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专业伦理在金融社会的新意涵：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金融社会无疑已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干，有时候简直可以将金融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画等号。台湾社会也正要从工业社会转向金融社会，在工业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金融的许多制度与商品已经形成，辅助工业社会发展，不论银行还是股市，乃至保险都已开展。以保险业的发展为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并未继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保险制度与保险社会的形成，反而是退化到人情保，整个保险业所累积的资本，是靠人情的不断穷尽而成的，保险在当时尚未形成一种专业，仅仅是许多的人情叠床架屋而成。

台湾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解释也多重于工业社会的形成，这一方面受到古典社会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来自对古典社会学理解的不足。对工业社会的解释与批判几乎未曾思考专业伦理在工业社会的意涵，过分徘徊于人情与合理化制度之间。以保险业为例，台湾的经济社会学几未涉足解释。保险业已经逐渐脱离人情保，正准备走向更为专业的保险制度与经营方式，究竟是市场开放使然，还是个人主义所致，本文尚无法分辨。不过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保险业的专业性与日俱增。保险业的专业伦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在这个行业中变得异常重要，不论是保险商品本身的特性，还是保险商品作为节税理财之道，保险营业员或代理人都必须了解，对于各种可能的保险对象，也都必须有所了解。保险公司与保户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法律、理财与风险评估的专家参与。

很可惜在台湾工业社会的阶段，并未形成西方现代意义下的专业伦理，仅仅停留在道德或简单的责任伦理观念，形成一种勤劳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让金融社会迟迟无法在台湾快速形成，至今依然属于残存传统社会性格的工业社会。本文讨论了古典社会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强调伦理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当然他们的经济社会指的是工业社会，不是金融社会。虽然涂尔干宣称社会学的研究与经济学最大的差异就在于重视整体性的研究，但在经济领域的整体性研究就是要研究专业伦理。韦伯与亚当·斯密也都十分重视伦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值得强调的是，亚当·斯密在那只看不见的手与道德情操之间的矛盾与关联，正是韦伯念兹在兹的问题所在——整个工业社会背后的伦理基础，当然也是涂尔干的关怀所在。韦伯从加尔文教派的身上找到工业社会的基础——责任伦理的观念，不过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论述中，韦伯隐含着一种矛盾，即责任伦理将被形式理性所吞没，但是他又极欲从责任伦理寻找出路。金融社会隐藏在工业社会里，唯有西美尔的货币哲学道出对于金融社会即将兴起的欢喜与忧愁。当金融就要像神一样作为社会的主宰，西美尔又是一番矛盾，一方面喜见于金融对于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却又惧于金融对人的宰制。

从台湾的保险业发展过程看来，台湾应该开始学着从工业社会转向金融社会，产业的空洞化让台湾没有任何选择，必须加快步伐迈向金融社会。但是台湾尚远远落后于香港的金融社会，在全球生产体系不断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台湾要开始走一条早就该走的路：成为金融社会。西美尔与韦伯之间，恰好形成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责任伦理究竟如何解决货币哲学的忧虑，也就是说，责任伦理如何让贪婪的个体，在满足欲望之余，尚可以确立其存在价值，不完全役于钱。

从台湾的保险业与西方的金融体系发展看来，简单责任伦理已经无法驾驭金融社会，但是金融社会的兴起绝不会是空中楼阁，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对于一位保险营业员或是保险代理人，乃至保户，仅仅是人情已经无法完全决定一切，专业的知识变得很重要，同时这种知识不仅仅是知其然而已，社会实践的意涵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保险营业员获取新知，向客户推销保险，另一方面客户也要根据知识来辨别保险的合理性，同时保险公司也要分析环境，创造新的商品。对应于金融社会的出现，必须将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仅是懂得保险知识，同时必须运用保险知识推销保险与服务客户。这种以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意涵，也必须转化为责任伦理，也就是说将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成为工作本身的最高价值。过去台湾社会并未将这种专业伦理全盘托出，在被迫迈向金融社会的过程中，将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专业伦理，必须形成。这种专业伦理也将改变社会学的知识形态，社会学知识不再是过去那种类型，仅仅知其然而已，而必须勇敢加入社会实践的意义。这或许是再回到马克思的宣称，但是已经是全然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