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图书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大学的文化标志。图书馆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标志，不外乎两层基本意义：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图书，另一个是物质层面的建筑。不论是作为精神层面的图书，还是作为物质层面的建筑，它们都是以文化具象的形式呈现，既具有文化的易识别性，又具有文化的标志性，看一眼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图书馆发展状况，就可以知道其文化的发展水准；倘若图书馆能够成为一地的文化地标，其文化标志性则一目了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和“馆舍”是最能够代表图书馆的构成要素，二者相生相成，互为表里，浑然一体，缺一不可。
中文“图书馆”一词是晚清国人对英文“Library”和法文“Bibliothèque”的汉译，从构词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保持了对应的关系：英文“Library”由“lib”（图书）和“rary”（收藏处所）构成，法文“Bibliothèque”同样是由“biblio”（图书）和“thèque”（收藏处所）构成。正因为如此，在英文“Library”和法文“Bibliothèque”传入中国之初，“藏书楼”和“图书馆”作为汉译词语曾经同时流行差不多10年，到了清末新政时，因为朝野上下多步武东瀛，而“图书馆”一词在日本通用，于是“图书馆”才迅速超然于“藏书楼”之上，成为普遍流行的词语，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如是说来，图书馆在构词上也就是“图书”之“馆”的意义，“图书”与“馆舍”自然是图书馆的根本构成要素。
1932年，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将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概括为书、人、法。1934年，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将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总结为图书、人员、设备、方法。杜定友的图书馆“三要素”和刘国钧的图书馆“四要素”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其共同特点都是将图书列为首要要素，且不约而同地忽视了“馆舍”这个根本构成要素。这是一个致命的缺憾，因为无论是“三要素”，还是“四要素”，在缺乏“馆舍”这个根本构成要素的时候，就是一盘散沙，根本就不能构成图书馆，甚至什么都不是。有趣的是，80多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此盲目崇拜而鲜有质疑，于是，“馆”作为图书馆的根本构成要素之一也就一直是一个认知的盲点。
1957年，刘国钧将“四要素”修正为“五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不过是把“人员”拆分成“读者”、“领导和干部”，在“设备”之前加上了与之并列的“建筑”。从逻辑上讲，这种修正未必就更加完善，因为“人员”可以包含读者和馆员，而“读者”、“领导和干部”则排斥了作为大多数的普通馆员，这是个退步，此外，“建筑与设备”亦非并列关系。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五要素”将“建筑”列入了图书馆的构成要素之中，虽然只是与设备共同构成一个要素，而不是独立地成为一个构成要素。
几乎在刘国钧提出图书馆“五要素”的同时，1955年，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晚年失明仍然出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20世纪伟大文学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关于天赐的诗》的中写道：“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他让一双失去光明的眼睛主宰起这卷册浩繁的城池”,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今，“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早已成为世界流行的对图书馆的赞美诗句。可是，“图书馆的模样”又是什么样子？如果诚如博尔赫斯所言是“卷册浩繁的城池”的样子的话，那么，也就是丰富的藏书加上广大的建筑的模样。
早在1944年，博尔赫斯还写过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Babel Library），虽然图书馆不是《巴别图书馆》的主题，但是，博尔赫斯以人类祖先为了同类不至于“全分散在地上”而建造的指引方向的标志性建筑——巴别塔——来形容图书馆，毫无疑问特别强调了“图书馆的模样”。
杜定友（1898年1月7日～1967年3月13日）、刘国钧（1899年11月15日～1980年6月27日）和博尔赫斯（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 3人出生年月相近，且都是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可是对图书馆建筑的认识竟截然不同。
杜定友和刘国钧是我国20世纪的图书馆学大师，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几代人，且多被奉为圭臬。正因为如此，就图书馆的构成要素而言，我国图书馆界对图书馆建筑和空间的研究始终不够重视，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和模仿欧美模式，几乎没有什么模式创新，而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建筑传统亦没有得到继承和弘扬。博尔赫斯是阿根廷20世纪的文学巨匠，其图书馆学成就也许不及“北刘南杜”，但是，其有关图书馆的文学作品却被全世界传颂，以致近20年来我国大凡有宏伟壮丽的图书馆新馆问世，人们总是习惯用“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来形容。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耐人寻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图书馆的新馆建设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捐建为特色的图书馆新馆建设高潮，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各类型图书馆的新馆建设高潮，第三次是近几年来公共图书馆的新馆建设高潮。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图书馆新馆建设大多因循藏、借、阅三线制的分区式设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流行藏、借、阅一体化的模数式设计；进入21世纪后则流行模数式与空间再造相结合的设计。就21世纪以来的空间设计而言，无论是空间组织还是空间再造，基本上都是在追赶欧美图书馆的潮流，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创意空间（Creation Space）、创客空间（Maker Space）等貌似新潮，亦不过因袭模仿而已，并无多少创造发明。究其原因，不明图书馆建筑和空间的历史发展源流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作用自然首当其冲。
《大学》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因此，研究图书馆建筑和图书馆空间，首先必须了解和认识图书馆建筑与空间的发展历史，然后才可能有所发明和有所创造。罗惠敏博士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悉心梳理18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各国图书馆的建筑历史，抽丝剥茧，从复古主义的图书馆建筑形式，到现代主义的图书馆空间组织，再到后现代主义的图书馆空间重塑，在我国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近几个世纪以来图书馆建筑模式和空间设计理念的发展变化。从图书馆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罗惠敏博士的《图书馆空间设计理念研究》乃是一部图书馆空间设计思想史，从中可以领略图书馆空间设计理念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华，弥补了我国图书馆空间设计思想史的阙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图书馆建筑的研究，大抵呈现图集多而专著少，建筑设计界的研究多而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少的局面。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建筑学和建筑设计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工学，而图书馆学则是博古通今的社会科学，隔行如隔山，二者兼备的学者并不多见。罗惠敏博士从本科到硕士攻读的是艺术设计相关专业，在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园林设计等诸多方面颇有造诣，因为受其母亲的影响，一直对图书馆充满了情怀，攻读博士学位时终于如愿专攻图书馆学，艺术设计功底和图书馆学才识的有机结合，使罗惠敏博士对图书馆空间设计的理解、认知和研究有了不同于单一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多学科优势。这种多学科学术背景的优势，在图书馆空间设计理念的研究上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和体现。
在图书馆空间设计的研究上，罗惠敏博士并没有止步于纯粹思想史的研究，而是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图书馆宏观空间组织和微观空间设计两个方面，阐发了图书馆空间组织的原则、方式和设计方法，其学术见地颇有建设性，可资图书馆界实践之借鉴与参考。这正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学以致用的具体体现，值得赞赏。
“资源为王”，这是图书馆的铁律。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也有“服务为王”或者“技术为王”之类的说法，虽然在一定阶段特别强调一下“服务”和“技术”的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但终究还是有点本末倒置。图书馆的根本是资源——知识资源和空间资源。建设知识资源和发展空间资源是图书馆繁荣昌盛的根本和王道。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证明：图书馆的知识资源是多多益善，空间资源也是越多越好；图书馆的藏书有多丰富，图书馆的文化就有多深厚；图书馆的建筑面积有多大，图书馆的服务舞台就有多大；图书馆的空间设计有多完美，图书馆的文化形象就有多美丽。
如今，罗惠敏的博士论文《图书馆空间设计理念研究》正式出版了，在我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体系架构上填补了一面长期空缺的学术思想史之墙，使我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体系架构更加完善，令人欣慰。借此机会谨向图书馆界予以推荐，并祈望更多同仁重视图书馆空间资源，进一步研究图书馆建筑和图书馆空间设计，以推动我国图书馆的全面发展。
是为序。
程焕文
2017年12月9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