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为了厘清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全面、系统地认识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的关系,课题组综合利用图书馆、EBSCO体育运动全文数据库、读秀知识库和中国期刊网(CNKI)等互联网资源,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按照“体育赛事的理论研究”“城市旅游的理论研究”“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形象”“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空间”“体育旅游和体育赛事旅游”“会展等特殊事件对城市旅游的影响”“上海市体育赛事及城市旅游的发展”等多个专题进行文献的分类与整理,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分析;同时在上海市体育局和旅游局等部门及相关机构收集相关统计资料,为本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 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一)体育赛事的基本理论研究
体育赛事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体育赛事的内容、形式、功能以及赛事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体育赛事基本理论的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于分析体育赛事的性质、结构、特征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体育赛事发展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全面、科学地认识体育赛事及其发展的规律是对体育赛事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当前,国内关于体育赛事基本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原因可能是大部分的研究都旨在直接解决体育赛事管理中的某些迫切问题。但近年来,伴随着体育赛事管理实践的蓬勃发展,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对体育赛事基本理论的研究,人们对体育赛事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视角越来越广,分别从运动竞赛、项目管理和特殊事件的角度对体育赛事进行界定。但总体而言,从运动竞赛角度对体育赛事下的定义实际是对体育赛事的狭义解释,还只是停留在竞技体育比赛的层面,并没有体现体育运动竞赛所涉及的场外因素,未能反映出当今体育赛事的时代特征;以台湾学者为代表的从项目管理角度所下的定义只是把体育赛事单纯地看作一个项目,并没有意识到体育赛事的特殊性与影响力。从特殊事件角度对体育赛事的认识,体现了体育赛事与文化活动、节庆等诸多特殊事件的共性特征,但由于特殊事件的领域广泛,它难以反映出所有不同类别特殊事件的个性特征。基于此,黄海燕、张林在全面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体育赛事的英文词汇“Sport Event”出发,运用逻辑学中邻近属概念+种差的下定义方法对体育赛事的定义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将体育赛事定义为“以体育竞技为主题的、一次性或不经常发生的且具有一定期限的活动。它不仅能够推动举办地旅游业的发展、提升举办地知名度、改善城市形象,还能够对举办地的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领域产生影响”。关于体育赛事的起源问题,近期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肖林鹏、黄海燕等人。学者们一致认为,体育赛事起源于祭祀活动,萌芽于体育游戏,并从运动竞赛的传统表现形式发展成为现代的一种提供竞赛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的特殊事件。此外,关于体育赛事的性质、特征以及体育赛事的资源、功能、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刘琴、李燕燕、叶庆晖、黄海燕等人也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尽管关于体育赛事基本理论的探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赛事管理研究的发展发挥了一定基础性作用。
(二)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研究
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关系密切。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体育赛事已成为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催化剂,是城市功能整合、规划布局调整的重要契机,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当然,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中国,体育赛事也被全国诸多城市所青睐,正逐渐成为城市名片上的重要字段、城市印象中的突出元素以及城市欲望的诉求之一。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大都市从促进城市发展的角度,纷纷提出打造“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目标,并竞相举办各类高级别的体育赛事以外,一些二、三线城市(如深圳、宁波、柳州等)也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利用体育赛事打造城市品牌,实现城市转型。近年来,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与其实践同步发展,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宏观上阐明了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所谓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指某一地区因举办体育赛事而形成的具有关系的事物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及结果。在体育赛事筹办、举办以及赛后的一段时间,围绕体育赛事的相关活动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文化的运动,通过较长时间的作用,体育赛事的相关活动引起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体育赛事举办地及其相关行业的转移。同时,这也导致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正是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使体育赛事为城市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总体而言,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影响领域众多,既有对城市社会领域的影响,也有对城市经济、环境等领域的影响;二是影响方式多样,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还有综合性的影响;三是影响时效不一,既有短期就能体现出来的影响,又有长期才能体现出的影响;四是影响效果不同,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还有正面和负面混合的影响。从具体的影响领域来看,体育赛事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第二,对城市知名度和城市形象的影响;第三,对城市相关产业的拉动;第四,对城市劳动就业的影响。此外,黄海燕等人还运用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的三重底线评估框架,通过对287篇文献和报告的内容分析,最终形成了较为权威的体育赛事综合影响框架体系。从研究所得的体育赛事综合影响框架体系可以看出,体育赛事综合影响的指标多、涵盖领域广,且不同指标对举办地的影响范围和时效都不尽相同,有力地证明了体育赛事综合影响复杂性的观点。
2.对赛事与城市发展的重点领域和环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在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领域关注的重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拉动。学者们一致认为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以及对旅游、餐饮、酒店、房地产、新闻、广告等相关产业的带动等方面。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体育赛事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从根源上看是一种需求冲击,即体育赛事引发对基础设施投资、旅游出口、商业贸易等需求的变化,通过直接效应和乘数效应影响举办地的产出、收入和就业水平。体育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是体育赛事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根源,它对城市经济的拉动过程可以分为直接、间接和引致三个层面。当然,研究进一步指出,在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资金流中,并非所有资金流都能纳入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的范畴。在我国现阶段,体育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由于场馆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二是本地区以外的赛事相关群体为举办地带来的额外消费;三是由于赛事运作而给举办地带来的资金流动;四是本地区经济系统内由于举办体育赛事而产生的额外经济流。此外,体育赛事和举办地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对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影响较大。其中,赛事的规模、级别、类型等都对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有直接影响;举办地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经济发达程度、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因素也对赛事为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有较大影响。第二,体育赛事对城市品牌和形象的塑造。学者们一致认为,体育赛事中所蕴含名称、标识、格言、物理属性、文化内涵、历史特征与核心价值及功能和服务等,是塑造城市品牌和形象不可或缺的元素。就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塑造的路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黄海燕认为,体育赛事对城市品牌和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大量媒体报道、城市直接的广告和宣传、赛事观众的口碑效应以及间接知情者的形象传播四种途径实现的。朱洪军基于城市外部顾客的视角,从大型体育赛事组织筹备的各个阶段分析了大型体育赛事提升城市品牌的路径。孙有智基于城市空间理论,从城市居民的角度探讨了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品牌提升的路径。王艳芳运用传播学的传播过程模式,结合城市品牌的构建理论提出“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品牌的塑造和传播机制”。刘东峰在对西方赛事与城市品牌联合理论以及谢菲尔德市赛事与城市形象塑造实践探讨的基础上,对我国体育赛事与城市品牌联合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
3.较为深入探讨了体育赛事与城市共生发展的问题
尽管体育赛事具有促进城市发展的功能,但并不是所有的体育赛事都能够有效推动城市的发展。黄海燕认为,要使体育赛事能够对城市发展有积极作用,需要重点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体育赛事的战略规划。在赛事的规划中要站在促进整个城市经济、社会、体育、文化等方面协调发展的角度,重点考虑城市举办赛事的时间、节奏、频率,赛事与城市其他产业的互动机制、赛事与其他活动的统筹安排等;第二,体育赛事的选择。在赛事选择时一定要考虑城市特点、文化底蕴等因素,从举办体育赛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对赛事的运行环境、财务、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进行全面的事前评估,确保赛事选择的科学性;第三,体育赛事的运营。不仅各个部门要密切配合,确保赛事能够顺利举行,与赛事密切关联的产业,也要做好准备,抓住举办赛事的良好契机,此外,还要重视赛事的风险管理工作。王婷婷认为,若使体育赛事和城市共生发展,城市就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即安全有保障,体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信设备先进,城市美化和环境保护良好,有成功举办体育赛事的经验。她还认为,在一个城市举办一项赛事要获得成功,也要注重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选择与城市特点具有匹配性的体育赛事、注重城市与体育赛事的特色、实施科学的赛事规划。姚颂平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对体育赛事的选择问题,他认为城市在大型体育赛事的选择过程中应把握“一个定位、四个视角”。张颖慧等人从体育赛事与城市相容性的视角,对赛事与城市相容的原则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赛事与城市相容包含两大原则,即质的原则和容量原则。质的原则包括与城市文化、政治环境和安全问题三个方面相容的原则;容量原则包括投入物的容量原则和产出物的容量原则。
二 城市旅游业理论发展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相比其他旅游领域,在城市旅游领域的研究仍然相对滞后。国外学者到70年代才开始重点关注城市旅游的研究。Stanfield是最早在研究中提及城市旅游业的重要性的外国学者,他在《美国旅游中的城乡不平等》中第一次论述了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但是由于时代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个时期的城市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系统,因而也就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概念。到八九十年代,城市旅游研究逐步兴起,很多学者通过对仅有的统计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预测,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国内,由于城市旅游尚属于一项新兴产业,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欠缺。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旅游业、文化产业、会展业、体育产业等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不同产业间的相融相长,催生了很多诸如文化旅游、会展旅游、体育旅游等融合性的新兴产业,进而带动了很多相关学科开始介入旅游业的研究。但是从研究领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景区规划等方面,而对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吸引力的评价分析、城市旅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讨论较少。很明显,城市旅游业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城市旅游业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以及区域旅游业的重要支撑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
同时,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旅游业涉及自然、人文、管理等多门学科所致的综合性也引起了诸多学科的重视。大多数学者认同城市旅游吸引力主要来源于旅游产品等吸引物,旅游吸引物是构成城市旅游供给的最主要来源。这里所指的旅游吸引物不仅仅是简单地指城市中有形的旅游产品,还包括城市旅游形象等无形资产。根据Jansen等人对城市旅游产品的分类,体育已经成为城市旅游第一要素的一分子。其中,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城市的一种特殊事件,体育赛事也已经成为城市旅游动机的诱因之一。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体育赛事产业的蓬勃发展,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等各方面融合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在双方互动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很有必要加强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互动发展研究,理论指导实践,引导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更好地融合发展。
然而,通过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较国外来说起步要晚些,同时在研究涉及面上也更窄。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旅游的开发和规划、旅游者的实际旅游行为等方面,而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度假旅游、文物旅游、体育旅游等新兴事物较少涉及,且这些城市旅游资源在很多城市的发展也并不如人意。例如很多城市在热衷申办各类体育赛事的同时,却并没有意识到体育赛事与举办地的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互动发展问题,更谈不上各个方面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了,以至于体育赛事等大量相关资源的浪费以及体育赛事发展的步履维艰。
尽管近些年国内外对城市旅游业的研究日益重视,研究手段和方法也日趋多样,但是由于城市旅游自身涉及面和影响面的广泛性,城市旅游某些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主要包括:城市旅游业的社会学影响(包括对体育赛事产业的影响),城市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例如,如何有效地实现与体育赛事业的产业融合),城市旅游国内客源市场的进一步开发(如与当地大型体育赛事结合,共同创造旅游吸引物),具有可操作性的城市旅游宣传推广(如何借助体育赛事来推广等),旅游对城市各领域的影响(如规划体系等)。面对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环境下城市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城市旅游业亟须加强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与探讨,以提升中国城市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强化中国城市旅游业的独特个性特征。
三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相关研究
作为城市更新改造的催化剂和城市旅游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体育赛事近些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通过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就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论证了体育赛事同城市旅游的关系和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的影响又主要体现在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形象的影响、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空间的影响三个方面。实质上,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就源于二者之间的这些影响和关系。因此,本书根据研究需要,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从上述几个方面梳理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关系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体育赛事所具有的多元化特征。前面已经提到,体育赛事因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会对赛事举办地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而作为城市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旅游业受体育赛事的影响亦十分显著。国内外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证等多个方面证实了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之间这种显著的影响关系。
国外学者Getz和Rithchie指出,作为城市拥有的众多旅游吸引物之一,大型体育赛事具有吸引国内和国际关注体育赛事举办地的能力,也具有足以将旅游者从其惯常居住地吸引到赛事主办地的相关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体育竞赛项目、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体育赛事商务活动、为运动会顺利举行而修建的体育场馆设施、赛事观赏、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参与,以及其他与体育赛事相关的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事物等。Mccartney也认为体育赛事作为一种促进观众认识举办地的工具或旅游吸引物的功能日益明显。Jago和Chalip指出,如果事件举办地的各类旅游吸引物(如文化风俗、商业及娱乐活动等)能够与事件活动本身所推崇的价值、主题相吻合,那么,事件的成功举办就能有效促进该地旅游形象的提升。Baulm和Hagan亦指出,作为城市旅游的动态吸引物,体育赛事对旅游城市的季节性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或者延长旅游高峰季节,或者在淡季营造出新项目,从而使“淡季不淡”。在此基础上,James Highama等人以新西兰橄榄球联盟为例,运用访谈抄录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体育与旅游的季节性,得出旅游和体育之间的季节性有着明显的相关性的结论。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动态的旅游吸引物,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城市旅游资源,增强了城市旅游吸引力,而且与原有静态旅游资源形成互补,促进城市旅游吸引物结构的优化升级。如盖宏君和周静言就指出,大型体育赛事会对城市旅游业造成结构性影响,即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可以调整举办城市的旅游淡旺季结构,进一步优化旅游资源季节分配。除此以外,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可以改善举办城市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促进旅游产业换代升级。与此同时,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国际性大型赛事对举办城市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提升亦有促进作用。比如奥运会的举办能加快举办城市的旅游企业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同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加强相关人才培养、改善旅游环境,从而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加速旅游企业的成熟过程。
通过上述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具有多维度的影响,反之,城市旅游业也对体育赛事的各个方面起着相应的作用。Donnelly等很早就提出了城市旅游业对体育赛事具有促进作用,比如旅游市场的开发与繁荣也为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设施、服务等多种支持等。Donnelly还提出,与体育赛事相关的旅游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的体育供应提供了支持。Higham和Hinch通过新西兰的超级橄榄球研究了体育赛事和旅游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指出游客对区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发展似乎与人们观看比赛从而获得了区域曝光或观看有关橄榄球队的媒体报道有关。而国内相关研究目前刚进入初步研究探索阶段。楼诗予通过对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之间互相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发现,旅游市场的开发与繁荣可以为体育赛事的举办地提供设施、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支持,同时常规性城市旅游的发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举办地提供客源保障支持。
但总体而言,在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关系的研究上,大部分的研究都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对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之间的“单向”影响研究居多,只有小部分学者分析了城市旅游对体育赛事的作用。而且,这种“单向”影响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上,就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形象和城市旅游空间影响的分析相对较少。值得欣喜的是,体育赛事作为城市旅游贡献者的角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肯定。目前,通过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来促进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正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二)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研究
在上述体育赛事与城市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经济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但是,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就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奥运会上,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大型特殊事件能带动举办地旅游者数量的增加,而且这一增加的积极影响的大小取决于该事件的规模与显著性水平。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奥运会对中国旅游业的推动作用之一就是迅速提升了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奥运会能促使旅游者尤其是国际游客数量的剧烈猛增。郭瑞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中指出,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商业开发和运作在奥运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主办国政府和企业也相应加大了宣传力度,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焦奥运会并且亲自参与到其中来,就这样为举办地带来了数量庞大的客源量。
除了在短期内吸引大量观光者方面的作用之外,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长期的贡献也逐渐得到学者们的肯定。Jackson和Weed指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能推动城市旅游支持系统的完善,同时能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体育赛事和城市旅游互动发展对本地居民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能改善基础设施。其中交通灯、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升级对于举办城市的旅游业来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Bone结合经济规模的倒“U”形曲线指出,无论是赛事举办城市居民还是观众游客都有对高品质设施的需求。以北京为例,北京在筹办奥运会的几年间投入巨额资金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硬件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此外,北京为奥运新增的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设施及场地在奥运会后也能作为健身或游乐场所加以利用,丰富了北京的生活与旅游资源。除此之外,北京还新建了一些郊野公园等以更好地满足旅游者娱乐休闲等需求。姚颂平等人以东京奥运会等多届奥运会为例,提出举办城市为了赛事的成功举办,往往会在赛事之前的筹备阶段就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且主要投资方向就是与经济发展、旅游发展有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机构还就奥运会以外的其他类型的体育赛事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例如,《2007墨尔本世界游泳锦标赛报告》中指出,这届世锦赛超过了2003年巴塞罗那举办时所创造的20.5万到场观众的纪录,在两周的赛事里,有来自167个国家超过2150名运动员齐聚墨尔本,总计达到了21.9317万人。此外,通过电视转播和各类新闻媒体的报道,全球有超过10亿的观众看到墨尔本世锦赛的画面,间接推动了维多利亚州旅游经济的发展。《2008年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经济影响分析》报告采用在赛事期间对1450个现场观众调查和支出模型RIMS II经济乘数对南加州体育赛事评估的方法,分别估算了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U.S.Open Golf Championship)对圣地亚哥旅游经济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最终结果由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数据显示,总的直接影响为7362万美元,由此也产生了6846万美元的间接影响,总体财政经济影响达到1.4208亿美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一定程度上的论证,同时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主要体现在体育赛事通过吸引短期观光者为举办地提供客源支持和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旅游支持系统、提高城市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两个方面。但是,就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之间互动方式,即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式的专门研究十分欠缺。鉴于此,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深入分析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的互动方式,以期补充和完善该领域的理论体系。
(三)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形象的发展研究
1.体育赛事形象与城市形象的定义
对于“形象”这一概念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且广泛出现在各个领域里。当时,“形象”的普遍定义是“人们对于一个事物所有印象中的几个特定印象进行创造性的深化、修饰和重组以后形成的一个主观性、态度化的构造”。
在体育赛事领域,体育赛事的形象普遍蕴含在名称、口号、Logo、文化内涵、历史背景等各个方面,所有这些构成要素都是体育赛事之所以能够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就体育赛事形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孙健等人认为,体育赛事形象是指公众对体育赛事的各个方面综合主观评价的集合,以及体育赛事组织者结合组织目标,通过体育赛事所获得的影响力提升等利益的预期设计。体育赛事的形象主要通过公众的反应与评价来进行衡量,通过体育组织的全方面科学管理与组织实施来实现。李进指出,所谓体育赛事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心理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式和表象姿态。赛事形象即基于赛事的基本属性、蕴含并倡导的赛事价值和所坚持的赛事宗旨等而专门设计和使用的,能够引起人们符合赛事理念、感情、价值和宗旨的心理联系和思想活动的各类感知觉要素符号,包括基本色彩和各种相关的视觉图形符号等。Gwinner尝试过定义特殊事件形象,他认为,特殊事件形象是由一系列的内外部因素共同形成的,是一个特定的细分市场对于一项活动总体的主观的看法。然而,Kaplanidou和Vogt认为,Gwinner的定义并不适合于体育赛事,因为该定义忽略了体育赛事具有竞赛、社会性、技能要求等特点。他们认为体育赛事的形象是体育旅游参与者对于体育赛事的组织、环境、体育活动、社会性、满意度和情感参与的综合反馈。本书综合考量上述研究成果认为,体育赛事形象是一种主观的认知。它是赛事组织者运用各种方式附着于体育赛事之上,通过体育赛事的申办、宣传、举办和后期全过程中展现出来,最后通过赛事参与者的思想、心理和情感的吸收及整合后得出的主观评价。
关于“城市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城市形象理论的发展史上,美国的著名学者Kevin Lynch是个不能被忽略的人物。作为城市规划专家,Lynch首先提出了城市形象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城市设计与规划中。他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物质环境的感知以及形成的心理意象,即外部世界的主观反应,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城市形象的构建过程是一个城市环境和城市居民互动的过程。他还抽象出了城市形象的五个构成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但遗憾的是,Lynch将城市形象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物质形式。Lawson和Bond-Bovy将城市形象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于某个特定地方的认知、印象、偏见、想象和情感的总体评价。Milman和Pizam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于一个地方的普遍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印象。Ashworth和Kotler从城市营销的角度对城市形象进行了论述,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某一城市的信念、观念和印象的总和,是人们对城市相关信息的联想与简化,是人们对城市大量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和提炼的产物。张卫国等人对城市形象的定义几乎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城市形象是城市给予人们的综合印象和观感,是城市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心理关系,具体指一个城市的内部公众对该城市内在的综合实力、外显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然而他们将城市形象的受众局限于城市内部公众,忽略了外来人群甚至从未来过该城市的人群对于城市形象的感知。还有些研究从广义和狭义来定义城市形象。广义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外在表现,是反映一座城市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明数值和特色风貌,也是给予社会公众或来访者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狭义的城市形象是指由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环卫和生态保护等城建部门所塑造出的有形的、物化的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自然环境风貌和人工建设风貌的复合展示,也是它的历史发展状态和现实建设水平的综合体现。通过以上文献分析,本书认为,城市形象应包含三层含义:首先,城市形象资源丰富,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具体来说,城市的自然环境、人文资源、历史文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政府政绩、市民素质、文明程度等都是城市形象的构成要素;其次,和赛事形象一样,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形象资源的感知与印象,具有主观性;最后,城市形象的目标受众广泛,包括城市的居民、旅游者、投资者、商旅人士等所有与城市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
2.体育赛事形象与城市形象的构成与衡量
(1)体育赛事形象的构成与衡量
放眼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于体育赛事形象的衡量都没有明确、成熟的方法。不过有学者建议运用城市形象的构成因素来测量体育赛事形象,并提出从情感、认知和意动等角度对赛事形象进行衡量。例如,Koo et al.及Lee和Cho曾提出从情感和认知两方面来测量体育赛事形象。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衡量体育赛事形象的框架体系。有极少数学者尝试过从体育赛事形象概念的角度来确定体育赛事形象的衡量指标。例如,Kaplanidou等从情感、组织结构、环境、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和物理表现等六个赛事属性,定量地测量体育赛事形象。细究这些指标同样可以归类于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即Gwinner提出的体育赛事形象包括三个部分:赛事类型、赛事特征和与形象有关的独特因素,然后从这三个维度对体育赛事形象进行定量测量。赛事类型指的是该赛事是体育活动还是文化活动。赛事特征包括赛事的规模、地位、历史、场馆情况和宣传包装。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没有提及旅游者的主观感受。不过,Gwinner还指出宏观层面的因素同样会影响体育赛事的形象,例如体育赛事的规模。Maening和Feddersen认为城市形象的宏观层面是体育赛事形象构成的重要部分,具体的指标可以包括娱乐设施、文化名胜、基础设施、体育场馆等。
综上所述,体育赛事形象的衡量可以从旅游者的主观感受(即情感因素)和赛事举办城市的宏观概况(即认知因素)两大方面进行。
尽管学者们在“城市形象”这一概念的理解上争论不休,至今未达成一致的定义,但在城市形象的构成因素上似乎不谋而合。城市形象的研究者们最先提出了认知形象,并且较长一段时间内将其作为城市形象衡量的唯一维度,而后才逐步提出了情感形象和意动形象。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研究与推敲后,学界将城市形象的构成分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及意动形象。认知形象是指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看法与观点;情感形象,顾名思义,是指人们对于一个城市的情感上的好恶;而意动形象指的则是人们的意向,比如是否会选择再次来某个城市旅游。
(2)城市形象的构成与衡量
城市形象的衡量通常是将城市形象的维度分解成多个指标来进行的。而城市形象的维度和每个维度下的指标则因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有些差异。Russel等在测量旅游者对其旅游目的地的效应时建立了一个环形结构模型。该模型只涉及情感形象,包含两个双向指标:①愉悦-不愉悦、振奋人心-枯燥无味;②激动人心-情绪低落、轻松-压抑。Fakeye和Crompton在研究“城市形象是怎样在游客心中形成的”时调查了城市认知形象的五个指标,分别是社会机遇和吸引力,自然和文化的舒适度,住宿、交通和基础设施,食物、居民的友好程度,酒吧等夜间娱乐设施。Echtner和Ritchie发现城市形象具有功能特征(如风景、设施、活动和住宿)和心理特征(如市民友好度和城市氛围)。功能特征主要指有形的(认知)方面,心理特征则侧重于无形的(情感)方面。这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城市形象包括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理论是一致的。与此相类似地,Baloglu和Brinberg通过一个多维度模型方法检验了Russel等的模型,证明了双向情感指标能够为旅游业研究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同时,Baloglu和Brinberg还发现综合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比单单考虑某一城市的认知形象更好地解释了旅行者对该城市形象的感受。Chalip等在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城市形象的测量中包含了9个认知形象指标,分别是发展环境、自然环境、价值、观光机会、风险、新颖性、气候、便捷性、家庭环境。为了确定新加坡城市形象的测量模型, Hui和Wan针对入境旅游的游客开展了一项调查,确定了8个认知形象指标:休闲和游客舒适感、购物和食物、当地居民及夜生活、政治稳定性、冒险(或奇遇)与天气、文化、整洁、个人安全与舒适度。另外,还有很多研究采用了认知-情感形象模型来测量城市形象。Baloglu和McCleary研究了“在实际旅行中城市形象是怎样形成的”。他们运用了三个认知形象指标(旅游质量、风景名胜、娱乐设施)和两个双向情感指标(愉悦-不愉悦、振奋人心-枯燥无味;激动人心-情绪低落、轻松-压抑)。为了检验2002年世界杯对韩国形象的影响, Lee等建立了五个指标的模型,对看过三场2002年世界杯比赛的观众和游览过韩国著名旅游景点的外国游客进行了调查。这一模型是由四个认知形象指标(吸引力、舒适度、消费情况、异国氛围)和一个多级量化的情感形象指标组成的。
从上述研究成果分析看来,城市形象的衡量应当同时考虑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因为城市形象是旅游者对于城市的认识和感受的集合。认知形象包括公共设施、服务质量、自然、文化、活动及氛围等;情感形象则需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和研究目的来选择和确定。
(四)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研究
1.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研究
旅游空间系统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物质载体,旅游空间本身并不是处于静止状态,而是动态变化过程,是伴随着旅游者数量、旅游地开发的程度等变量而不断进行演变和优化的过程。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利于对旅游地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划。
西方有关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起步要比国内早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旅游空间基础理论的研究。Miossec和Gormsen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出发,研究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并结合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综合考虑。Hills、Lundgren、Lundgren以及Britton建立了关于核心—边缘理论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他们强调了在旅游行为中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Gunn建立了目的地模型,其认为一个完整的旅游空间系统由吸引物组团(attraction clusters)、服务社区(community)、对外通道(cir-culation corridor)和区内连接通道(linkage corridor)四方面的要素构成。在这四大要素中,吸引物组团(景区)的等级和吸引力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吸引范围;对外和对内通道状况分别决定了景区和社区的可达性;社区提供服务的好坏决定了旅游服务的质量。
旅游流模式与空间结构的研究也受到了西方学者的重视。国外旅游流模式研究有两类,一类强调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流模式,一类是强调旅游客源地的旅游流模式。国外关于目的地旅游流的模式有两个代表性流派。一派是美国学者Gunn提出的目的地圈(tourist destination zone)模式,其认为目的地带是旅游吸引物的集聚,使旅游者通过联系通道与居民地服务中心社区实现产品消费。阐明了旅游流与吸引物、旅游通道和社区的关系,给出了区域旅游的一种理论模式。另一派是澳大利亚Dredg博士在Gunn的基础上提出的目的地区域模式(destination region),认为目的地是指旅游者选择访问并至少停留一夜的地方,在该地方旅游者可以获得预期的旅游经历。其模式强调目的地具有一定的区域,同时突出目的地区域交通口岸的位置,指出交通口岸目的地与旅游交通的连接体,在区域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研究中应当重视交通口岸。
国内旅游空间结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演化与优化这三方面。首先是旅游空间结构模式分析,主要研究空间分布、空间格局。卞显红论述了城市旅游空间结构6种基本要素,包括城市旅游目的地区域、城市旅游客源地市场、绿旅游节点、城市旅游区、循环路线以及城市区域出入口通道。在对各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城市旅游发展空间规划布局模式,即单节点城市旅游空间模式、多节点城市旅游空间模式以及链状节点城市旅游空间模式。张凡在《西安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初探》一文中从旅游节点、通道要素、域面要素、城市旅游客源地市场四个要素,对西安旅游节点、旅游交通现状、区域发展实力及旅游客源地域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给出了西安城市旅游空间结构及规划布局模式。闫友兵从理论上首次对于旅游圈进行了探讨。其认为,旅游圈是为了获得最佳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协作区域,是一定区域内各种旅游经济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区域空间组织形式。1999年颁布执行的北京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就是对城市旅游圈层空间布局模式的一次成功应用。在该规划中,北京市的旅游功能分区规划被划分为3个圈层,即中心城区旅游圈、近郊旅游圈和远郊旅游圈。
其次是旅游空间演变研究,主要研究空间结构构建和空间结构演化问题。如高勇善在《青岛市旅游业空间布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中提出了青岛市旅游空间一体化网络开发模式和“一带三圈”的总体演变趋势。熊伟以“六运会”、“九运会”、亚运会对广州市城市空间的布局做了深入分析。其认为,筹办大型的体育赛事活动,调动了各方面的资源及能动性,往往会促使城市在常规发展阶段实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活动,从而对城市空间和景观环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广州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不断推动城市的发展与进步。1987年“六运会”的举办加速了天河新城的崛起,使广州突破了围绕旧城过度集聚发展的空间结构,实现了城市的快速“东进”。2001年九运会扩大了广州的城市规模,促进了城市的功能提升与品质改善。2010年亚运会的筹备使广州形成了“两心一走廊”的多中心城市结构,实现了城市核心区域的“南拓”。
最后是优化研究,主要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提出空间结构合理优化建议。孟庆娇通过对哈尔滨市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现状的分析,利用点—轴系统理论模型研究哈尔滨市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演变的过程,并根据分析结果对哈尔滨市优化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提出114式空间格局的设想。
整体而言,国外就城市旅游空间的研究较为重视,成果也较多,而国内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依然集中在传统旅游领域,对体育赛事旅游等新兴事物的研究十分有限。因此,本书围绕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问题,将重点探讨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空间的影响问题。
2.体育赛事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影响研究
体育赛事对举办地产生多维度、多领域的影响,对城市旅游空间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有关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空间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于此的研究并不多,国内学者多从大型节事活动的角度进行旅游空间的相关研究,总体可分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对大型节事活动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影响表现的研究。首先,体育赛事的举办吸引大量体育旅游者来举办地参观、旅游。大量旅游者的进入对举办地对城市功能空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旅游节点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吴国清认为大型节事对城市旅游提供的可预期的巨大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标志性场馆的兴建等将城市的各类资源调动起来,成为城市旅游发展的“调节器”。孙有智从城市居民的角度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了研究,其认为,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拓展了城市功能空间,促进了城市社会空间的融合,扩大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文化空间,优化了经济空间。其次,随着某旅游节点的不断发展,可能形成新的旅游增长极。吴国清认为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形成以世博会标志性场馆为中心的上海都市旅游新增长极。再次,随着大型节事旅游空间的不断发展,将影响城市旅游空间的布局,加快城市旅游空间的更新与扩大。冯淑华认为会展旅游有利于将城市游憩带“生地熟化”,通过会展旅游空间的扩散,形成会展旅游空间与城市游憩带外延空间的耦合,从而进一步加速城市游憩空间的外延与成长。最后,当大型节事旅游空间不断成长为一个标志性的旅游吸引物,其影响力将会大大提升城市旅游空间的形象。孙有智从城市居民的视角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其认为,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有效推动了城市品牌的提升。吴国清认为,大型节事的强大号召力,对媒体报道的吸引力,与主办城市形象的结合使大型赛事成为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的“催化剂”。其对城市形象的改善作用,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及对城市旅游整体发展程度与质量起到“指示器”的作用。目前西方国家就大型体育赛事对建立城市或国家形象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究,另外对城市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等的影响也极为关注,在对以上两方面影响整合的基础上提出城市重建(Urban Regeneration)概念。Schimmel从美国城市社会状况为介入点,印证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后工业时代美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Harry H Hiller在此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究,从城市形象的建立与宣传、城市经济转型、城市休闲消费的促进、多中心大型城市的建设及城市安全的巩固五大方面具体阐述了举办奥运会对城市实现城市重组的作用。虽然众多研究都表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的软件和硬件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国外研究偏向于认为大型体育赛事仅仅是城市重建的加速器或催化剂,而非引擎,城市的发展与转型依旧取决于自身的长期发展规划。而其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则是体育场馆设施的赛后利用问题,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新建的体育场馆若不能正确、充分利用,或将成为城市风景线上的一个污点,甚至成为城市经济的负担。
第二,对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路径的研究。综观大型节事活动城市旅游空间发展路径研究相关文献,大型节事活动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的路径研究对象主要围绕为节事活动新建的场馆,研究方向多在场馆的区位选择、区域节事活动空间发展这两个角度。部分学者从理论与实践、定量与定性的角度综合考虑了节事活动新建场馆的区位选择问题。黄凤娟以各项赛事总收益、各项目对场馆的适应程度、新建场馆带来的社会效益、新建场馆所需花费的资金四个方面为单个场馆的规划建设建立了数学模型,并采用优化软件CPLEX11.0对随机产生的算例进行了求解,通过改变赛事的时间跨度和投资限额,研究了这两个因素对决策问题的影响。田至美根据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方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提出了体育服务设施空间组织优化问题。其认为,体育服务设施的建设要充分考虑“体育地方”及其等级序列,体育产业(服务业)的门槛人口及体育的空间需求。对于场馆建设区位选择的研究也在不断细化,不仅有关于场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出现了场馆建设科学评价的标准研究。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着重于节事活动空间发展现状的研究,对国内外不同城市节事活动空间发展的现状做了一定的总结,宏观研究从时间、空间、活动主题的角度出发,微观研究则以节事活动新建场馆为主体,从其数量、面积、布局等方面体现其空间发展的现状,充分运用定性及定量的研究方法,并涉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地理软件的运用。付兰描述了长沙市体育产业空间布局的总体情况:以长沙市体育新城、新世纪体育文化中心以及两者之间沿着长沙城市发展方向,形成了长沙市体育产业设施的发展轴,而长沙河西依托高校的体育设施形成高校体育产业带,由此构成了长沙市体育产业的“两点一轴一带”的空间总体布局现状。戴林琳利用波士顿矩阵分析方法,将北京郊区10个区县节事活动举办情况划分为明星类、幼童类、瘦狗类、金牛类等四个象限区间,将京郊节事旅游发展空间分布的特征定量化。
第三,对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是指决定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路径的因素。这种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通过举办大型节事活动的场馆建筑产生影响。众多的学者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对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从宏观角度来看,研究主要针对所在举办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特征;从微观研究来看,研究主要针对节事举办场馆的区位条件、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交通条件是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原玉杰认为影响体育场馆布局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经济、社会、技术因素这两个方面。朱丽娜认为山东省地级以上城市体育场馆布局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大型赛事举办情况密切相关。戴林琳在波士顿矩阵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分层设色等分析方法,总结出京郊区域乡村节事地域分布的特征:地域分布异质性、节事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正相关性、节事类型地域分布与城市旅游功能分区的一致性。
第四,关于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模式的研究。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模式是指在大型节事活动举办的影响下,该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发展路径。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以点-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大型节事城市旅游空间模式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做了相关研究。综观相关文献,一般的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模式是以一项大型节事活动拉动一主要旅游节点的发展,逐渐形成单一中心的旅游吸引物。以单一中心拉动周边旅游空间的发展,最终形成双中心旅游空间互动发展,多中心旅游空间聚集体。邢亮以山东为例,提出了区域体育旅游空间布局结构的三种模式:“核心-圈层”模式、增长极模式、“点-轴”开发模式。李亚青认为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主要有单核外溢、多核联动、核带面、能量分层、网格链态五种成长模式。部分学者认为,在大型节事活动旅游空间发展模功能需要的空间,其发展模式是有差别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空间发展模式的合理规划,同时在分析体育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成长机制和模式的基础上,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深入探究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产业链模式和绩效评估方法,弥补在赛事旅游主体功能区成长阶段、成长机制、成长模式、产业链延伸模式、产业链延伸瓶颈等方面的研究空白。高娜等认为奥运主要赛区布局可以划分为内聚型、外拓型和内聚-外拓混合型三种模式;从纬度方向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是内聚型模式,从经度方向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是外拓型模式,从经度和纬度两个方向作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是内聚-外拓型的作用;北京市旅游空间结构呈核心边缘明显的环带状布局模式和成轴向延伸态势;奥运赛区布局从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极化与模糊化和旅游发展轴的提升两方面对于北京城市旅游空间结构产生了影响。
四 小结
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还不成熟,尚处在探索研究阶段,还没有形成可以借鉴的成熟理论和方法体系,面临着许多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讨和完善的新课题。虽然现有研究对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在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经济、城市旅游形象、城市旅游空间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但一方面,现有成果还只是对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问题的局部研究,缺乏对整体理论框架的探讨;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体育赛事和城市旅游的发展环境以及背景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中,并且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和背景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发展经验。因此,现阶段我们很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实际需求,构建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体育赛事与城市旅游互动发展的模式,以期科学指导赛事举办城市统筹考虑赛事与旅游业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