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生态学思考
所谓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简言之，即编撰和讲授世界近代史的一套思路和方法。如何建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是我国世界史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学术话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这一体系的思考和建构大体经历了几种变化。如果借用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范式”（Paradigm）概念
，对此不妨概括为革命史范式、生产力标准范式、横向联系的近代世界整体观范式以及现代化范式等。其中，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范式已如明日黄花，其他各种范式迄今依然交相并存，在梳理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描绘近代世界的面貌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不管如何梳理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上述各种范式就其深入近代世界的路径而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在于，它们在探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转型时皆聚焦于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和撰述的内容主要是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国际纠纷与战争、社会生产生活、各种思潮和主义等，由此串联的世界近代史不啻是一部社会发展史，塑造的近代世界不啻是人类独舞的舞台，从中几乎见不到反映自然历史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面相，因而具有很大的缺失，对于认识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也难以发挥作用。今天，在国际社会力主可持续发展、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条件下，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历史工作者做出回答。这就需要对近代世界历史做出新的思考和探究。
现时代，重新思考和探究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方向，即是在这一领域运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方法。“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是美国生物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的一个说法和主张，其含义是运用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来帮助解释历史为什么如其所示地发展。在利奥波德看来，“很多历史事件，迄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以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发为例指出，正是由于那里的野藤地“受制于那种由拓荒者的牛、犁、篝火和斧子所表现出来的混合力量”而变成蓝草地，才会有大批移民涌入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密苏里，才会发生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才会有横贯大陆的新州的联合以及内战的发生。也正是由于美国人为了猎鹿和牧牛而杀光了狼，“我们才有了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了大海”。利奥波德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在进步中出现的回报递减率”。对这种现象的关注促使他反思人类文明的生态影响，从而提出一种约束人类行为的土地伦理（Land Ethic）。这一伦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视为一个共同体，“把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利奥波德的上述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其自然随笔和哲学文集《沙乡的沉思》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保浪潮兴起的背景下，这一著作变成了畅销书，其思想主张也为许多美国历史学者所重视。1967年，罗德里克·纳什出版《荒野与美国思想》，他不但称利奥波德为“先知”，还专辟一章论述其整体主义的生态和伦理思想。7年后，苏珊·福莱德出版以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为题的专著，名为《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对鹿、狼和森林的生态态度的演变》。这两部著作都成了开拓历史学新领域的杰作。与此同时，唐纳德·沃斯特在其研究中也自觉贯彻利奥波德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倡导，借助生态学来认识历史上的自然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借此反思和检讨人类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得失利弊，这一探讨的结晶即是其代表作《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此外，沃斯特还借鉴利奥波德关于自然是一条“循环的河流”（round river）之观点，仿照其“像山那样思考”与“土地伦理”之表述，提出了“像河那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River）主张以及“水伦理”（Water Ethic）观念，其中对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是非常富有启发的。
利奥波德的思想主张还进一步越出国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作用。英国著名汉学家和中国史专家伊懋可在代表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坦陈，他自己的环境价值观更接近于利奥波德在《沙乡的沉思》中表达的观点，并且很高兴能以利奥波德所做的那种方式，“来维护野生和进步的和谐，并兼顾实用与诗意”。在其著作中，伊懋可从大象的退却切入中国古代历史，书写和诠释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节节推进如何与野象的步步退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此分析漫长历史时期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互动的变化及其得失。他将自然万物尽收眼底，不仅讲述某个物种或环境要素的时空变幻，而且建构了一个包括人类和自然两大系统复杂关联的整体综合的历史叙事和解说框架，从中不难看出利奥波德的“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和土地伦理观的影响。
就这样，利奥波德的“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最终为环境史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方法的根基。环境史旨在运用包括利奥波德的思想主张在内的生态学理论与方法，考察人与自然之间变动着的关系，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类对自然变迁的影响，并以整体的、有机联系的视野以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动力观念，探索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环境史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被冠名并组织起来，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学的边界，使其逐步突破“人类事务”的樊篱，成为思考和探索长期以来自然与文化如何互动的跨界别研究领域，进而呈现了推动史学研究进行范式转换的良好势头。这被视为“一场历史哲学与历史道德的范式转换”，势必对历史学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
就世界近代史而言，我在这里谈及在这一领域运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方法，即是要从生态学角度重新思考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而这一思考的出发点，则是要以生态学的观念和方法思考世界近代史所聚焦的“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只有首先明晰这一点，才能够进一步思考以此为对象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如何建构的问题。生态学教会我们，“世界”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或生态共同体；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即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因此，这个“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牠们的”；没有“我们”和“你们”，“牠们”照样生息繁衍，而没有了“牠们”，“我们”和“你们”只能坐以待毙。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不争的事实。人类对这一事实的认知和态度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环境史研究成果已然揭示这一点。其中，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一书对此作了系统的分析，尤为值得重视和推介。
对于这个共同体，我更愿意称之为“生态大世界”（A Big Ecological World），也即众生所依、有机联系的大家园。一部近代历史，即是原本分散、孤立存在的地方生态世界不断联结和重塑，进而形成全球生态大世界的过程。15世纪末开启的新旧大陆之间的“哥伦布大交换”, 18世纪中期出现的欧洲与大洋洲之间的“库克大交换”，以及欧、亚、非各地区之间在原本有所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的人和物的种种交流，正是以往各自存在的地方生态世界联结和重塑的步骤与体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通和通信工具的环球性增强，人类漂洋过海的能力提升，人口和物种全球性迁徙与定植扩大；此时，这一联结和重塑告一段落。而这一过程的推进，显然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合力而为的结果。
近代时期生态大世界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众生居住的地球的面貌，同时对各地方、各区域生态世界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譬如，对大洋洲而言，有学者指出：“库克大交换的最终结果在于，无论是欧洲裔人口主导的新移民社会，还是顽强存续的土著社会，都开始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将这里改造为各种资源边疆。劳务输出、商业捕捞、伐木、畜牧、采矿以及种植园经济使得大洋洲地区更紧密地融入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医疗水平大大提升，但海陆生态多样性也大幅减少。”
上述关于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思考，或许可以概括为生态大世界叙事范式，用这一范式编撰和讲授近代世界历史主题已成为一种趋势，这在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综合性、通史性、断代性、区域性、国别性和专题性作品中都有体现。譬如杰森·摩尔的《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生态和资本积累》、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伊恩·西蒙斯的《全球环境史：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2000年》、美国学者罗伯特·B．马克斯的《现代世界的兴起：15至21世纪全球生态叙事》、约翰·麦克尼尔的《蚊子帝国：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1620～1914年）》、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和《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格里高利·库斯曼的《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等，都是这方面的上乘之作。因此，当涉及近代世界主题并内含生态世界观念的新的历史作品纷纷问世之后，今天在解释近代世界历史运动时，就应当树立生态世界观，系统整理涉及世界近代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与以往强调的主题有机地结合，以充实世界近代史的概念和史实。
概略地说，我们可以在革命、资本、帝国、工业化、城市化等概念和相关史实与现象的基础上，加进哥伦布大交换、库克大交换、生态帝国主义、世界的污染等概念，以及“三文鱼告急”（Salmon in Danger）、“伦敦雾”（London Fog）、“酸雨”（Acid Rain）等史实与现象，并具体运用生态世界观努力挖掘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来思考和建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以此编撰和讲述世界近代史，可以丰富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和内容，重塑近代世界的面貌。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何以如此、现代问题何以产生等提供历史的脉络和智慧，从而更加明了现代文明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作者简介：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