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宏观经济和改善社会福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良好运转的银行体系能够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将社会资金最大限度地聚集起来，并配置到最有生产效率的部门或拥有最佳投资机会的个人，从而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而功能不善的银行体系只是将信贷资金简单地贷给那些关联企业或有权有势的人，剥夺了小企业和穷人获得信贷资金进而改善生存困境和实现梦想的机会，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甚至诱发社会动荡。另外，银行还具有信用创造、支付中介和金融服务等功能，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与此同时，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等特征，内生地决定了银行业本身又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一家银行出现危机，很容易在整个银行业引起连锁反应，诱发全局性、系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巨大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大量的银行机构相继破产倒闭，部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处于崩溃边缘，实体经济随即出现断崖式下滑，全球经济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尽管距离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多年，但金融危机的阴霾至今尚未完全散去，世界经济增长之路充满艰辛。

鉴于银行功能的极端重要性、银行风险的易传染性和银行危机的巨大破坏性，如何完善银行监管、促进银行高效稳健经营，一直是近百年来经济学界和监管当局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Ⅰ》，规定银行必须根据自己的信用风险水平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本，从而首次确立了全球银行业统一的资本监管框架，这是银行监管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随着银行竞争的加剧和银行创新的加快，新的风险管理技术迅速发展，《巴塞尔协议Ⅰ》逐渐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并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6月发布《巴塞尔协议Ⅱ》，该协议首次提出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为基础的综合监管框架。同时，在信用风险的基础上新增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建立了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2009年以来，针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监管问题和教训，巴塞尔委员会对现行银行监管的国际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发布了一系列国际银行业监管新标准，并在2010年12月正式发布《巴塞尔协议Ⅲ》。该协议体现了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思维，按照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并行、长期影响与短期效应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除了有关协议和资本标准的工作外，巴塞尔委员会研究并形成了出版文件的其他监管问题包括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监管、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的管理和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指南等。

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中国银行监管机构积极参与这一轮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修订，在充分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基础上，紧密结合国内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实际，于2011年5月正式颁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被业内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由此确立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政策框架。该监管政策框架按照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监管标准统一性和分类指导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贷款损失准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并根据不同机构情况设置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总体来看，无论是抵御预期损失的拨备、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还是杠杆率监管标准，中国版监管标准的要求都要高于国际监管准则。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监管机构都将促进银行稳健高效运营、有效竞争以及保护存款人利益等作为银行监管目标，并对通过不同监管工具或手段来实现这些银行监管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学术界对银行监管的效果充满争议。“援助之手”认为监管机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可以通过规范银行经营行为来克服市场失灵，促进银行稳健高效运营，增加社会福利。但“攫取之手”认为监管机构可能被监管对象俘获，即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帜为自己谋利，从而引发信贷腐败，增加银行风险和经营非效率。介于上述两种极端观点之间，“无能之手”认为即使监管机构有着良好动机，不存在任何损害监管效果的谋私行为，但专业技能贫乏、监管资源缺乏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也会使监管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监管套利引发监管失效现象越来越普遍。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书选取“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国际经验与中国案例”作为研究主题，在对银行监管的理论、运行机制及功效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跨国银行业数据库和银行监管数据库，从竞争、效率和风险三个维度对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结合《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实证检验，以期丰富和完善对银行监管有效性的评估研究，为中国商业银行审慎监管改革提供经验支撑，促进中国商业银行稳健高效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