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与高成本
新加坡的高商业成本特别是高工资成本,已经削弱了新加坡的竞争力即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影响生产力继续提高的明显障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高的工资成本已经部分抵消了新加坡经商环境的优势。这是因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和权衡利弊的时候,首先着眼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成本如工资,特别关注的是东道国的工资结构和政府的工资政策,然后才去考虑亲商政策、社会凝聚力、劳动力的纪律、政府的素质等不太直接的优势。过去6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厂家、欧美厂家从新加坡迁往中国,裕廊工业区的许多厂房变成了仓库,应该是对这个事实的准确诠释。
高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竞争力的削弱,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吴作栋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生活水平和我们的商业成本,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许多低成本竞争者相继出现。他们正在提升自己,同时又在几方面向我们提出挑战。”“一家公司在新加坡雇用一名制造业员工,便能在马来西亚雇用3名、在泰国雇用8名、在中国雇用13名、在印度雇用18名。”
公积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这不仅是因为公积金是构成高工资成本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因为公积金实际上还是变相的高福利。一直以来,政府为了不使国民变得怕吃苦和懒惰,不愿意实行福利制度,而且我们都不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福利社会,这是因为新加坡没有提供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相当优厚的失业救济金。因此,新加坡的所得税也比较低(但并不是最低的)。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新加坡90%以上的国民拥有自己的房产,堪称世界第一,令全世界羡慕。当然,这完全归功于“居者有其屋”的好政策,而支撑这项好政策的正是公积金!过去那些年,许多刚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就敢追求5C,一出手就要购买四房式、五房式甚至共管公寓,为什么?还不是有公积金在背后给他们撑腰;这些年来,新加坡人一方面叫苦叫穷,埋怨各种生活费用高,而另一方面缔造了储蓄率最高的世界纪录;不论经济好坏,每到年中、年尾的学校假期,樟宜机场一定是挤满了出国旅行的人……综上所述,公积金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养老的范畴而同时兼具了医疗和供房的功能,这不是福利又是什么?
应当承认,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非常成功。你看,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一笔外汇储备,人们称之为“政府外汇储备”,而新加坡上千亿美元的公积金存款,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额“民间外汇储备”(新加坡总统的三大职责之一,便是监督公积金的使用)。由公积金编织的社会安全网,为国民提供了住房、医疗、养老的基本保障,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不会有大的社会动乱发生、人民基本上无后顾之忧的理想家园。
但是,这个公积金并不完全是对雇员收入的强行储蓄,更不是政府替雇员填补的,其中的一半恰恰是雇主贡献的。也就是说,投资者在负担了已经很高的名义工资之外,还要额外负担相当于该工资1/4或1/5的公积金,或者更坦率地说,还要替政府承担相当重要的社会福利网和安全网的职能。毫无疑问,投资者并不情愿承担这个本不属于他们的义务。我们应该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工资成本是劳、资、政三方共同参与的游戏,事关三方的利益。如果不平衡和兼顾三方的得失,如果不是三赢而只是雇员和政府的双赢,这个游戏恐怕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投资者固然无权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因此,他们选择了对新加坡敬而远之。
为了吸引投资者继续前来新加坡投资,以便给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职位,吴总理宣布了调整公积金制度的重要举措,即将把总缴交率调低到30%。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调整,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息,我完全赞成。不过我认为,与新加坡所面对的结构性经济调整的难题相比,与投资者的期望值相比,这个调整的幅度还是不够。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伤筋动骨的重病,仅仅靠服食斑纳杜是不起作用的,必须动大手术或下重药才能治好。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新加坡工资成本过高的弊病,应该加大公积金调整的力度,也就是重病要用重药医。具体来说,我有四点建议:一是公积金总缴交率应该调低到15% ~25%;二是雇主和雇员分别执行不同的比例,即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雇主的缴交率为5% ~10%,雇员的缴交率为10% ~15%;三是对于50岁以上的年长员工,雇主和雇员的缴交率应该分别固定为5%和10%;四是削减的速度应该快而不是慢,幅度应该大而不是小,否则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意义在于,资金和市场的全球配置。“资金永远向成本最低处流动”的客观规律支配着投资者的意志和行动。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大挑战面前,新加坡所面临的困难比起1965年3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高公积金没有工作或是低公积金有工作这两者面前,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新加坡的明天在哪里?新加坡的前途在哪里?新加坡能不能走出困境?这对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勇气和心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