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其他社会思潮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还受到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如果说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受到了“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以及冲突论、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影响，这些理论思潮都在帮助传播政治经济学打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束缚，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非线性的方法理解传播世界，帮助他们认识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并以非线性、多重决定论的科学原则重新认识美国的传播体制和传统传播研究。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后工业社会概念对当时美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和期待，吉尔德（George Gilders）、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对互联网的乐观心态，直接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认识。贝尔在分析后工业社会时，认为控制机制和方式随着社会类型的变化而变化。农业社会是一个控制自然的社会，工业社会是一个控制机器的社会，后工业信息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控制机器变成了控制人的游戏。托夫勒（Toffler, 1981）和纳斯比特（Naisbitt, 1982）认为计算机传播系统促进了广泛的公共参与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增强了公民迅速回应公共问题的能力。莫斯可正是贝尔在哈佛大学指导的社会学博士生和研究助理，并与贝尔合作开展了多个研究项目。他的《美国广播的规制》（Mosco, 1975）和《美国广播的创新挑战和组织控制》（Mosco, 1979）都是在贝尔的指导下完成的，主要考察美国广播的政策制定过程，关注广播电视的命运。但是，与其老师不同，他认为正是那些强大者给我们带来电视，他们决定我们看什么，更重要的是决定着我们不能看什么，可能为人们创造新世界的技术创新总是被管制它的结构所伤害。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虽然承认信息和传播技术发展对人类的重大影响，但否认互联网以及更广义上的数字传播网络能解放我们，让我们自由发表言论。他们看到各种新的媒介技术都产生了各种乌托邦概念，但是历史证明新的技术都不能推翻权势阶层对媒介、文化和知识的垄断，并未开启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大门（McChesney, 1999: 120）。他们承认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复杂的现象，不能归纳到以往任何的传播媒介体验中，互联网传播是全球和双向的大众传播，将导致巨大的社会变迁，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吉尔德和尼葛洛庞帝的乐观主义。他们精辟地指出技术乌托邦论不仅仅是基于对技术魔力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公平、理性和民主的机制的信仰（McChesney, 1999: 121）。他们否定计算机克服了民主的主要障碍，认为电子传播工业利用技术控制工人和工作过程，信息和信息技术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Mosco, 1989: 21）。

女性主义也对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产生重大影响。女性主义运动对全球父权制的挑战，动摇了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男性统治的社会实践和信仰。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视野出发，描述了女性工作者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全球劳动分工的语境下，在信息和传播工业中所经受的双重压力。女性主义关注女性体验和文化世界的细腻视野，也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更加注重传播工业中不同阶层、性别、年龄、种族人士的传播体验，女性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