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可靠性分析
本研究进行KMO和Bartlett球状检验以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整个量表的KMO值为0.966（＞0.5）, Bartlett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708.2, p值小于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相容性、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政府信任与网络信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值）分别为0.799、0.912、0.864、0.846、0.739、0.9与0.83，所有构念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高于0.7的判断标准，表明各构念的测量尺度具备较高可靠性。
（二）确认性因子分析
为评估测量模型的质量，本文对相容性、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政府信任与网络信任七个潜变量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见表2），所有测量题项在其相应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均高于0.6，介于0.61～0.91，测量题项具有理想质量。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高于0.7，平均变异提取量均高于0.5，潜在变量具有较高的组合信度与聚敛效度。
表2 潜变量确认性因子分析结果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探究相容性、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政府信任与网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众使用意愿与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本文构建外在相容性、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政府信任与网络信任为外生变量，公众使用意愿（UI）与使用行为（UB）为内生变量的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与使用整合结构方程模型，概念间的因果关系如图2所示，假设相容性、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可直接影响公众使用意愿；便利条件对使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政府信任与网络信任可同时促进行为意愿与使用行为；使用意愿能够促进实际使用行为。
图2 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就初始模型的拟合指数来看，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44；NFI为0.97, NNFI的值为0.8, CFI的值为0.97, IFI的值为0.97, RFI的值为0.79, AGFI的值为0.77; SRMR的值为0.042, RMSEA的值为0.15，表明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度并不理想，需经修正之后才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虽然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理论认为便利条件的作用在于直接影响实际使用行为而非使用意愿，但有关学者已经证实，便利条件作为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行为控制信念的重要测量维度，对使用意愿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Loo, Yeow & Chong, 2009; Al-Sobhi, Weerakkody & El-Haddadeh, 2011）。此外，盖瑞斯等人（Gracia et al., 2012）对西班牙电子政务服务公众接受度的研究结果显示，以政府宣传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影响能够直接影响公众使用政府网站的行为。因此，我们充分考虑了变量间的理论关系，增加了社会影响至使用行为、便利条件至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形成修正后的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与使用整合结构方程模型（见图3）。
图3 修正后电子政务公众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
修正后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3所示，卡方与自由度之比降为6.2;NNFI、AGFI、RFI的值分别为0.96、0.95与0.95; CFI与IFI的值均为1.00; SRMR的值为0.016; RMSEA的值为0.068。各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标准，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具有较高的拟合度，适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整个模型共解释了政府网站公民使用意愿47%的变异，同时解释了使用行为36%的变异。其中，相容性、绩效期望、便利条件与政府信任对公众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t值）分别为0.06（2.4）、0.28（10.73）、0.21（8.62）与0.13（4.78），绩效期望的积极影响最强，相容性的作用最弱，而努力期望对使用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标准化系数（t值）为-0.25（-9.0）。社会影响、便利条件与使用意愿对公众使用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标准化系数（t值）分别为0.21（6.71）、0.13（4.06）与0.13（3.87），以社会影响的正向影响最强。假设H1、H2、H4、H5、H6.1、H8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第一，与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模型中的其他因素相比，绩效期望对公众使用意愿呈现出了最为重要的正向影响。此外，公众对于使用政府网站的努力期望越低，越是相信其自身具备使用电子化公共服务的知识和技能，或即使从未使用过类似服务也相信自己能够学会独立地使用电子化公共服务，其越是愿意尝试使用此类服务。
表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与拟合指数
注：∗、∗∗、∗∗∗分别表示0.1、0.05、0.01显著性水平。
表4 假设检验结果
第二，便利条件对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使用意愿呈现出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公众对其能够获得电子化公共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资源可利用性与可得性的感知程度越高，其使用意愿就越高。虽然技术接受与使用整合理论认为便利条件的作用在于直接影响实际使用行为而非使用意愿，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便利条件作为电子化公共服务公众行为控制信念的重要测量维度，对使用意愿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Loo, Yeow & Chong, 2009; Al-Sobhi, Weerakkody &El-Haddadeh, 2011）。
第三，社会影响虽然不能显著提升政府公众使用意愿，但能够鼓励公众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政府网站获得政务服务。当个体人际网络中的主要群体（亲人、朋友、同事与领导等）正在使用电子政务服务，同时以新闻媒体为主要影响来源的次级群体对使用政府网站给予积极的评价时，个体在人际互动与社会交往过程中，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他人行为，提高使用政府网站的频率。
第四，相容性对政府网站公众使用意愿具有微弱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电子化公共服务越是符合公众的生活方式、信息获取方式与人际交流方式，公众越是愿意通过电子化手段获得公共服务。
第五，就信任因素的影响作用而言，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网站的使用意愿，表明公众越是认为电子化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可以并值得信赖的，其使用该服务的意愿就越强烈。
第六，使用意愿对电子化公共服务实际使用行为呈现出直接的显著积极影响，表明公众对电子化公共服务的接受程度越高，其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该类服务的频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