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约瑟对科学史的理性重建

本章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学哲学家一直拒绝社会学对科学知识领域直接介入，拉卡托斯对内外史的区分、劳丹对社会学“不合理性假定”的再限定，都主张在合理性原则下对科学史进行“理性重建”。萨顿的综合科学史研究纲领、柯瓦雷的科学观念论、默顿范式下的科学史在内外史二分的格局下对科学史进行“理性重建”。这种编史立场也体现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在“百川归海”的普遍主义科学观下，内史方面，李约瑟按照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对中国科技进行清理分类，以精致的合理性标准仔细甄别，将处于前科学状态的中国古代科技依次“显影”，在此基础上，寻找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思想观念对科技的促进与阻碍作用，认为中国科学并未迈进与数学和实验相结合的“精确世界”，而是处于原始理论的“模糊世界”。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内部思想因素的阻碍与近代科学的产生并不必然构成因果关系。按照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当内部主义的合理性标准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时，社会学便可进入解释范围。李约瑟认为，一旦具备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思想的各种限制因素都可以克服，从而在中国引发科学革命。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病因”是缺少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这一解释从外部维护了合理性标准下的科学普遍性。