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的产生与历史定位

——基于网络平台经济的思考

◎赵晖

提要：分享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潮流，它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通过搭建社会化平台，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分散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分享经济作为一种平台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时分享经济共同生产理论、对等互联生产相关理论也解释了其经济属性。分享经济平台是一种新型互联网平台，是“去中心化”点对点交易，它构建了新型网络商业模式，改变了现代生产方式和雇佣方式，促进了现代协作消费的出现，但由于其距离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目标的遥远、碎片化分享平台的持续存在、数字化制约因素的长期性等，这种分享经济还处于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

关键词：分享经济 网络平台 点对点交易 共产主义经济

作者赵晖，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高级讲师（邮政编码 311200）。

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通过搭建社会化平台，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分散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其早期也有协作经济、对等经济、零工经济的别名。这种有别于传统分享的新型经济形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和传播，已从分享经济暴风眼美国起源，发展到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大洲。这种分享经济对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它带来了第三次生产变革、第三次管理变革、第三次产权变革等。它以裂变的方式，深刻改变着大众的衣食住行、工作、健康、娱乐等方方面面。为什么分享经济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它与传统经济有什么区别？在世界信息社会发展趋势下，分享经济作为平台经济，具有哪些内在独特的发展核心和作用？什么因素决定分享经济的发展现实和趋势，它与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从经济层面又有哪些相通和接近之处？本文拟从分享经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的属性、特点和所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剖析和思考。

一 分享经济的起源及理论基础

（一）分享经济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原因

1．分享经济的起源与发展

分享经济最早以“合作式消费”的概念出现在1978年的《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中，在文中美国学者提出了汽车共享。但合作式消费的影响范围和效果有限，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和参与。而研究分享经济的渊源，可追溯到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撰写的《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一书。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才发生了总的爆发式发展。其实“共享”这一概念并不新，人类社会一直在共享和合作的基础上演进。例如古丝绸之路的兴起证明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共享与合作，中国古代的庙宇和乡村祠堂建设，大部分采用的是众筹共享方式，还有欧美传统社区旧物交换分享等。但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传统分享由于受当时思想意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交通等多种因素制约，共享物品类有限，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有限，更多的分享限定于熟人社会，或者同阶层人士，或一定区域的国家。

今天，“共享经济”已成为一个趋势，成为一种潮流。美国是全球分享经济的“暴风眼”和翘楚，企业数量超过400家，融资规模近200亿美元，并在多个行业诞生了分享经济的“独角兽”企业，典型的有分享出行的代表Uber，分享房屋的代表Airbnb，网贷分享企业Lendingclub等。国内分享经济热潮已经席卷十大主流产业，超过30个子领域。此外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分享经济都走在世界前列。

2．分享经济的发展原因

分享经济的大爆发有着多方面历史积累和现实的条件。归纳学者的观点主要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部分。内因主要是三个“自觉”，分别是环保意识、精神分享、新生活方式的自觉。首先是环保意识的增强。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开始考虑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粗放式生产、过度消费、奢侈消费观点正逐步被摈弃。“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是精神分享的自觉。人类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严重失衡，工业文明的精神缺失，使人类开始注重精神消费，并反省人类价值观。“占有”不再是人们最看重的一个价值指标，其重要性已让位于环境质量、社会关系等指数。人类思考高度除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之外，也开始涉及全球问题、地球问题。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正深入渗透至很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最后是新生活方式的自觉。拥有多寡比赛的生活方式被颠覆性改变。在分享房子、汽车的同时，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方式。分享经济打破了工业经济中生产对生活控制的束缚，让生活回归主体地位，分享经济时代的竞争是谁生活得更幸福的竞争。

外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媒体、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互联网技术大大降低了人们进行共享的成本。智能手机的大众化、无线宽带网络的普及，以及真实社交网络数字化形成的信任体系等一系列数字化推动力量的汇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分享经济的产生，当然新媒体技术只是工具，背后代表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制度、组织元素等。二是闲散资源空前巨大的存在。不论是财产、技能、劳务、时间还是人力等，存量的有形无形资源在历史上从未如此巨大。三是全球危机的催化作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分享经济平台引来了爆发期。全球经济发展的放缓、购买力的下降、资源供给的不足、老龄化的到来等相关因素促使分享经济以每年超过50%的发展速度推进全球经济民主发展。

除了外在的这些因素，从分享经济本身的内涵来看，又有哪些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它本身潜力的发挥呢？

（二）分享经济的理论

1．美国分享经济理论

美国学者魏兹曼（Martin L. Weitzman）于1984年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美国当时的经济滞胀。他认为原有宏观经济体系的弊端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制度，特别是雇员报酬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他开出的药方是整个经济体系必须从工资体系转向分享体系，建立利润分享制度，达到既实现充分就业，又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

而持相反观点的美国学者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则认为，试图引入分享利润契约来实现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均衡替代是不现实的。因为伴随着就业增长而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边际劳动成本低于平均劳动成本意味着薪酬体系是缺乏弹性的，生产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将受到影响。

无论争论的理论结果如何，魏兹曼的分享经济理论仍旧对员工持股的实践和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出现了欧美国家采用的“利润分享”的雇员报酬计划以及日本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模式，以及后来出现了劳动资本合伙等分享经济模式等。

2．共同生产理论

与公共产品理论不同的是，在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对应之外，还存在收费物品、公共池塘资源（见表1），从而使分享从消费过程进入了生产过程。比如收费物品中的剧院消费，演出是共同享用的，当一个使用者的行为影响其他使用者的享用时，就产生了影响剧院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例如公共池塘中的海鱼问题，渔夫都可以到被共同分享的海域捕鱼，但一个渔夫捕获一条鱼，就意味着其他渔夫不能捕获同一条鱼，这就影响到了生产过程。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该理论认为，收费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克服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陷。通过收费或收税避免了“公共地悲剧”，克服了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缺陷，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外部性，解决了效率低下等问题。分享经济不论是“有偿分享模式”“对等分享模式”“劳务分享模式”，还是“众筹分享模式”，其中分享的闲置资源从实质上来说已不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属性，而是属于公共池塘资源或部分属于收费物品。

因此在关注现代生产时，不仅要关注常规生产者生产的那部分，也要关注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生产的那部分。比如在维基百科这个知识分享平台中，不仅要关注平台搭建者生产的那部分，还要关注词条信息提供者共同提供给搜索者的那部分，否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出现“服务悖论”，即服务依赖专业的标准定义，服务做得越好，用户对服务越不满意。当代分享经济发展平台越来越关注消费者体验，消费者在社区的互动即共同生产，而不是平台最专业的服务标准。二是若不关注共同生产的那部分，其结果自然是，共同生产的交易偏离它的最优值，两者之间的交互变得越来越有缺陷。当代分享经济平台越来越注重交互平台的搭建。比如房屋分享平台Airbnb若不能很好地处理房屋提供者与租房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差距，那么房屋提供者将会越来越少。

3．对等互联生产过程

从传统工业时代的市场交易或者科层制组织转向信息时代的对等互联生产，意味着人类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可以更广泛地动员和配置资源，更好地组织信息生产，从而实现规模递增收益。随着信息生产的大力发展，信息就如同公共产品那样被绝大多数人使用，跨越时空的通信和信息交换的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从而提高了跨时空协调和配置潜在资源的可能性和效率，可以将分散的创造性努力和天赋转化为有价值的最终产品。

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影响着收益分享。既存信息是主要投入的成本，而影响着开展信息生产的社会成本几乎为零。分享经济平台产权信息生产的参与者或者利益相关者作为代理人，可以将其作为激励或重新配置有价值产品，主要的非市场工具之一就是收益分享。收益分享的主要体现就是技术社群、资源社群、直接参与者等的收益承诺。收益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共享知识产权、专利以及标准等非货币形态，比如开源软件、维基百科方面的收益共享，这类运动就是“对等互联生产过程”。

对等互联生产过程中，信息以及实物资本成本的递减意味着信息生产过程是低收益的，比如维基百科中词条的增加是低收益的。低收益必然要求参与信息生产过程的个人转向依赖于间接投入并开展广泛的协作生产。间接投入指的是以信息资本购买公司债券、金融债券或公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以期获取一定收益。分享经济平台大量的兼并重组现象也反映出创业者间接投入的重新配置。此时人力资本的作用空前重要，人力资本影响共享知识产权、标准或专利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对等生产的效率，对于信息生产是一场重要变革。

二 对分享经济作为“平台经济”的分析

分享经济要整合分散闲置资源必须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来搭建社会化平台。不同于以往历史阶段的经济平台，分享经济这种社会化平台不论是所利用的现代技术，还是在平台上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平台资源的种类和闲散资源的特性及其对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冲击力，都呈现颠覆式的创新和改变，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着改造和重塑。

（一）分享经济平台是一种新型互联网平台

历史经济平台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分别是内部平台、供应链平台、产业平台、多边市场，互联网平台就是典型的多边市场。而分享经济平台更是超越了这种多边市场的互联网平台。分享经济借助于互联网这个载体和平台，超越了原来的“+互联网”，利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和日益普及的免费软件以及全球规模的数字等为参与分享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提供了一种匹配机制，可以实现双重的规模经济效应。

分享经济作为一种互联网经济，跨界和颠覆成为常态。它颠覆着传统价值创造方式，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而是使用权高效率利用的使用价值、分配价值、消费价值的裂变性增加。为了适应报酬递增规律，主要用产量增加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加比例的方式，对原有产业基础造成了“创造性破坏”。在分享经济平台上的即时交易，节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广告被社交媒体的推送替代的目标，全球人口利用分享经济平台把大量闲置的资源拿出来增加产量，这种跨越国家界限的网化经济具有全球规模化发展的潜力。在近年来出现的全球科技创新“独角兽”企业中，分享型企业已经达到1/3以上。中国很多分享经济“独角兽”企业也迈入全球“独角兽”企业行列，比如滴滴出行、新美大、饿了么、挂号网、货车帮、途家网、瓜子、知乎等。

（二）分享经济平台是“去中心化”点对点交易

分享经济平台上无数闲置资源提供者与无数个性化需求者进行网络化交易，这是一种点对点交易。而点对点交易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型为分布式网络结构而出现的人类社会的新动态。它带来了第三次生产变革、第三次管理变革、第三次产权变革。分享经济建立在分散的资源和连接资源的分散式入口的基础上，拥有分散资源和不同消费群体的个体组成的非结构性“群体”将代替公司成为资本的中心。比如点对点贷款，P2P网贷平台中贷款方和提供资金方为无数个互不认识的个体或组织，通过贷款平台，实现匹配和完成点对点贷款。

点对点交易会降低社会的“分阶层化”。由于“点对点”会降低对中心化的中介结构的需求，信息交流是分散的而不是分阶层的。一是点对点项目具有“平等性”和“反证书主义”特点。简单地说，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网络中的事情，而不只是有资格、有证书的个别人。二是点对点项目具有“力量平衡主义”“全息敞视式监狱主义”特点。原来所有的知识只为个别人或者精英阶层服务，其他人只需要知道他们必须知道的东西。而点对点项目扩大了知识的受众和分享者范围，包括普通的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它降低信息的不均匀分布以及重新定义一种力量平衡，打破原来的知识、技术、资金垄断阶层，从而影响了使用者和供应者、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多新的价值创造和获取结构。

点对点交易还拓展了经济行为的“社群”范围，达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分享”。它超越了家族、朋友圈、同学圈等，扩大到由数字技术按照需求划分的亚群体。人类需求有多大，这些亚群体就有多大。它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的界限，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它预示了非面对面、非个体间的交易方式转变，这样的交易方式与社群联系更加紧密，甚至社交比商业更能推动交换。

（三）分享经济平台构建了新型网络商业模式

从传统商业到网络商业，分享经济使商业资源更多地从传统大公司转向数字时代的创业群体，社会资本正逐步取代以逐利性为特征的市场资本。它改变着原来的市场结构，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最优组合，比如设备、厂房、资金、人员及其他闲置生产能力。它通过更多社会闲置存量资源的整合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促进了机会公平、社会流动，特别是分享机会有利于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这使得创新创业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参与更广。有学者认为易形成商业生态圈的正反馈循环，推进社会资本取代市场资本，即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很多商业活动的领域，很多的风险投资以及世界风起云涌的众创空间。

这种新型网络商业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的区别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改变了传统链条式的商业模式，减少中间环节的一级、二级或多级代理商，经销商，中介商等，变为扁平的平台式商业模式。二是从传统商业中“重资产”“多雇员”的模式改变为“轻资产”“少雇员”的模式。注重人机交互，不需要很多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机器等投入，更注重人力资本、技术、网络的投入等。三是改变传统商业中发展优势主要依靠市场势力和创新，而更注重依靠消费者体验来建立市场发展内驱力。很多分享经济“独角兽”企业的做大从创业开始就不得不关注消费者体验，否则很容易就被消费市场淘汰。比如美国提供汽车后经济时代服务的分享经济平台cherry不注重汽车消费者的线下体验而惨遭市场淘汰。四是改变了传统商业的盈利模式，不再是以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差价来赚取利润，而更多的盈利是从平台中介收费、搜索排名、流量广告、金融投资中获得。总之，可以说从商业不动产、人力资源到个人银行、旅游、娱乐和交通，将出现一系列数字化的商业模式和消费者体验，这些都加剧了工业时代商业架构的瓦解。

（四）分享经济平台改变了生产方式和雇佣方式

分享经济平台分享的基因已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生产企业的创立、用工、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技术融合、产业融合、数据融合、产消融合、虚实融合等将促进产品、空间、资金、知识技能、劳务、生产能力等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分享经济平台企业。很多国家都在出台深化制造业的指导意见，未来分享经济生产政策环境将日益完善，很多分享经济企业正加速全球化布局。

同时分享经济正迅速改变工作和就业的意义和性质。分散的人们借助分享经济平台成为全职或兼职工作者，弹性需求工作制将不再是小范围的出现，全职与兼职、正式工与临时工、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将进一步模糊。有学者把分享经济平台上的这种劳动力称之为“数字化催生的新劳动力”。至2016年底，美国就有300万名提供按需服务的劳动者，预测到2020年将超过700万人。我国参与提供分享经济的劳务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2015年增加1000万人，其中平台员工数约585万人。这部分人的劳动身份认定在国际上意见不统一，有很多说法，如全职人员、独立承包商、兼职人员、合同工等。分享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认为该类劳动力为新型劳动力，美国正在发生劳动力转型。2014年Uber司机16万人集体起诉事件使经济界和法学界学者都意识到，现存的雇佣结构的分类方法在分享经济中可能已不再有效力，需要一个对劳动力的新定义。相当于独立运营商运营自己的微型运输企业，拥有自己的汽车，支付自己的邮费和维修费用，司机诉求获得正式员工应有的福利待遇，比如支付社保、加班费、报销费用等。该事件比较典型，且具有时代特点。该类诉讼仅仅是个开始，很可能还会在其他分享经济领域、其他国家发生。

（五）分享经济平台促进了协作消费

20世纪被定义为“超前消费”的世纪，21世纪则会成为“协作消费”的世纪。两者在消费基础、驱动力、追求目标上有所区别（见表2）。协作消费的核心协作可能是本地化、面对面的，或者它可能使用互联网去连接、结合、形成社群，并针对某人或某事形成“多对多”的点对点交互。人们再次回到他们的社群中来进行分享，这样的社群可以是一个办公室、一个真实的社区、一幢公寓楼、一所学校或一个Facebook网络社群。以“租赁”和“付费使用服务”为特征的共享消费模式在社群中的接收度非常高，分享经济团购模式的兴起也验证了协作消费的成功。

分享经济这种协作消费创造了全新的、拥有更高质量、多样性的消费体验，增加了消费。产业组织经济学告诉我们，随着商品（服务）种类的增加，人们会消费更多，而不是更少。人们的理想之物与市场所提供的商品（服务）之间的“匹配度”不断提高，也使人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比如在住宿分享行业，表现出来的就是消费的时间更长，消费的领域范围更大。李克强总理就分享经济曾说过，我们要做大蛋糕，而不是简单地将它做成不同的形状。

三 分享经济处于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

全世界分享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不到20年的时间，但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变革力，对生产效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协作消费关系的建立、生产雇佣方式的改变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力。共产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关系高度和谐的理想社会经济状态还有多远，人类还在探索。目前只能说分享经济根植于原有的市场经济，但又革新了市场经济，向共产主义经济靠近了一步。共享访问、虚拟交换、电子货币、弹性需求工作制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对传统市场经济造成强大的冲击。综合来看，分享经济还处于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经济的过渡阶段。

（一）分享经济与商业经济的长期共存

分享经济不同于商业经济、商业模式，而两者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都在发展壮大，并不断在建立联系，同时两者的区别又继续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进一步融合。所以目前出现了一种“混合经济”。分享经济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服务和商业的各个模式，它还分布在市场经济到共产主义经济的所有状态中，它既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奉献者，也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对于两边都不支持的人们的需求，它也能满足。比如分享经济平台中部分代表着市场经济的，如劳动力匹配市场中的51job、智联招聘等，再如汽车分享市场Uber、滴滴出行。它们以商业盈利为标准，在这里价格是资源分配的主要调节信息，也是重要动力，实现了有偿分享；而另一些利用商业的形式但真正的目的在于分享，成功的美国服装交换平台、时间交换分享平台TimeRepublik则代表了共产主义经济。这里不再只认金钱、盈利，此类分享经济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其非价格因素的社会关系代替了价格的作用。其中社交因素有了更大的流通性，比如情绪分享、经验分享等，不论动机以一方为主还是以双方获利为主。

目前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出现的分享经济的多样化的发展，呈现出分享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阶段，可以说分享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还需探索。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分享经济在整个社会占比越高，其结果也意味着人们共同占有分享生产资料的愿望越强烈，这也离共产主义社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目标逐渐接近，按需分配的实现路径越来越清晰。

（二）自由人联合体目标的遥远

在由小康社会至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分享经济在现阶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马克思曾经在其著作中提到过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有机体”“可分享性”“可生产性”等，对分享经济平台具有极强的阐释力。马克思曾设想，共产主义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这些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和基础，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从历史长远来看，如果说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体现了“普遍可分享性”与“高度生产性”、“直接社会性”的统一的话，那么分享经济的“分享主义平台”则初步呈现出这种有机统一的可能性。分享经济平台已经部分做到了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尽管联合体成员的定义还不够清晰，还没有达到“高度生产性”“直接社会性”。我国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渐进共享”，这为研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提供了有效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远景目标就是“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享，不是生产力低下时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普遍高尚的人类思想道德，以及每个人有普遍的集体主义思想背景下的共享。每个人的自由不仅体现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自由，还体现在生产关系中的自由。除了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之外，在人与人分配、交换、消费方面将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这就需要进行大规模定制生产，人与人之间的国家差别、阶级差别将自行消亡，不平等的道德观念和宗教鸦片也随之消失。大规模定制生产何时出现，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也是理论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只能说目前分享主义平台为渐进共享，为大规模定制生产创建了一个初步的条件，距离自由人联合体所需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相差很大，还有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突破。

（三）碎片化分享平台的持续存在

目前，分享经济平台尽管种类很多，但还远远不是严整的“有机体”，有学者用“碎片化”“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来描述，当今分享经济平台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公社”：出现了联合、统一，但还不是严整的联合体、统一体。分享经济平台发展受到商业有机体、政治有机体发挥作用的影响，分享经济平台的“可分享性”同时要克服传统营利性企业的“排他性”的矛盾。比如分享经济P2P平台很多“众筹”手段的商业欺诈等现象，影响了分享经济某些领域的深度发展。消费者手机中保留着多个满足不同需求的种类繁多的APP，这些分享平台还不是严整的联合体、统一体，只是某些方面或部分企业之间的联合。

其中最核心的一个碎片就是收入碎片化问题的长期性。尽管在分享经济平台有着与日俱增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但对于分享经济这种新型劳动关系收入如何分配问题，存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争论观点。美国学者赖克认为，分享经济应该是“分享碎片经济”，他认为，“客户与员工在网上进行匹配，劳动者根据其工作质量和可靠性评价进行排名。拥有平台软件的公司挣到大钱，按需劳动者只得到零碎的收入”。在这个反乌托邦的观点中，工作被定义为低收入、无福利和具有极大的不安全感。劳动者面临工作时间更长却得到更少的钱，收入碎片化，劳动保障体系不完整等情况。另外，乌托邦方面观点认为未来世界的工作定义为灵活性、流动性、创新性和创造力的增强。在这乌托邦的未来里，个人将成为极具力量的企业家，可以前所未有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平台作为一个重要关口，将使有创造力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源源不断地流向创新者。普通劳动者将工作更少的时间，拥有更灵活自如的时间表，自由选择工作赚到更多的钱。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喜欢灵活、独立、控制权，他们不想朝九晚五地工作，为同一个老板工作，还要迎合企业文化。

另一个就是信用基础设施的碎片化。在半匿名的基于点对点网络的背景下，通过学习别人的经验、品牌认知、之前的互动、数字化的社交资本、外部机构或实体的认证，发展了广泛的信任。2015年分享经济的这些信用基础设施大体上还是各自孤立的，比如你在Ebay上的信用好的私家车主，却不能将这个名声运用到Airbnb上去，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建立，这种状况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会发生变化。

（四）数字化制约因素的长期性

今天的分享经济已经是一个规模化的行为，从原来的“关系紧密的社群”扩展到更广泛的、联系松散的由半匿名的成员组成的数字化社区。随着每天对我们生活、工作、创业的日益渗透，使用数字分享平台的次数和频率的加大，是否会产生新的社会文明去代替工业革命中失去的那些？最初分享经济的先驱，比如Ebay、阿里巴巴、Craigslist等依然存在，但在经济足够数字化之前，分享经济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分享经济还不够全部数字化。

主要有三个不变的，在过去的40年里决定了科技的进化并解释了它带来结果的千差万别，也阐明了部分分享经济的可预见的数字决定因素。一是事物的信息呈现方式。特别是以数字形式来传达信息。一旦数字化，这些信息就可以适应各种形式的加工和移动。二是硬件能力、宽带、硬盘以及伴随着的数字设备微型化的持续指数级增长。三是持续增长的模块化编程能力。这三种力量带来的额外的四种影响结果对分享经济的出现和不断进化起着关键作用。

这四种结果分别是：①数字技术消费化（智能手机、数字平板、社交平台等）;②物质数字化（物联网、3D打印技术和叠层制造）; ③去中心化的点对点模式的出现（区块链技术）; ④信用的数字化。这四种结果还没有达到分享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多的消费者没有智能手机，还限于传统的社交平台。物联网、3D打印技术还仅限于某些科研或部分家庭，区块链技术还需从边缘到核心都扮演好社群的角色，而最难的可能是信用的数字化。尽管很多分享经济平台建立了互评模式信用系统，但还存在各国信用基础设施的碎片化，以及获得数字信任途径的不足问题。通过外部机构或实体认证，政府或非政府的认证仅仅最近才出现，规模化还远远没有达到。

目前，各国都已意识到分享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大胆尝试。不管分享经济是否能通过政府监管、运营模式、参与乐趣这三个主要障碍因素，它都使市场力量受到了约束，对资本主义主导方式、全球经济的民主化有着巨大冲击。分享经济的剧烈变化未来将影响政府、商业有机体（企业、市场）、“分享主义平台”这三种社会有机元素之间的联系、冲突和重组。随着各国分享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同，它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化。

参考文献

朱克力、张孝荣：《分享经济：国家战略新引擎与新路径》，中信出版集团，2016。

〔澳〕史蒂夫·萨马蒂诺：《碎片化时代：重新定义互联网+商业新常态》，念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现状问题》，《电子政务》2017年第3期。

李宁：《从马克思主义溯源分享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科技经济导刊》201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方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