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本书的主题是德昂族传统生态文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就本书面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早有不少研究讨论过生态文明及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在国内学界，目前几乎所有关注生态文明的研究都认为生态文明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反思，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理论支撑和实践保障，生态文明的实质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文明（申曙光，1994）；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刘宗超，1997）；人与自然关系导论（黄鼎成等，1997）；生态文明论（刘湘溶，1998；姬振海，2007）；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徐春，1998；尹伟伦，2009；高德明，2011）；生态文明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刘兴先，2000；刘湘溶、朱翔，2003）；和谐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王凤才，2004）；生态文明建设初探（孔云峰，2005）；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俞可平，2005）；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宋林飞，2007）；生态文明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吴风章，2008）；论生态文明建设（韩雪风，2008）；略论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季开胜，2008）；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周敬宣，2009）；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治理模式创新（洪富艳、毛志峰，2011）；生态文明消费模式研究（许进杰，2011）；等等。

其中，高德明在其论著《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价值伦理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理论支撑和实践保障，是人们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沉痛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及其实践成果”（高德明，2011:2～3）。他还把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较为全面地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生态文明涵盖了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第二，生态文明体现出了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整体价值观；第三，生态文明把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观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在生态伦理道德观的视野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和互惠共生；第四，生态文明蕴涵着生态科技观，主张科学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辩证统一，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原则为基础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五，生态文明包含着生态实践观，一方面生态产业的实践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生态消费的实践能规范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第六，生态文明倡导人、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引导人、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一种文明形态。其中，“生态”这一词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从生物学的角度对生物群落的生存状态、生物群落之间以及其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归纳，这奠定了“生态学”的基础，系统开启了对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其实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达尔文已在《物种起源》中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暗示环境对生物有机体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影响（Darwin, 1859）。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界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并广泛地运用到地理学研究中（周鸿，2001）。英国学界开始用“生态系统”来分析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Carson, 1962）。20世纪中期，随着“文化生态学”的兴起，文化逐步体现出了分析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性（Harris, 1979）。也是在这段时期，国际人类学界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地从生态的单一视角向融生态、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消费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视角转型（Milton, 1997）。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在学界，而且在国际组织中也备受重视。联合国在1972年举行的人类与环境会议中提出了《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保护列入国际议事日程中。之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并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把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式提出来。接着，在1991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中提出了环境与发展的宣言。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制定的《21世纪议程》倡导把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转化为行动。1992年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讨论有关发展问题的指导思想（高德明，2011:56）。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发布政治宣言，旨在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2014年4月联合国文明联盟生态文明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与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互为战略合作伙伴，旨在加强国际的多方合作，保护生态资源，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格局，以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

在中国，关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讨论备受国家的重视。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生态文明”，一方面指出制定国家生态保护规划和完善生态建设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建议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开展生态保护和建设（胡宝元、沈濛，2013；高蕾，2014；王瑞雪，2014）。2007年10月，通过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生态文明”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2012年11月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华民族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地位。2013年2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上，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社会正式得到支持与认同。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和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同时中央批准把“生态建设示范区”项目正式更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余谋昌，2013:20～28）。

已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是21世纪的主题（刘兴先，2000；刘湘溶、朱翔，2003；王凤才，2004；宋林飞，2007；吴风章，2008；尹伟伦，2009；周敬宣，2009；赵绍敏，2010；高德明，2011；许进杰，2011；尹绍亭，2013；张贡生，2013；谭丽、卢湘元，2014；叶远明，2016；张梅兰，2016）。综观学界的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生态文明是在极度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的生态危机等问题严重阻滞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并从根本上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寻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反映出现代社会对过度工业化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一种文化回应，也反映出现代社会对过度掠夺自然资源以追求高效益而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反思。其实，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生态文明在人类产生之初就开始萌芽。从我国各民族的创世神话看，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表述人类来源于自然，都在呈现自然环境对人类诞生及其生存繁衍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有的神话还反映出早期人类在面临各类自然灾难和疾病瘟疫困扰的时候，由于自然界中的某些植物来抗拒灾难才得以存活下来，这些植物被他们认为与其有着血缘的联系，被视为图腾。本书关注的德昂族在其创世古歌中就呈现出茶与他们的先祖有血缘联系。古歌说德昂族的先祖是茶创造的，是茶帮助其克服自然灾难，是茶保护着他们的生存和繁衍，没有茶就没有今天的德昂族。这则古歌不但阐述了德昂族视茶为图腾的来源，而且说明该民族得以生存繁衍，主要是因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以及与自然和谐的共生共处，这体现出了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核心的理念。于是，生态文明有了现代和传统之分。现代生态文明是在极度工业化给环境带来破坏性的情况下，旨在改良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传统生态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认知为基础，旨在通过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有序互动的生态文明。所以，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不能仅局限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还应该把视角放入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互动中，根据人类与自然互动积累的经验来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书旨在从这个方面进行讨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和深厚的农耕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直在我国农耕历史文化中被实践着。在农耕人群的观念里，保护自然就是在保护他们的生存之源，破坏自然就是在摧毁他们的生存之本。他们深信自然的状况决定着作物的耕作、生长和收成，决定着他们的生存。他们对自然怀有极大的敬畏之情，相信万物有灵，对气候、水、土地、植物等自然资源有着自己的认知，在节令交替、耕种和收获的时节会举行相应的农耕仪式来表达他们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意愿，在日常生活中会履行相应的习惯法来保护他们的生态环境。虽然中国的农业发展也经历着精细农业化带来效益收成的阶段，但是气候的变化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赖以生存的作物耕作和收成。目前，在没有受到太多作物种植密集化影响的山区，森林覆盖率较高，水质、土地、植被资源情况较好，虽然从现代社会商业化的角度看，这些地方还没有被合理地开发，但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没有太多的人为环境问题的困扰，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缓和的。与现代工业化对资源的索取已经超出了自然最大限度的承受能力而引发出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相比较，以农耕为基础的人们在与自然的互动中，积累了相应的技术、制度和信仰文化经验，在农耕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承载着他们的传统生态文明，以保障他们自身与所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本书旨在通过案例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对传统生态文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做一些探索。

目前，尽管国内外对传统生态文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专项研究不多，但是已有不少研究早已关注到生态文化、地方传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关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宋蜀华，1996；尹绍亭，2012）、农耕文化的生态人类学分析（尹绍亭，1988, 1991）、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王玉德等，1999）、少数民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高立士，1999）、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郭家骥，2001；王明东，2001；廖国强，2001；林超民，2005；田红，2011）、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与生态管理（刘舜青等，2003；杨庭硕等，2004；白兴发，2005:95～98）、生态文化对民族地区发展和建设的意义（闵文义，2005）、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和传承创新（廖国强等，2006；李学术，2007；冉红芳，2007；崔海洋，2009:23～26；罗康隆，2010；刘亚萍等，2010）、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郑晓云，2006；刘荣昆，2006；王永莉，2006；黄柏权，2008；姚丹，2011）、少数民族生态知识的传承与保护（王希辉，2008；和少英，2009；王孔敬，2010；崔明昆，2011；曾芸，201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林庆，2008）、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薛达元，2009；王云娜等，2015；尹仑，2015）等。

在国外，就人类学范畴而言，大多研究侧重对生态、文化、经济、社会和发展的系统讨论。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地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Evans-Pritchard, 1940; Biersack and Greenberg, 2006），文化变迁的理论（Steward, 1955），农耕系统研究（Conklin, 1957; Geertz, 1963），宗教生活研究（Durkheim, 1965/1915），地方人群与生态系统的关系（Rappaport, 1968; Netting, 1977），环境资源与社会关系（Blaikie and Brookfield, 1987; Botkin, 1992），文化、生态、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Richards, 1989; Chaudhury, 2006; Lawn, 2010; Marten, 2012），行为意识（Anderson, 1996），人类及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Milton, 1997; Ingold, 2000; Dove and Carpenter, 2008），等等。然而，无论国内外，以德昂族为研究个案，讨论该民族以茶叶为基础的传统生态文明对该民族所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不多。本书旨在针对此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来思考文化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传承与创新的影响。

从德昂族现有的学术成果看，主要包括社会历史调查（《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编辑组，1987；《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德昂族》调查组，2001；镇原县文史委等，2009）、族源和历史研究（《德昂族简史》编写组，1986；方慧，1988:2～88；桑耀华，1987；李茂琳等，2012）、语言研究（陈相木等，1986；颜其香等，1995）、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王铁志，2007；杨东萱，2012）、跨区域研究（李晓斌，2012）、民间文学研究（德宏州文联编，1983；黄光成，2002）、传统知识研究（方茂琴，1990；李全敏，2010a、2012c）、性别研究（周鸣琦，1995）、文化研究（桑耀华，1999；俞茹，1999；李家英，2000；黄宛瑜，2003；李全敏，2003, 2006；赵家祥，2008；赵纯善等，2009；唐洁，2012；丁菊英，2012；周灿，2014）等领域。目前，关注德昂族与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德昂族茶文化民俗研究领域（李全敏，2001, 2010b, 2011, 2012b, 2013a, 2015a；李明珍，2005；滕二召，2006；丁菊英，2012；赵燕梅，2009；焦丹，2012；周灿等，2013；李昶罕，2014；李昶罕、秦莹，2015）。而以德昂族与茶的互动为主线开展研究德昂族传统生态文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的很少，殊不知德昂族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传统生态文明与该民族分布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书将在这个方面做重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