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界近代史基本内涵的一点感想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无论从世界历史这门学科的学术体系来看，还是从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来看，在传统的世界史四大板块——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中的“近代”这一块，都具有某种中枢的意义。理由很简单：人类延绵了上万年的节奏缓慢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这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在萌生。这个现代社会的具体样态可能一时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把它建设起来是全世界各民族一致的努力方向，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好事情。总之，由于现代社会的问题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弄清楚这个现代社会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后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化”的真实含义无疑特别重要，而且，由于现代社会脱胎于传统社会、与之前的人类历史有着割不断的内在关联，故而深入了解早期现代社会，无疑既有助于深化有关整个前现代社会的认识，又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历史的演进轨迹或发展大势。
作为早期现代社会历史的“世界近代史”这门学问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说明它的本质特征，就成了关注这段历史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学者有意无意都要琢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相关理论的产生。其中冒头最早的，应该是启蒙时代的文明理论。据此，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近代史”这个时期乃是“文明”本身的萌生期，或者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了“文明”对“野蛮”的进攻。尽管像法国启蒙哲人把“中世纪”判为“千年黑暗”、要用启蒙之光把它照亮这样的做法可能有些偏激，但“文明”这个与“野蛮”相对立的新概念一经提出就能风靡学界，终究说明当时的哲人们已普遍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明”正在降临。不过这种新文明究竟是什么，他们当时还说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那是对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是受压迫的广大平民——首先是其中最富有因而也最活跃的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翻身得解放时代的到来。总之这种新文明的出现是社会形态的一次重大变化，更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历史“进步”。
后来渐渐地也出现了一些说得比较明确的理论。如康德、黑格尔把正在取代封建贵族统治的新政治秩序概括为共和民主或自由宪政，如圣西门把这种新政治秩序的发生解说成实业社会（工业社会）对军事社会（封建社会）的初步征服，如马克思主张这个时候实际发生的事变进程是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等等。这些理论侧重点各有不同，但突出的终究是这个过程的一些主要侧面，糅合到一起似乎也能构成一幅比较完整的画卷，只是给人的总体印象仍然像是雾里看花。后来我们的一些中国学术前辈在这些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提出的某些论点，如吴于廑关于世界在这时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真正的“世界史”在萌生的说法，如罗荣渠关于世界近代史是世界现代化的起步时期的说法，其实也都是笼统地以前边的那些西方理论为依据的，只是说来说去还是有点含糊不清：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由此出现了走向整体（全球化）和走向现代（现代化）的发展大势，那么这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整体世界”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也许一些人并不认为这里有什么含糊不清。比如颇有一些人坚信，我们这个世界在“近代”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发展方向，那就是要走向自由资本主义。但我们知道，持异议者也绝不在少数，他们虽承认自由资本主义一直风头甚健，但这东西终究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无疑是最平等、最公正的社会，值得所有正直的人们去信仰、去希冀并去为之奋斗终生，只是我们也知道，在做具体的历史研究的时候，仅凭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或仅凭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无视客观实际，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研究很容易走偏，无法得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那个著名论断之所以荒唐莫名，主要就是因为他把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信仰当作了潜在的判断依据；又如，斯大林关于苏联一国可以建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主张，依据的显然也只是信仰而非事实，而注重客观实际的列宁就能小心翼翼地规避这种失误。
可是，如果说“世界近代史”开启的现代社会，既不能说是作为人类历史归宿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被简单地判定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这种说法可以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理论，也可以是一种值得坚守的信仰，因为它有助于压制资本的贪婪从而维护社会公正，但它终究与我们实际所看到的现代社会及其演进轨迹有相当的差距，故而不能被认定为历史事实），那么它事实上究竟是什么？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现在我们不妨先把那些理论搁在一边，仅从客观实际的角度，来看看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时我们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大势具有规定性影响的事情，并以此为基本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重构我们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及其内在机理的认识。
其实只消略微爬梳一下，早期现代社会的两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就会立即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其一可称为“全球化运动”；其二便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所谓“全球化运动”，是由商业革命中大航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勃兴带来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其初衷是把全世界纳入资本剥削的经济体系，但随着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人类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也将经由种种冲突、协调和融合慢慢趋于某种同质化或一体化，而其最理想的应然境界便是传说中的“世界大同”（尽管开始时可能丝毫看不到这种迹象，但后来的历史显示，随着现代文明的持续发展它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而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则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个人自由意识和民族自由意识的双重觉醒，表现为各个有可能实施自我管理的族群都会致力于各自民族国家的建设，并且会遵照人权法治的原则实行民主宪政，从而赋予这种民族国家以某种“现代性”。这种现代民族国家在其早期建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主要有主权完整、独立自由、政教分离、工业发达、政治民主等，而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的所有现代化运动其实无一不是冲着这些目标去的，当然这也就证明了，像全球化运动一样，五个多世纪之前开始于西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后来也演变为世界潮流，而且至今仍浩浩荡荡、方兴未艾。
看来近代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演绎的主要就是全球化运动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这么两个大故事。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进程，一个主“合”，一个主“分”，看似背道而驰，实则相辅相成：因为理想的“全球化”只能以世界范围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的普遍成功为基础。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近代以来一个个成功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整个世界就只能继续处于普遍的封建割据或外族统治的局面，王公贵族就还在到处称王称霸，以各民族平等合作为基础的世界一体化自然也就无从设想。
所以说整个世界近现代史，无非就是全球化运动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这两大历史进程之间的某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两大进程及其相互间的矛盾运动，究竟是怎样把人类社会一步步带入现代世界的呢？
这就需要对这两个进程的内在动力机制乃至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做一些必要的考察和分析。而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除了人类对自身全面发展的自然欲求之外，最重要的动力之源恐怕还应归于现代文明两大基本价值之间的固有张力。
这两大基本价值，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自由”与“平等”。两者都是为现代社会勾画蓝图的启蒙运动确立下来的。一般来说，它们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因而也常常被人们连在一起说道，比如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历史功绩，就一贯地被认为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然而明眼人早就看出，这两大基本价值相互间是尖锐对立着的，自由多一点平等就会少一点；反之亦然。法国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甚至宣称，自由与平等其实就是“两支压满子弹相互对射的手枪”；而最近一本很火的畅销书《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深有感触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悟：“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在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他说得没错。无论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或是形形色色强弱势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利益或情感冲突，或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无视生态安全的强人类中心论与注重环境保护的弱人类中心论之间的复杂博弈，乃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与全球化运动这两大进程之间的矛盾运动本身，本质上显示的都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反复较量，而现代文明框架内的任何社会进步，事实上也须臾离不开由这些较量所维系的某种动态平衡。
由此看来，世界近代史所开启的“现代世界”（modern world）基本上就是在“自由”与“平等”这两大启蒙价值的对立统一中运行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现代性”或“现代文明”，无时无刻不带有自由与平等这两个面相或两种倾向，以及由两者衍生出的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也许某一天，现代文明的这种内在矛盾性终会完全消逝或会转化为其他什么我们还不能确知的东西，但那时整个“现代文明”也将被彻底超越，历史将随之进入真正的“后现代”。
（作者简介：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