度上是当代人对国家形象自我想象的重要方式，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化发展进程的内容。几十年来，国产电影在曲折的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合乎民族审美标准和习惯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邓小平》成为较好遵循了主流电影规则而又进行创新改造的典型，没有从常态性、习惯性的人物传记的角度入手，而是以独特视角再现了晚年邓小平的伟人形象，再次将电影的权威叙事话语进行历史重置。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以重要历史事件来凸显人物价值，成为主流价值与市场规则影响下，主流电影寻求多种意识形态叙事融合与平衡的新尝试。电影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了忠诚的再现，并成为电影的主要发展脉络，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重点叙事范围，也是电影《邓小平》叙事中的主要故事线索，同时电影将理性的表述与诗情的话语进行融合，将中国式的电影隐喻缝合到电影整体的叙事格局中。从电影叙事中不仅可以感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风范，同时也更加了解了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社会历史变迁中，自己的命运转折与生活波动，特别是电影在细节层面的展示，更好地体现了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精神世界，成为整部电影真切感人的关键内容。
《张思德》则以黑白影像特有的历史质感与庄重感，以充满人性的故事唤起对特定历史的记忆，电影本身并没有宏大的叙事与豪言壮语，人物没有被标签化与符号化，而是较为注重艺术感觉下的形象塑造。影像叙事规避了典型人物作为抽象政治符码或空洞的意识形态代码，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进行缝合，将“张思德”塑造为血肉丰盈又不乏精神感召力的生命个体。电影中“张思德”谦和善良，对周边人表现出最为普通的情感，电影既抓住了人物需要彰显的精神内核，又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被当下观众所愿意接受的方式，作为红色经典深深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
主流电影的出现是社会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与文化资本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21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加广阔的叙事空间。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献礼之作，《秋之白华》以特有的人文视角，带有浓烈个人回忆韵味的浪漫色彩，摒弃以往过于类型化、扁平化的倾向，进行诗意化、个人化的重新阐释，将峥嵘岁月中先驱们的光辉形象融入爱情与家庭的伦理场域中，并以话外独白的话语方式，成功地将个体的心理变化与人物形象塑造结合起来。电影以散文与抒情诗般的叙事节奏进行，始终保持着舒缓而从容的伸展态势，让观影者在观影过程中不间断地感受到诗性的韵味，即便是在瞿秋白从容就义的叙事安排上，也能渲染出唯美而诗化的意境，力争将观众带入壮美而悲凉的意境中。《秋之白华》在叙事风格方面的大胆尝试，使得原来惯常的宏大革命叙事模式逐渐转变为个人化的私人叙事，使得历史人物的情怀与当代观众的精神距离逐渐贴近，激发起他们对革命者的敬仰之情。
21世纪以来，社会价值伦理逐渐趋于多元共存，主流电影一直致力于突破以往经典人物概念化创作的美学桎梏，转向以人性张扬为特质的叙事趋向。托马斯·沙兹认为，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电影实际上在协助公众去界定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它的意义。
《郑培民》《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郭明义》等都注重对真实人物描绘，将英雄人物与模范人物放在具体的场景中表现人物的真情实感，这些作品都是以真人或真事为原型创作的主流电影，这些影像都不约而同地将情感力量作为叙事支点，聚焦个体命运的变化，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有效地参与建构主流价值观念。由此，21世纪主流电影在对历史经典事件与人物的叙事中，兼顾着价值观念、历史深度、艺术水准、市场规则、大众伦理及观众心理等多方诉求，努力建构一种多元共生的叙事模式。影像叙事由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宏大主旨，逐渐转向重视大众性与商业性，开始着力建构以挖掘个体内在精神世界为基点、以彰显核心价值观念为导向，兼顾电影美学理念与市场需求为取向的主流电影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