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信息不平等的批判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逐渐开始流行。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已经终结，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起作用，同时，也会引起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在后工业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新的人物”，是掌握新的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实现“科技治国”、能者统治和机会均等。因此，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的观念：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过去，或者至少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转型，从烟雾弥漫的资本主义走向蓝天白云的信息社会。但是席勒做出了不同的判断，他批判里根政府的右转倾向，也预感到了媒介解除管制的趋势，他更加关注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关系，批判信息时代的谎言和悖论。在他看来新信息技术的运用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信息活动的开展和信息技术的运用是资产阶级在世界危机面前试图控制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努力（Schiller, 1995）。他进一步论证，这些努力可能短期内会成功，但这也为不远的将来更加严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席勒坚持在最前线观察与预测当代的各种趋势。他分析了当代美国社会两种日益加剧的危机趋势：一是通往核竞赛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日益不稳定性；二是世界范围内，跨国集团与那些争取民主和平等社会秩序的人控制信息和传播的斗争。一方面，信息和传播科技被用作去解决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它们被强力国家（strong state）用于控制社会发展。在国际范围内，人民大众的工作条件日益恶化，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跨国公司日益挑战国家的主权，也加强了对大众传播的集团控制。人们与传播集团、国家政权之间的斗争加剧了社会危机。

席勒指出，信息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和信息内容的逐渐枯竭正在加深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社会危机（Schiller, 1995），尤其是公共服务业面临着重大的危机。随着私有企业集团的显著增加和扩展，美国经济的私有部门强化了其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角色。商业部门的拓展和集团权力的巩固，使公共服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系统被私有利益所控制，信息被转变为可销售的东西。产生创造性工作的地方，如博物馆、剧院、表演中心被赞助者所控制。席勒感叹：这是一个私有的世界，几乎整体上抛弃社会责任（Schiller, 1995: introduction）。在文化信息领域，个人的表达被管理和控制，个人声音减弱，集团的声音日益增强，大多数人的社会需要被少数人的私有利益所侵害，独立的声音被忽视、消除，洗脑的反民主观念和实践大行其道。

席勒将这种危机看作美国模式面临的危机，虽然跨国公司通过大量的信息活动暂时维持了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最终还会坍塌（Schiller, 1995: 81）。从短期来看，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劳动分工，运用全球的广告策略去推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通往消费伦理，但是这个策略并不能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新的信息技术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更加凸显。在世界范围内，虽然跨国公司被政府和军事力量保护着，但最终它们在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面前是无助的。虽然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进行全球监视，但西方联盟不能获得普遍认同，世界将更加不稳定。

作为一个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者，席勒主张应对这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就是：公共剧场、游行、公开的争论，甚至起义（Schiller, 1995: 121）。他看到文化、媒介和信息事务已经日益变成社会争议的中心，他呼吁人们介入目前和将来加强公益（common good）事业的斗争，希望所有人努力推动信息系统的转变，让它成为一个足够开放，能容纳每一个人的公开网络。

作为一个任职于高校的学者和教师，席勒始终关注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中的问题。他不断揭露传播研究领域如何与政府和集团合作，歪曲社会现实，推动特权阶级在国外和国内的统治。他批评所谓的精英主义、专业化和专业主义被用作宰制的手段，专业化（specialization）本身依赖于不同的训练和不平等的回报，变成了等级结构和精英主义概念（Schiller, 1976: 95）。美国的新闻与传播院系忽视媒介系统的控制和结构，传播研究被用作去更好地服务它们的赞助者。他主张提升人们的批判意识，鼓励社区成员的充分参与。他忧心学生进入传播和媒介领域不是为了改变它，而是适应它。他希望学生能够阅读和写作主流之外的东西（Maxwell, 2003: preface），启发学生形成批判意识，反对现有秩序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