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早期洋务思想的“采西制”“制洋器”“兴机器制造”的经济主张，出现了相对于传统手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这种现代机器生产较之手工生产“省费倍微，售价既廉，行销愈广”。据估算，在1920年，中国相对于传统手工业的现代化工业部分占工业总产值的19.59%，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6%。到1936年，现代化比重相应上升为36.04%和13.58%。到1949年，现代化机器大工业产值也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而且这种现代工业大部分属于纺织工业，重工业中除了采矿和生产原料的工业以外，机器制造业很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征程。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大的重要时期：一是1949年到1978年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二是1979年至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

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主要是学习苏联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其基本特征是：（1）以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2）以快速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标；（3）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采用高关税和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进口替代、采用外延增长方式改善工业生产布局和区域经济不平衡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在当时的背景下，新中国刚刚成立，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敌视和封锁，而苏联的发展又为中国树立了榜样，这使得这种道路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缺乏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工业化过程经常处在工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调低工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再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中。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虽然传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许多问题，但经过近30年发展，中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成功地发射了“两弹一星”，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其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1）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2）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目标；（3）以农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和促进产业高级化、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迄今为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2000年前后，这是一个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同步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发展显著，大致可以对应工业化初期阶段。二是2000年到2010年前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明显高度化阶段，资金密集型产业主导作用加大，这大致对应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是进入到2011年以后的阶段，重化工业发展开始逐步减缓，高新技术行业快速发展，逐步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这大致对应工业化后期。也是中国经济逐步步入经济增速趋缓、结构趋优的经济增长新常态的时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3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成功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的进程，经济连续30余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均GDP在1978年还不足100美元，到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从工业看，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28974亿元，中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超过20%，自2010年始连续几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进出口贸易看，201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为43030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1%，在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铁路、公路、民航、水路、管道等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2015年通车运营的铁路里程达到12万公里，仅次于美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25373万公里，光纤宽带网络和3G网络已覆盖所有城镇，2014年移动电话普及率94.5%，互联网普及率47%。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数量增加上，也体现在质量改善上。例如，“十二五”期间，中国取得了探月“嫦娥”、入海“蛟龙”、中国高铁、“天河一号”、国产大飞机C919、“天宫一号”等一批体现高精尖制造业复杂性生产能力突破的重大科技成果。

中国之所以成功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一是建设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度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使得工业化进程中断。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危机，中国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中国工业化进程连续性不受影响。因此，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工业化进程连续性，既是中国历史的教训，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二是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高级化。工业化的核心表现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制定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处理好三次产业的关系、轻重工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而且扭转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而造成的工业结构失衡。这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是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结合自己的国情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工业化战略的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但仍不是工业强国。面对新工业革命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中国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2015年中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进一步引导了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这都体现了遵循产业结构高级化规律、积极引导工业化进程的努力。三是坚持“内外双源”发展，构建全面的工业化动力机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可以划分为“内源性工业化”和“外源性工业化”，前者主要是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企业家才能、自主技术和自由资金积累等）来推动的工业化，而后者是依靠国外要素供给来推动的工业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内外兼具”、全面的动力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再到加入WTO，再到“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吸引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四是探索正确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注重发挥工业园区的作用。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以发展外向经济为主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的“温州模式”。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允许地方发挥创造性，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是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在推动各地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园区能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工业园区建设最初主要借鉴国外经验，但经过几十年发展，已基本实现本土化，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如主动引导产业向工业园区集聚，解决企业分散和土地无序开发等问题；以“五通一平”甚至“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先手棋”，利用财政投入、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加大对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企业发展、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公共服务等的支持力度，改善“软环境”；构建组织保障机制，成立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各类开发公司，等等。

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到世界工业化史中去分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概括地讲，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进程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特征。

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迄今为止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人均GDP约1万美元（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以上，也就是说，如果简单按照人均GDP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实现了工业化，那么世界上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其中，卢森堡、挪威、日本、美国、冰岛、瑞典、瑞士、丹麦、英国、芬兰、奥地利、荷兰、加拿大、德国、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早在1970年以前就实现了工业化；以色列、意大利、中国香港、爱尔兰、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澳门、西班牙、塞浦路斯、韩国、希腊、安提瓜和巴布达、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则是在20世纪末（20世纪70到90年代）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进入21世纪后，斯洛文尼亚、马耳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根廷等先后达到了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标准。这3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约为10.3亿人，而2011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就达到了约13.4亿。从工业化史看，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世界上也只有约10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事关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富强，还决定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改写人类历史。

第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中国在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在2030年前后将完全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

国际经验表明，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一般持续20多年。二次大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经济体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13个。其中，日本在1951年到1971年间平均经济增速为9.2%，中国台湾地区1975年到199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为8.3%，韩国在1977年到1997年平均经济增速为7.6%，而中国1978年到20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9%，连续30多年经济平均增速接近两位数。

自2006年我们开发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以来，我们一直利用工业化水平指数对中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连续的跟踪评价。如果把工业化划分为前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我们利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五个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取发达国家这五个指标在不同工业化阶段的经验数值范围作为标准值，构造了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对应工业化的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该指数分别取值为0、1到33、34到66、67到100和大于100。我们利用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最新测算表明，在经历了“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增长后，2010年中国工业化水平指数为66，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即将步入工业化后期。2011年以后中国工业化水平就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逐步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趋优的经济新常态，到201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指数达到84，中国工业化水平快速地推进到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离基本实现工业化已经很近，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离实现工业化如此之近。

我们进一步可以对2020年的工业化水平进行粗略估计。（1）从总体工业化水平指数看，如果我们根据“十二五”时期工业化速度推测，假定“十三五”中国能够保持“十二五”时期工业化速度，到2020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将超越100。但是考虑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化进程逐步放缓的趋势，只要“十三五”时期工业化速度不大，幅度低于“十二五”时期（不低于60%），到2020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会大于95，大体接近100。另外，如果采用计算出1990～2015年中国历年的工业化综合指数，我们将这一时间序列利用Matlab软件进行“S”形轨迹的拟合，结果在2025年前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最大值100。（2）从工业化进程的具体衡量指标看，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服务业比重达到55%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比例60%左右，城镇化率超过60%，三次产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就业占比超过80%。人均GDP指标和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指标已经落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标准值范围中；制造业增加值在2010年已经超过了60%，达到后工业化后期的阶段，近年有下降趋势，大体应该能够稳定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标准值范围中；城镇化率和三次产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占比指标值则属于工业化后期的标准值范围。（3）从具体省级区域看，到2015年，上海、北京和天津都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已经大于90，预计到2020年，绝大多数东部省份和部分中部省份会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大多数中部省份步入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而一半左右的西部省份将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因此，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对于中国这个预计2020年人口将达到14.2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大体接近100，人均GDP和三次产业产值比例这两个关键指标达到后工业化阶段标准，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十八大提出的基本实现工业化总体目标。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人口城市化率相对于工业化国家还较低，一些中西部省份工业化水平还较落后，到2020年，中国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工业化国家。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后，中国还面临着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重大任务。

如果到2030年，再经过10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不仅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肯定超过100，而且各个单项指标都会有更大的进展。综合现有的各家机构预测，在2030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城镇化率也将超过70%，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到65%，非农就业占比达到90%，从这些指标看大致都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从各个省级区域看，绝大多数省份都会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而且，基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在2025年中国将步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将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这也意味着2030年前后中国应该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因此，如果不出现大的曲折，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全面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工业化国家。

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之大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工业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在一个时点上，中国会有分别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省级区域的共同存在，考虑到一般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会达百年，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最大会是百年。虽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处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地区数量不断增加，东部、中部和西部工业化水平的总体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但这种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如表1-1所示，1995年，30个省份中，2个处于前工业化阶段，25个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1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到2015年，各省份的工业化分布阶段上移，31个省份中，已经没有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省级区域，12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3个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但是总体差距还是较大。

第四，中国工业化是一个外向型工业化，不仅得益于上一轮全球化背景，而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会对未来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远。

中国的工业化是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常采用的两种发展战略，各有不同的优缺点。由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在中国实施中产生了许多弊端，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运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成功的示范作用，中国逐渐从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比较低，中国环境污染是低付费的，中国依靠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低成本的，人民币币值是低估的，这构成了中国低成本比较优势，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也是中国可以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的基础。低成本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的实施，现在看来虽然也产生了许多不可轻视的负面效应，例如对国内资源破坏严重，压制了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削弱了国内消费的扩张，等等，但是，中国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成绩斐然，为中国的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功推进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的发展，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中国对全球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对全球化的贡献将不仅仅主要停留在基于中低价值链环节的全球分工格局下的低成本产品出口，而且是将会表现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面的国际流动，也就是产能的国际合作。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一种全新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合作框架下，中国将与接受“一带一路”理念和倡议的国家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联”，进一步带动工业产能合作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更广、更深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

工业产能合作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到后期阶段的新的合作方式，会对推进全球化进程产生新的巨大影响。所谓产能合作可以理解为在两个或者多个存在意愿和需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产能资源跨国或者跨地区配置的活动。产能合作的合作机制一般表现为在政府达成“互联互通”、多边合作共识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基于产业的互补性推进的企业和项目合作。从现有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案例看，合作项目多是具有基础设施投资性质的、对民生有巨大贡献的重大战略性意义的工程。

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表明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基于最初倡议，“一带一路”沿线至少涉及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的6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这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我们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有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有32个，而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和地区只有2个。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有4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的位置。因此，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将对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合作空间巨大。通过产能合作，中国将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如果说，长期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提供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为主，那么，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也将给全球化带来合作方所需要的一体化的服务方案。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第五，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是符合“四化”同步发展要求的，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

无论是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还是到2030年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环境不同，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与世界信息化趋势叠加。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中国要走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其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的特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从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看，美国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关注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战略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也正是中国响应这种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一项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战略。

在“四化”同步战略驱动下，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基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2016）评估，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指数已经由2011年的52.73增长到2015年的72.68。我们预计，到2020年，“两化”深度融合得到更大力度、更加实质的推进，“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两化融合”发展指数提高至85以上。到2030年，“两化融合”发展指数提高至95以上。也就是说，到2030年中国全面实现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