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工业化的基本认识

从历史的视角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人类工业化进程始于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的工业革命。帕尔默等认为，在1815年以前约30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两次“革命”，而工业革命的“革命”虽然更多是比喻意义，但要比法国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更为重要，因为自8000年前农业文明之后，工业革命又开启了过去的两百多年的现代全球文明。在传统的工业化理论中，工业革命最初多被专指英国经济史18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德国开始1870年的工业革命、美国188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已经不是专指英国的工业革命了，而被视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最初的开始阶段。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由这个初期阶段开始，工业化就是工业驱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演进的过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这样描述：“工业化是一种过程。下面是一种明确的工业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或许因经济周期造成的中断除外。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之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而更为通俗的解释是：工业化是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的建立和推进并对一国社会经济发生有力的作用的过程。

相对于对工业化描述而言，工业化背后的经济要素之间的联系和机理则十分复杂，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试图揭示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经济结构中主导部门、人均收入逐步增加的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也就是工业化过程。而发展经济学则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工业化战略来持续推进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新古典经济学给出了恩格尔定律所揭示的最终需求结构变革牵引了经济结构的变革、效率驱动了工业和农业部门结构转换、分工和专业化大大地促进新的工业行业的产生和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受土地资源约束出口农产品等初级品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等解释。库兹涅茨等人的经验研究（包括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也表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其工业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与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经济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不同，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则认为经济结构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更为重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增加的原因不仅仅是恩格尔系数所揭示的最终需求变化，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动而形成的中间需求增加。由于制造业具有对工业品需求收入弹性较高、可贸易程度大、专业化水平和规模收益高以及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等特点，因而制造业比重增长能够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和持续的促进作用。

上述经典理论和早期的研究基本将工业化狭义地等同于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结构最大部门，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这些研究就不能更好地解释近些年经济服务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了。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上述工业化的定义过于狭义，主要关注工业部门本身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没有更为深入地看到工业发展背后更为关键的技术创新。因此，如何重新定义工业化这项开拓性的工作是由张培刚教授来完成，张培刚教授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进一步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基于这个界定，无论是经济服务化的结构变化，还是当今信息化的大趋势，都可以纳入工业化的分析框架中，只是将这些变化可以归结为一种更为高级的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而已。考虑到生产要素组合的向高级突破性变化的原始动力是工业革命，可以认为工业化是由于工业变革和产业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就自洽地将工业革命嵌入到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同时又将工业化与笼统的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进行了区分。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时代，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电气化时代，都是突破性地推进了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说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变化，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伟大的工业化时代，并不断深化推进工业化时代。基于这里对工业化的界定，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化时代，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一次次突破性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也是工业化的深化过程。也就是说，当前的信息化时代也只是工业化深化到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新时代，但并不能说明超越了工业化时代，当今世界仍处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近年来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是在“去工业化”后的“再工业化”，这是在开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新时代，一个信息技术主导驱动、智能制造为先导产业的工业化新时代。

当然，这种从技术创新、工业革命角度对工业化较为宽泛的界定，并不妨碍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制造业占比、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城市化水平等为主要指标来衡量工业化水平和划分工业化的阶段。因为虽然这里将工业化界定为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更等同于经济现代化，但基于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提出标准值并进行阶段划分对于发现工业化规律、分析国情和制定工业化战略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从工业化水平角度而言，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再次强调推进发展制造业，“再工业化”战略一词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使用是可以成立的。同样，从工业化战略角度看，“过早地去工业化”的提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同样是有意义的。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成为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地去工业化”；但是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低于整体就业的5%就开始降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这就是“过早地去工业化”，由于制造业发展不充分，取代制造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的作用，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果从工业化是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个界定出发，“过早地去工业化”实质是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组合向高级突破性变化而是对工业化进程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