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传播技术批判

加拿大前辈因尼斯、麦克卢汉的技术批判深刻影响了斯麦兹对技术的认识。因尼斯的“知识垄断”（knowledge monopoly）概念直接被斯麦兹用来分析美国传播业中的权力流通和消极影响。不同于传统的传播学者“技术中立”的乐观论断，他认为技术与现代西方社会是协同扩展（co-extensive）的，孕育了人类的性格，至少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在社会使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他反对将技术化约为机械变迁，而主张关注技术存在的历史语境。技术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且被现有制度灌输了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技术不是自治的，任何时间和地点构建的科学技术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观念和结构（Smythe, 1957: 7）。技术甚至更加明显地反映了特定文化复合体在资源分配上的目的，技术的创新运用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被当作一个口号去理性化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技术成了一个人们治疗所有资本主义弊病的妙方。在美国，电子传播从一开始就被完全私有化，成为资本家的牟利工具，而不是服务于公众的福祉。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使用伴随着人的异化，伴随着人们功能的分化，伴随着人们在官僚结构中的等级安排。声称技术的自治和非政治性只是一个神话，技术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包含了社会意识、价值观和政策，而且不断进行再生产。技术并不是推进传播业发展的动力，美国传播业的虚假繁荣是由资本主义经济营利动机所驱动的。正是出于管理和营利的需要，垄断资本主义发明了大众传播媒介，其目的就是为整个社会设置一个问题和政策议程，有效地生产受众和市场消费者。大众传播和资本主义制度合作生产出服从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共识”。技术本身是一个政治事物，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所有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都是为了实现大型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技术硬件本身就包括资本主义基本元素的再生产，尤其在传播硬件上更是如此，传播硬件是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载体。在美国大选中，麦迪逊大道不断生产内容，出售节目，买卖候选人，表面上，媒体给予了候选人同等的版面和时间，但实际上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却被排除在外，而媒体又不断将这种政治歧视合法化（Smythe, 1993:107）。从这个角度来说，斯麦兹认为技术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复古倒退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恶意地故弄玄虚（Smythe, 1981: preface），对各种“技术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泼了一盆冷水。斯麦兹集中关注技术与商业组织的微妙关系。他的一个主要论断就是掌握权力的人想要人们完全接受新技术，而毫不质疑技术的目的和价值，也不创造人们真正需要的服务。他自己也努力去说服商业组织在发展科技时充分理解人民的需要，体现了一位学者毫不掩饰的平民政治立场和民生关怀。

斯麦兹以通信卫星为例，论证他对传播技术性质的论断。他指出，通信卫星在政治和外交关系上的重要性使它不同于以往的设施，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广播频谱的分配过程要遵循等级机制（Smythe, 1981: 300）。广播频谱虽然是世界财产，但是总是被巨大的工业化国家用来服务于它们的利益，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广播频谱作为其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基础。

二战后，电子传播技术的迅速普及和发展，让美国民众开始欢呼“技术乌托邦”的到来，“信息自由流通”的概念开始在国际范围内泛滥。“信息自由流通”一直是美国传播业自我标榜的口号，而斯麦兹看到这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宣传术语，“信息自由流通”受到政治经济权力的制约，世界范围内的“信息自由流通”实际上是美国主导的信息单向流通，美国主宰的各种技术和资本联盟掌控着国际信息流通，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和商业主义通过这个口号传播到世界各地，损害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生态。他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治，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采取一定文化过滤措施来保护本国文化，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媒介体制作为西方商业主义媒介体制之外的一个“异类”，一直受到斯麦兹关注。20世纪70年代他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媒介制度和政策有了亲身体验，在围绕中国传媒业走向而写作的文章《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对中国引进西方传播技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他注意到中国开始采用一些西方传播技术，并出现了商业化，他担心中国没有充分意识到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引进技术产品的后果，并警告中国，西方技术总是带有意识形态内涵，技术不一定服务于工人的利益，中国要谨慎采用外国技术。他特别警告说，中国在发展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同时要避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赵月枝，2011a: 247）。他建议中国应该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毫不批判地采用含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电视科技。他主张中国过滤外国科技，由工人控制技术，建立双向反馈的电视系统，将观众的呼声反馈到电视台，在社会主义道路中考虑技术的政治维度，通过文化过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Smythe, 1993:242）。他提醒中国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发展，这样永远赶不上西方，中国应该将西方抛在脑后，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媒介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斯麦兹话音刚落，消费主义很快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的主导原则，这也成为当今中国传媒市场种种乱象的根源之一，借用斯麦兹的说法，在智能手机终端日益普及的今天，“手机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当今中国传播业若要避免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重拾斯麦兹的思想和论断显得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