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今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地区焦点、难点问题不时出现；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出现逆全球化潮流，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处于徘徊阶段，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尽管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但全球仍缺乏持续强劲的有效需求。2015年底我在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全球要事报告》中，曾指出“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使全球经济成为一体，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当是告别旧时代，走向新的时代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下，全球发展战略亟须重大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传统的各国奉行的以邻为壑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需要重新审慎，放在全球背景下来考量，并在做好预判，有能力管好预期的情况下，出台各项战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九年多，但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科技在进步，生产率在提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为特征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形成，为什么经济危机的影子常年萦绕在全球上空？短期来看，还是供需出现了不匹配，既有数量的不匹配，供大于需，也有结构的不匹配，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分配结构。一方面，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美国页岩气革命，互联网、智能制造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表现在供给端产能过剩；而另一方面，由于政策不恰当、收入结构不合理带来的需求不足。中长期来看，是当前所处的时代特征与政策制定者的惯性思维出现了错配。正如2015年10月，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长文中提出，全球经济战略亟须重大改变。全球经济战略是在发生变化，但远远还达不到重大转变的程度。在一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各国发展休戚与共，利益相关。一国或地区出现问题，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无法独善其身。同样，一国或地区繁荣发展，也会给其他国家或地区带来正向溢出。但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政策确局限于一隅，“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系列的“退出政策”加剧了这一趋势。

英国脱欧、美国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都预示着全球化需要改革。全球化不会退步，而是在改革。当前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不平衡。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加深过程中，有的国家感觉利益得到的不如预想的多，有的群体比另外的群体得到的多。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最具体的症结在于跨国公司。目前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导致了国家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也就是跨国公司背后的财团攫取了全球化最大的利益。特朗普之所以提出要对总规模达逾2.6万亿美元的美国公司离岸收入征收10%税率，背后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未来全球化会进步，进步的方式是如何创造更好的有利于平衡的跨国公司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

中国在过去融入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是仍然要看到，从价值链的角度，中国的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低端。未来，要向更高水平迈进，首先就是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提高产品附加值，来自三个要素：人才、技术和品牌。要促进这三个要素的发展，就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做十九大报告时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并明确提出了参与全球经济的新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对十九大报告的深入学习，特别是对“开放”领域的认真研读，结合作者近年来对“开放型经济”领域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形成了本书的总体框架、篇章布局和相关论点。

很多人对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贡献。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林为中欧全球治理合作、中欧能源与气候合作等部分提供了资料支持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的杜靖文为国际产能合作、负面清单、全球制造业等部分提供了资料支持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史晨为人民币国际化、负面清单、全球制造业等部分提供了资料支持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吴双双为全书做了出色的整理和编辑工作。

张焕波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